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地间绽放，朴实无华，又给人送去温暖的棉花，在夏津有个特别的称号，叫娘花。棉花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农人，像亲娘养育孩子。在那些特殊孩子们的眼里，袁敬华，就是一朵

大众日报 2020-08-30 09:51 大字

□ 戴玉亮

2020年7月14日，夏日炎炎，空气有些黏稠。上午10点，我驾车从济南出发。此行的目的，是采访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和校长袁敬华。一路上，我的大脑如搜索引擎一般，快速闪过关于袁敬华的相关信息。

为了两个同村的聋哑小女孩不被他人瞧不起，她爱心冲动，1992年9月起，在家里办学；1998年，在村里建起一处正规学校；2002年，学校搬到县城；2012年，学校迁至现址，规模越来越大，有了康复医院、托养中心，并新办职业中专一所。

2003年，年仅27岁的袁敬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她又连续两届当选。她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三八红旗手。她还获得过联合国颁发的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

一个贫穷地区、贫穷农村人家的花季少女，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据说在办学最困难的时候，她上大街贴征婚启事，谁要是给她盖一所学校，就嫁给他。虽然古有武训靠乞讨办学，但现在“典身”办学这种事，是真的吗？我心里的问号一个接一个。

联系袁敬华的过程并不顺利。第一次，她表示欢迎。第二次，她说外出学习，一周的时间。一周过后，我微信联系袁敬华时，她当天没有回复。第二天，我再次联系时，她说“一会儿回复”。之后，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自报家门是夏津特教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说采访可以联系他，但袁校长最近非常忙。

第一章：孩子们说

7月14日下午，夏津特教学校办公室的张恒，开着一辆跑了9年、30多万公里的本田雅阁，接上我，来到学校。在郭翠红老师的带领下，我先来到康复楼。郭翠红说：“受疫情影响，学校6月18日才开学，7月6日又放假了。多半学生放假回家了，留下来的，都是需要持续不断治疗的。现在，还有近200名孩子，半天在康复楼治疗，半天到教学楼上课。”

在第一间康复室，我认识的第一个小朋友，是这里的康复小明星莹莹。康复科主任贾化荣说：“莹莹，跟叔叔打招呼。”莹莹说：“叔叔好。”语速稍慢，口齿略有一点不清晰。今年4岁的莹莹，1岁半来到这里时，连妈妈都不会说，爬也不会。莹莹是脑瘫患儿，发育落后于正常儿童。到这里后，莹莹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训练。五位医技(医生和技师)分别负责五个项目：运动、言语、作业(精细动作)、推拿(四肢、头部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以及经颅磁(促进大脑发育)。经过两年半的康复训练，莹莹的智力和身体发育已接近正常儿童。莹莹的奶奶说：“等9月1号新学期开始了，孩子就回老家临沂上普通幼儿园。”

莹莹在垫子上作训练的同时，旁边一张理疗床上，20个月大的小夏正在作下肢训练。技师握着小夏的双腿，一次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小夏是14个月大的时候到这里的，已经治疗了半年。来自禹城的小夏情况更加复杂，得的是一种叫甲基丙二酸血症的病，一种遗传代谢疾病，直接影响发育。这种病，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外表看起来和正常的小朋友没有区别，但刚来的时候，小夏不会爬、不会说。现在，会爬了，能说“爸爸、妈妈”等简单的词。小夏的奶奶说：“叫叔叔！”小夏对着我说：“爸爸！”把大家都逗乐了。

“我叫王泽旺，今年14岁。”在隔壁一间治疗室，脑瘫少年王泽旺向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泽旺说话口齿清晰，但语速较慢，似乎是在用尽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这样的说话方式，反倒有一种莫名的喜感。郭翠红说：“王泽旺，你的偶像是谁来？”泽旺大声说：“岳—云—鹏！”贾化荣接话问：“不是还有马三立吗？”泽旺说：“马三立，其实我不认识。”郭翠红说，王泽旺会说好几段完整的相声，如《绕口令》《白字先生》等。他和这里的另一个小朋友陆家琪(已回老家普通学校就读，成绩优异)一起合作，在多个场合表演过这些作品。我问泽旺，《白字先生》是谁的作品？他答，常—宝—华。

出康复楼，进教学楼。在一楼一间教室里，4岁半的茂轩和小朋友们在学习古诗。孩子们都戴着一个耳机一样的东西，但看起来比耳机复杂。原来，这就是人工耳蜗。这是一群聋哑儿童。俗话说，十聋九哑。大部分聋哑人一开始并没有丧失语言功能，只是因为听不到，就没法说，时间长了，语言功能退化，慢慢地就不能说了。郭翠红说，如果早早进行康复训练，大部分聋哑人能恢复语言功能。小茂轩两年前到夏津特教学校学习，现在不但能听能说，学习也非常好。小茂轩背了《春晓》和《悯农》两首诗，得到了大家的一片掌声。“再过半年，他就可以回家上普通学校了。”老师说。

郭翠红说：“在这里训练的聋哑儿童，有的语言思维发育甚至超过正常幼儿园的孩子。有一次，淄博特殊教育中心的孟书记带领教师到我校举办交流活动。转来转去的时候，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说‘您又来了！’一个‘又’字让孟书记很感慨，说：你看，孩子的思维发育多好啊！”

在另一间教室，我遇到了刘佳和以及另外7个小朋友。5岁的小佳和，到这里已经两年多了。刚来的时候，他什么也不会说，现在可以进行基本的交流了。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小朋友们都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我的到来，显然打扰了他们的宁静。但让我想不到的是，当老师说问叔叔好时，整个教室一下子沸腾了。一片“叔叔好”的声音落下后，小佳和走过来，把我拉到他的小凳子边说，叔叔，你坐。

近些年，偶然的机会，我也走近过一些特殊儿童机构，如济南的星神学校，一个专门为孤独症儿童开办的教育机构。但对这些星星的孩子，我也只是旁观一下。夏津特教学校不但有大量的聋哑儿童，还有智障、脑瘫、孤独症及罕见病儿童。孤独症儿童，是星星的孩子。智障、脑瘫、聋哑等儿童，同样也是星星的孩子。他们活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就像孤身穿越黑暗的时空隧道，袁敬华和她的团队，传递火把，拉着他们的手，一起走过漫漫长路。

7月15日上午，王娜娜、范秋燕和许俊霞三位老师要去“送教”。

夏津特教学校曾经联合当地残联，对当地农村残疾儿童进行了一次摸底排查。发现，还有一部分家长想让孩子进行康复治疗和学习，但苦于客观条件无法让孩子进入学校，也有少部分家长认为孩子没救(治)了干脆放弃。王娜娜说，2015年的时候，袁敬华想出一个办法：“送教”上门。2017年起，项目进入常态化。夏津全县加德州部分其他地区的160多个特殊儿童，每个孩子，学校每周“送教”一至两次，每次两个课时，每课时40分钟。王娜娜说：“学校能上阵的老师，都上，袁校长也不例外。”

拉着一些教学器材，我们五个人直奔十几公里外的郑保屯镇郑保屯村。“送教”的对象，是10岁的小女孩安安。智力发育迟缓的安安，平时在村里的幼儿园和一群比她小很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安安的父亲是聋哑人，平时打些零工，母亲在当地一家私营小厂工作。安安一直由年近60岁、守寡多年的奶奶牛淑华照顾。

在牛淑华家，指导完安安玩钓鱼游戏(训练精细动作)后，范秋燕又教安安认字，并复习之前学过的《咏鹅》。一遍又一遍，发音虽不准确，倒也顺溜。范秋燕教学的同时，一旁的王娜娜则在努力地说服牛淑华将孩子送到特教学校去。牛淑华不同意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舍不得；二是怕孩子去了生活不能自理。王娜娜说：“学校里有专门的生活自理课，老师们会一遍遍地教，多教几次就会了。要是想孩子了，可以每周接一次。”

王娜娜作了半天说服工作，牛淑华还是没有答应，但说再想想。从牛淑华处，我得知，安安父亲小的时候，在袁敬华三屯村的学校上过一段时间，虽然能说的话不多，但可以和别人进行基本的交流，关键是认字了。牛淑华说：“袁校长帮助了我儿子，现在又在帮我的孙女。”

第二章：他们说

三人组还要去下一户人家“送教”，我和张恒，沿沙石路面的古运河大堤向北、再向东。下一站，是渡口驿乡三屯村。夏津地处黄河故道平原，古代京杭大运河南北向横穿这里。大堤西侧的古运河已成遗迹，现在种着大片的玉米。大堤东侧，是一个个紧挨的村庄，其中一个就是三屯村。

三屯村，是袁敬华特殊教育事业的起点。袁家的老房子已经重建(现在袁敬华的哥哥袁广奎住着)，当年的样子已不可见。在村西北角，崭新的村小学的斜对面，就是袁敬华当年的学校。大院和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换了主人。大门两侧的院墙上，各有四个大字，西边为“一片赤诚”，东边为“奉献聋童”，字迹都已斑驳。进门后，东西两侧各有两排平房。

正是中午11点多，一户人家在烧火做饭。“找谁啊？”60岁上下的男主人迎出门来。张恒说：“袁校长学校的人，过来看看。”“你是张恒吧？”主人认出了张恒。巧了，这人是袁敬华的四叔袁泽海。袁敬华的父亲袁泽山，已于十年前去世。泽山之下，是泽玉、泽江、泽海。

说到袁敬华和学校，袁泽海说：“刚开始的时候，敬华就在她家偏房里教。学生越来越多，屋里都住满了。她哥家，俺家，她二叔三叔家，净是孩子。家长来看孩子，当天回不去的，没地方住，就上邻居家借住。全村人，都让她麻烦了个遍。”说起那时候的艰辛，袁泽海媳妇的话也多了起来。“敬华办学，一个学生一年收60块钱，加上一个月交20斤粮食。来上学的孩子，家里也穷，拿不出钱的就不交，敬华也不好意思要，就白上。泽山家种地那点收入，都贴学校了。”

“陈海彬、陈海霞学得咋样？说话能行？”我向袁泽海打听。泽海媳妇嘴快，“能交流。见面问我，四妗子，干啥去？这句可顺溜了。太长的话不大行，但听你说话反应很快，会看口型。都结婚成家了，都在本村，都俩孩子。走，我带你们看看去。”

陈海霞家关着门。“准是在她娘家。”果然，几步到陈海霞父母家，除了陈海霞即将上高中的大儿子不在家，全家都在。海霞笑着打完招呼，就麻利地给我们泡茶。海霞、海彬，这两个最早的学生，跟着袁敬华学习了近十年，直到学校搬到城里。后来，姐妹俩相继嫁人。海霞和丈夫邱峰，现在种着三十多亩地，有粮食、有棉花。“除了种地，她喜欢上网。玩手机，比我还强。”邱峰说。

说起袁敬华，海霞说了一句：“谢谢袁妈妈。”其实，袁敬华只比海霞大5岁。

下午，我再次来到学校，访谈贾凯涛、霍亚飞。与贾凯涛的聊天一开始并不顺利，霍亚飞在一旁做着手语翻译。因为贾凯涛错过了最佳康复期，所以语言功能恢复有限。后来，我俩想到一个办法，加微信，手机聊。

贾凯涛，生于1990年，三四岁的时候因发高烧导致聋哑。1997年，父母把贾凯涛送到三屯村。“袁妈妈亲自教我学说话，看口唇。我学会了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爸妈很感动。”5年后，贾凯涛转入济南特殊教育中心。2013年，贾凯涛考入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美术学(艺术设计聋人方向)，读本科。2017年3月，贾凯涛毕业前到夏津特教学校实习。毕业后，贾凯涛留下当老师，教计算机和工艺美术。

我们的交流还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问他：你觉得袁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回：像袁妈妈一样乐于助人。等了一会儿，他没有进一步解释。霍亚飞说，这就是聋哑人和正常人的区别，有一些话，他们有时候不能准确表述。他的意思是，袁校长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像贾凯涛一样，袁敬华的很多学生，尤其是早期的学生，不论年龄，都管袁敬华叫“袁妈妈”。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称呼。

因为部分地区地势低洼，不同程度地盐碱化，夏津别的种不了，只能种棉花。到了收获时节，白花花一片，蔚为壮观，夏津因此得名“银夏津”。

莫言在小说《白棉花》中写道：“棉花被霜打掉大部分叶片后，棉桃成熟开裂，洁白的棉絮膨胀出来，一片片的棉花，像蔚蓝天空中的片片白云。”在天地间绽放，朴实无华，又给人送去温暖的棉花，在夏津有个特别的称号，叫“娘花”。棉花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农人，就像亲娘养育孩子。棉花，有着“娘”的宽容、悲悯和大爱。“娘花”，再贴切不过了。袁敬华，在那些特殊孩子们的眼里，不就是一朵洁白的“娘花”？

比贾凯涛大一岁的霍亚飞老师，现在带小学高年级。亚飞毕业于济南一所高校，学的是特殊教育专业。“学特教的人不多，因为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特殊儿童。”亚飞说。“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还来当老师？”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亚飞说：“这主要跟袁校长有关。我家在县城，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路过袁校长的学校。当时很好奇，这个学校怎么没有人接送孩子呢？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所聋哑学校。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袁老师的节目，里面讲她在村里办学的时候，很艰难，拿着父亲本来买药的钱买教具。为了补贴学校，家里养了几头猪，有一次喂猪的时候，她掉进了猪圈里，弄得一身粪。还有一段时间，有个叫《花开有声》的纪录片在公园的大屏幕上播，也是讲袁老师和特教学校的，把我看哭了。那时候，我就特别崇拜她，心想，等我将来毕业了，也当老师，加入特教这支队伍。现在，如愿以偿了。”

从学校出来，又是傍晚。我和张恒来到不远的一个小区。敲门，一位高大的老人出门迎接。老人叫闫玉莲，是袁敬华的母亲。“她爸一身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心梗了好几次。活着的时候，身体不好，还得为敬华学校的事操心。要不是为了敬华的学校，没准还能凑合着多活几年。”闫玉莲说，“在家里办学的时候，我是伙夫。孩子们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啊。一袋子面50斤，全倒进大盆里，我就和面啊。你看我这手！我和她爹到县城买了5个大笼屉，蒸馒头。她爹说，买个鼓风机吧，给你省省力气。我说，鼓风机不花钱？不费电？光给孩子吃馒头也不行啊，一星期包一次包子，还得找邻居帮忙。看着好些孩子上学也不交学费，俺邻居徐传博说，一个月给你30斤麦子，多给点也行，上你家吃饭去，行不？”讲到这里，闫玉莲笑了。说起往事，老人就像说别人家的事。

第三章：袁敬华说

晚7点多，夏津老城一家驴肉馆内，我和张恒坐下后，袁敬华走了进来。袁敬华像她的母亲，高高大大，大脸盘，大眼睛炯炯有神。

像特教学校的那些老师一样，袁敬华说话低声细语，不急不慢。难道干特教工作的人都这样？长时间面对一个特别考验耐心的特殊群体，他们个个修炼到了一种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保持平和的心态？这是不是一种无我的境界？

我们安静地吃饭，慢慢地聊些家常。上来一盆汤菜，袁敬华说：“请品尝夏津名吃高唐老豆腐。”显然，这是一个微冷的笑话。我也开玩笑说：“我先来点儿夏津名吃高唐驴肉吧。”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特教这个话题。就餐时间，这样的话题似乎有些沉重。

分别时，我跟袁敬华说，回头我把问题列出来，请您书面回答吧。两天后，我给袁敬华发去了近千字的问题。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她的回复。

以下，是袁敬华回信的主要内容。我们不妨看作是她的自述。

1992年夏天，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父亲非常失望和着急。他当时是村干部，在一些单位有些熟人。有段时间，他老人家常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跑。后来他说：我在城里给你找了份工作，你赶紧去上班吧！说是县百货公司，挺体面的工作。当时，我也想过复读，而且班主任老师也极力劝说我复读。他说，你只差2分，不复读太可惜了。也就是在犹豫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两个聋哑孩子(海霞、海彬)，产生了教他们的想法。开始办学的时候(现在说办学，其实当时也没有办学的概念)，只是觉得俩孩子不能上学怪可怜，我发着狠地教他们。他们不是因为不会说话不能上学吗？我就是要让他们说话。其实，当时情况下，对于16岁的我来讲，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更多地考虑。

先是在家里，后来历经三次迁校，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这个过程，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很短暂，但对我来说却漫长而艰难。

第一次迁校是由家到村边，由院子到属于那些残疾孩子的独立的学校。1998年7月，在德州市财政局、希望工程办公室、县委、县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村边建起了独立的校园，并且挂起了“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学校”的牌子，当时投入大约15万元。

第二次迁校是由农村到城市，由单一(聋哑)到综合(开始陆续招收智障、孤独症、脑瘫儿童)。2001年，正值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初建时期。在县教育局鼓励下，利用开发区起步有许多诸如用地等方面优惠政策的机遇，我以个人名义征地，在人民公园东侧，建起房舍。2002年12月，学校从老家三屯村迁到城里开发区。学校占地10亩，总投资235万元。其中，婆家和娘家拿出全部积蓄45万元，借贷105万元，赊欠80多万元。2008年1月，因县里一直没有举办公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每年的教育督导评估还都需要，所以县教育局决定我校更名为“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

第三次迁校是由特殊教育学校到包含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中职(高中段)教育能教能医的特殊教育体系。2011年，学校服从城市规划需要拆迁的时候，按政策，仅土地、房舍就应该给我个人补偿费740万元。这笔补偿费，直接借用到了新校建设上。

办学之初直到1998年7月，学校只招收聋哑学生。1998年9月新学年开始，有智障学生家长找到我，我也很为难，没经验怕教不好。他们说，你能让哑巴说话还能教不好俺这孩子！看到他们信任的目光，我开始招收智障学生。后来，孤独症儿童、脑瘫儿童等凡普通中小学校不收的学生陆续来到了我学校。

举办“残疾人托养中心”，是始于一位智障学生家长的一句话。2013年7月，初中学生毕业典礼后，一位智障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俺孩子初中毕业了，他干吗去呢？”一番交流之后，他无奈地道出了自己的隐忧：孩子需要人照顾，可他们一家人又没有时间和能力照顾智障孩子。他唉声叹气：“但愿能比孩子多活一天吧！”自此以后，“但愿能比孩子多活一天”始终萦绕着我。过去，我只知道办学的难，也知道残疾孩子家庭的苦，但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家长心里的“痛”和无助。

2013年9月，新学期开学后，5位已毕业的智障学生又被家长悄无声息地送进学校。虽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没有缴纳任何费用，我还是把他们收下了。我更加坚定了举办托养中心的信心。我甚至想到了残疾人家庭“双养老”的问题。这就是后来的“残疾人托养中心”和“老年公寓”的一体化建设。我只想把事业做大，靠事业养活这些残疾孩子，争取让每一个残疾孩子进校不拿钱不缴费，实现完全的免费教育，争取让每一个学业有成的残疾孩子就业，让重度的终究不能自理的残疾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实现“双养老”，让每一个残疾孩子家庭从根本上摆脱贫穷。

我最看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来自特殊教育战线上的代表，15年间我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通过深入基层搞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动为政府献策，为基层群众代言。15年，我共提出议案154件、建议209件，其中90%以上是关于发展特殊教育和残疾人事业的，许多建议被采纳，推动了一些惠残政策的出台和落地。

办学28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从我的学校出去的学生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最终融入主流社会。2018年9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见到了张海迪主席。我把一个学生们制作的海迪主席肖像刻瓷盘送给海迪主席时，她特别开心地说：“刻得比我本人还漂亮，孩子们太了不起了。敬华，你们要把所有的残疾孩子都培养成才。”她还特地叮嘱秘书，一定要把这个刻瓷盘放到残联的会议室里。

目前在我们这里，从残疾孩子被发现确认残疾进入学校开始，有三个出路。一是康复达到一定程度后到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二是从学前、小学上到初中后根据情况或者上中专或者上高中(今年我们申办了高中部)。上中专的带着一技之长走向社会，上高中的将来参加高考。在这里，智障学生上中专也算是一大创举，而且已见成效，2018级学生已经在实习了。三是走不出去的学生，进入托养中心。

在这份回复的最后，袁敬华写道：“这次您的话题，让我定下心来又一次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那么准确。敬请海涵！”

篇外：坊间说

在前期准备阶段，我从网上看到了不少关于袁敬华的故事。在采访过程中，我也听一些人提起这些事。他人口中的这些段子，听起来就像轶事。

我非常认真地向袁敬华求证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她说，是真的。

之一：征婚启事

在家里办学的时候，一开始学生不多，家里能住得下。随着开口会叫“爸爸”“妈妈”的孩子越来越多，周围的聋哑儿童家长们便往袁敬华这里送孩子。1997年，学生达到了四五十人。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学生，还是不行。这年夏天，袁敬华灵机一动，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搭简易帐篷住。开头，大家觉得还挺新鲜。数着星星，孩子们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但是有一天，白天异常闷热，到了半夜时分，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袁敬华和孩子们瞬间就淋成了落汤鸡。一家人忙着把孩子和铺盖往屋里转移，大家在外屋打地铺睡了下半夜。

而袁敬华，再也睡不着了。住，是个问题；吃，也早成问题了。几年来，袁家一直拿种地的收入补贴学校。现在孩子太多了，那点收入根本不够。一日三餐，就是馒头和咸菜，再来点豆腐汤啥的。这个弄法，时间长了肯定不行。除了教课，袁敬华每天都被这些琐事困扰。她太想要一个正儿八经的学校了，可上哪儿弄去呢？苦想半夜的袁敬华，作出一个决定：豁出去了，征婚。

“无论你长相如何，年龄多大，只要能给孩子们盖一所学校，不用很大，一个独立的院子，20间平房，我就嫁给你。”袁敬华找来白纸，一气写了10张。黎明时分，暴雨停了，拿着糨糊和征婚启事，袁敬华悄悄走出家门。就贴在南北大街两旁的电线杆子上，让赶集路过的人都看到，看到的人越多越好。天亮后，这事儿立马就传到了袁泽山那里。要了一辈子脸，还是村干部的老袁火山爆发，体弱多病的他，瞬间变成了钢铁之躯。他跑到街上，撕下所有的征婚启事，飞奔回家，将纸张扔在袁敬华面前，并以拳脚相加。“把自己都卖了，你贫(当地方言，傻的意思)啊？你贫我不贫！活了几十年，到头来脸都让你丢尽了。”

之二：一条裙子

1999年夏天，共青团山东省委组织了一次优秀青年先进事迹报告会，袁敬华是报告团成员之一。得知此事后，几个学生家长凑了120元钱，给袁敬华买了条裙子。这是袁敬华当时唯一的一件体面衣服。她走遍全省，做了24场报告，天天就这一套行头。穿脏了，她晚上在宾馆就把衣服洗了，白天再穿上。有一天晚上，住在青岛，因为不知道青岛的天气潮湿，衣服洗了，第二天还是湿的。她穿着湿衣服做了一上午报告。

一天，报告团的一位领导好奇地问袁敬华：“小袁，你怎么一直穿这一件衣服？是因为特别好看，你特别喜欢吗？”袁敬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有这一件衣服。”

之三：袁老师，你哪儿残疾

这么多年来，袁敬华执着地强调“倡导全社会助残美德”的重要意义。她认为，这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但事实上，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对残疾人事业，很多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下面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

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一位记者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袁敬华。从见袁敬华的第一眼起，记者就不住地上下打量袁敬华，似乎在努力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采访结束时，这位记者实在忍不住了，吞吞吐吐地问：“袁老师，你，你，哪里有残疾？”袁敬华先是一愣，然后反问道：“你为什么认为我有残疾？”记者说：“你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办残疾人学校？”

(注：文中部分未成年人采用化名或昵称；作者为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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