1972源于高峰的感动
我的家乡高峰距定西城区35千米。流域面积73平方千米,为全区流域面积最小的乡镇。地势北高南低,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大山成了渭河和黄河的分水岭。
高峰乡西接临洮县漫洼乡,南与渭源县秦祁乡接壤,东、北两面被内官营镇的南阳、瓦窑湾、董家湾,锦花、文山、陡寨等村环拥。南北狭长的地带似乎被内官营镇董家湾村、锦花村,以及临洮县漫洼乡的百花、红庄两村拦腰轻轻一挤,变成了一个无柄哑铃状,就像是一个隆起的孤岛,镶嵌在安定区的西南边陲。
这里的黄土层中夹杂着红壤、黑壤,山山峁峁随处可见到古地中海沉积、隆起的海底卵石沉砂的层状分布。安定区博物馆中珍藏的古生代的蕨类化石和中生代鱼类化石就出土在高峰乡的红沟山。
这里有安定区海拔最高的地方(康家窑山嘴2577.3米),全乡平均海拔达2480米。年平均气温4.5℃,无霜期只有111天(上世纪七十年代为93天)。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严酷的自然环境成就了高峰人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勤劳的家乡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奇迹。
或许是造物主的怜悯,抑或是自然界的鬼斧神工,狭长的南北两头各有一峡谷,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气势,南为白马峡,北为石门砊,两峡遥相呼应,造就了高峰藏风聚气,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白马峡内有一山洞深不可测,据说洞内朔风森森,人莫敢入,是传说中的“白马天子”修行的地方,当地人也称其为“白马洞”。峡谷内有大量的优质大理石,据勘察,其储量相当可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办乡镇企业时,高峰乡曾在此地开办过大理石厂,但终因技术、资金、设备等原因关门大吉。石门砊峡内怪石嶙峋,山清水秀,植被良好,是安定区唯一的可开发利用的自然旅游资源。神秘的石门砊留下了许多的传说:牛蹄子窝、小女人脚印、拐杖印、弥爷塔、背斗石等,六字真言“嗡、嘛、呢、呗、咪、哞”的石刻为安定境内唯一被发现的藏文化遗存。明肃王驻兰州时,曾在高峰乡西南部圈地牧马,在北部山头上筑堡,挑选向朝廷进贡的马匹,留下了马营、贡马两个地名,作为村名流传至今,马营、贡马的遗迹至今仍清晰可辨。
高峰在解放前属皋兰“飞地”,我的父辈们常说起他们给皋兰担着交粮草两天一夜一个来回的往事。
我曾经诅咒过这里山的高大,地的瘠薄,也常常慨叹我的父辈们所走过的崎岖的山路。这几年,我因业余爱好而跑遍了全区各乡镇的山山岭岭,与北部乡镇的山相比,我才明白家乡的山根本就不叫个山；与北部乡镇的荒凉与干涸相比,才明白家乡真的是不负“陇上九寨”的盛名。
“麻地三湾和尚泉,多见烟雾少见天。”
“能叫高峰烂,不叫全县旱。”
“地无三亩平,天无三日晴。”
这些民谚用来形容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高峰的气候一点也不为过。由于海拔高,雨水多,气温低,庄稼的生长缓慢,秕稞多,产量也低。那时,农历十月天收割麦子也不足为奇。我的生日在农历十月,上小学时,有年到了生日那天,为了能早一点吃到生日的白馍,向老师请假回家,而父母还在地里收麦子……春天播种时,雨雪连绵,难以下种的现象也很普遍。1988年,我到城区学校进修,那年春天,高峰雨雪连绵,不能下种,而鲁家沟的一位同学说他们那里春旱,地干着不能种……
记忆中1972年春天的雪特别多,春风一过,天气渐渐地暖和起来了,再过几天就可以开耩了,但满天飞舞着的雪花夹杂着雨水却不合时宜地洒落在地上,那鹅毛般的雪花还没落下来就消化了(乡亲们称雨雪交加为“油泼蒜”,对于这一称谓的来历也许很难考证出个子丑寅卯来)。眼看到清明了,老天好像没有放晴的迹象,庄稼自然是不能下种。“清明过后谷雨谷,种了胡麻迟了谷。”况且还没插耩子,麦子都没种一点呢。
公社(1983年改称“乡”)的干部们好像比社员们还急,天不亮就踩着泥泞,步行跑到生产队上了,我们那里又是高峰公社最远的地方,当一个个“雪人”出现在生产队时,人们也都习以为常了,那些年月,干部们的吃苦精神还真是令人佩服。他们来了,中午就由队长安排到随便一家吃了午饭,然后掏四两粮票,付两角钱,主人也不推辞,因为这是规定。
但干部们来了也是白来,谁也当不了老天爷的家。眼见得是要“失农”了,汉子们三五个一伙,阴沉着脸抽着老旱烟锅子,呛人的烟味弥撒在屋檐下、牲口圈棚里,或是谁家的高房里。女人们更是一改往日叽叽喳喳的热闹,唉声叹气地摆弄着手中的针线。对于农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失农”更严重的了。一股悲怆的气氛笼罩在山村的上空。
高峰公社即将“失农”的情况很快反映到了县上。县上也一边召开会议研究,一边把情况上报给地区。当时民间还盛传一则笑话:地区有一个从南方大城市来的领导不了解情况,说让老百姓撒上草木灰了再种,而另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本地领导怒道:“放屁!”这当然只是个笑话。只是说明这一情况确实引起了县上和地区领导的高度重视。
县上开会商议的结果是:一旦天放晴了,由县上组织鲁家沟、口、城关、内官、符家川、西巩驿等公社水川区的社员帮高峰公社种庄稼,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高峰真的“失农”。
于是,一条简单的政令迅速地被传达到相关的大队和生产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时的什么好像都很简单,没有实施方案,也没有预案什么的,一句话:“高峰的社员们天下着种不上庄稼了,需要我们帮着种去。”接到通知的社员们默默地收拾起了行装,检修好了农具。各大队也确定了大队主任或大队支书带队,各生产队也确定一名队长或副队长带队,随时准备出发。他们没有向上级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计较报酬,也没有考虑路途遥远、人与牲口的付出,心里只想着赶紧帮高峰的这些弟兄们把庄稼种上,把远在他乡的不认识的社员们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这种精神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高峰公社各生产队的社员们也纷纷做好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帮助自己种田来的客人的准备:拿出了家里最好的被子,毡上的炕土抖了一遍又一遍,屋子里打扫了一遍又一遍,牲口圈填上了干土。那时,我那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的乡亲们在那封闭、落后的环境中生活着或是生存着,大都没见过世面,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认为火车是有轮胎的,轮胎破了火车就不走了,需要补好了才能走。所以也就有某知青请假探家、超假好几天,却给队长说他帮着补火车胎,所以耽搁了。那队长不但给记了工分,还被当作做好事的典型在大会小会上表扬的笑话。即将到来的一方面都是大山外面的人,是见过世面的；另一方面人家什么都不图,帮咱们种田,就是最尊贵的客人,理应得到尊重。
当时,高峰公社的领导也在请示了县上领导后决定:各生产队从队里的储备粮中拨付来人的口粮,从队里的储备草和牲口料中解决牲口的草料。总之,一定要安排好这些客人的生活,照料好他们的牲口。
于是,社员们领来了储备粮中最好的麦子,也领来了为数甚少的清油,连夜将麦子铺到热炕上,炕干后在石磨上磨成白面,尽管白面在当时实在是稀缺,但大家都知道,那是给客人准备的,谁也都不能动。家里的孩子被一再地要求,有客人吃饭时都到外面玩耍,不得进屋。
或许是上下一心的努力感动了上苍,或许是天下得不耐烦了,终于,老天露出了笑脸。于是,被抽调的社员赶着牲口、驮着饲料、扛着农具,在带队人的带领下,一路上马不停蹄、浩浩荡荡地涌向高峰。高峰公社上到革委会主任,下到普通干部早已等候在岔路口,按照安排引领社员们到达各自帮种的生产队。一般是一个大队帮助一个生产队。
到达后的当天或第二天,就在当地生产队长的安排下开始种田,谁想到新的问题来了,这些来自水川区的牲口竟然在陡地里不会耕地,任你怎么吆喝就是不拉犁,于是本地的牲口耕种陡地,外来的牲口耕种平地。地头边上有悬崖的,牲口和人一样战战兢兢,引来不少的笑话,那种几十对牲口耕地的轰轰烈烈的壮观场面着实让人心潮澎湃。晚上,这些客人被安排在农户家,吃着队里的白面,而主人依旧是自家的杂粮面饭,于是互相推让,演绎着人与人之间最为淳朴的真情。
当时县上统一规定帮扶十天。因为有十天,夏粮就都种结束了。那是最紧张的几天,生怕老天不知趣,再下一场雨雪,那可就真的“失农”了,所以帮扶者和自家人都是“早晚驾”,即上下午都种地。快结束时,这些外来的帮扶者都已经自觉地融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中。他们歇下牲口后和当地人一起铡草、喂牲口,挖土填圈,甚至帮主人家拾柴挑水。把自己的白面口粮和在主人家的杂粮中,吃着一样的饭,喝着罐罐茶,抽着旱烟锅子,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什么救世主,而是家庭里普普通通的一员。农民的勤劳与朴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真切。所以,当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就要回去时,和送行的人依依惜别。许多人家在多年后还常来常往。也有个别的成了亲戚。
这几年,我一直在试图为那段历史做一点什么,所以也陆陆续续走访了一些当年的参与者,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明显地感觉到那些参与者对当年的那种经历的留恋,也是对那种人世间最无私、也最纯真的感情的眷恋。是的,那些年,人们大都过着烂包的光景,大多数情况下吃了今天的,不知道明天的口粮在哪,但人们的那种乐观、那种无私、那种坦诚真让人回味无穷。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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