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地间绽放,朴实无华,又给人送去温暖的棉花,在夏津有个特别的称号,叫娘花。棉花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农人,像亲娘养育孩子。在那些特殊孩子们的眼里,袁敬华,就是一朵

大众日报 2020-08-30 09:51 大字

□ 戴玉亮

2020年7月14日,夏日炎炎,空气有些黏稠。上午10点,我驾车从济南出发。此行的目的,是采访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和校长袁敬华。一路上,我的大脑如搜索引擎一般,快速闪过关于袁敬华的相关信息。

为了两个同村的聋哑小女孩不被他人瞧不起,她爱心冲动,1992年9月起,在家里办学;1998年,在村里建起一处正规学校;2002年,学校搬到县城;2012年,学校迁至现址,规模越来越大,有了康复医院、托养中心,并新办职业中专一所。

2003年,年仅27岁的袁敬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她又连续两届当选。她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三八红旗手。她还获得过联合国颁发的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

一个贫穷地区、贫穷农村人家的花季少女,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据说在办学最困难的时候,她上大街贴征婚启事,谁要是给她盖一所学校,就嫁给他。虽然古有武训靠乞讨办学,但现在“典身”办学这种事,是真的吗?我心里的问号一个接一个。

联系袁敬华的过程并不顺利。第一次,她表示欢迎。第二次,她说外出学习,一周的时间。一周过后,我微信联系袁敬华时,她当天没有回复。第二天,我再次联系时,她说“一会儿回复”。之后,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自报家门是夏津特教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说采访可以联系他,但袁校长最近非常忙。

第一章:孩子们说

7月14日下午,夏津特教学校办公室的张恒,开着一辆跑了9年、30多万公里的本田雅阁,接上我,来到学校。在郭翠红老师的带领下,我先来到康复楼。郭翠红说:“受疫情影响,学校6月18日才开学,7月6日又放假了。多半学生放假回家了,留下来的,都是需要持续不断治疗的。现在,还有近200名孩子,半天在康复楼治疗,半天到教学楼上课。”

在第一间康复室,我认识的第一个小朋友,是这里的康复小明星莹莹。康复科主任贾化荣说:“莹莹,跟叔叔打招呼。”莹莹说:“叔叔好。”语速稍慢,口齿略有一点不清晰。今年4岁的莹莹,1岁半来到这里时,连妈妈都不会说,爬也不会。莹莹是脑瘫患儿,发育落后于正常儿童。到这里后,莹莹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训练。五位医技(医生和技师)分别负责五个项目:运动、言语、作业(精细动作)、推拿(四肢、头部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以及经颅磁(促进大脑发育)。经过两年半的康复训练,莹莹的智力和身体发育已接近正常儿童。莹莹的奶奶说:“等9月1号新学期开始了,孩子就回老家临沂上普通幼儿园。”

莹莹在垫子上作训练的同时,旁边一张理疗床上,20个月大的小夏正在作下肢训练。技师握着小夏的双腿,一次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小夏是14个月大的时候到这里的,已经治疗了半年。来自禹城的小夏情况更加复杂,得的是一种叫甲基丙二酸血症的病,一种遗传代谢疾病,直接影响发育。这种病,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外表看起来和正常的小朋友没有区别,但刚来的时候,小夏不会爬、不会说。现在,会爬了,能说“爸爸、妈妈”等简单的词。小夏的奶奶说:“叫叔叔!”小夏对着我说:“爸爸!”把大家都逗乐了。

“我叫王泽旺,今年14岁。”在隔壁一间治疗室,脑瘫少年王泽旺向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泽旺说话口齿清晰,但语速较慢,似乎是在用尽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这样的说话方式,反倒有一种莫名的喜感。郭翠红说:“王泽旺,你的偶像是谁来?”泽旺大声说:“岳—云—鹏!”贾化荣接话问:“不是还有马三立吗?”泽旺说:“马三立,其实我不认识。”郭翠红说,王泽旺会说好几段完整的相声,如《绕口令》《白字先生》等。他和这里的另一个小朋友陆家琪(已回老家普通学校就读,成绩优异)一起合作,在多个场合表演过这些作品。我问泽旺,《白字先生》是谁的作品?他答,常—宝—华。

出康复楼,进教学楼。在一楼一间教室里,4岁半的茂轩和小朋友们在学习古诗。孩子们都戴着一个耳机一样的东西,但看起来比耳机复杂。原来,这就是人工耳蜗。这是一群聋哑儿童。俗话说,十聋九哑。大部分聋哑人一开始并没有丧失语言功能,只是因为听不到,就没法说,时间长了,语言功能退化,慢慢地就不能说了。郭翠红说,如果早早进行康复训练,大部分聋哑人能恢复语言功能。小茂轩两年前到夏津特教学校学习,现在不但能听能说,学习也非常好。小茂轩背了《春晓》和《悯农》两首诗,得到了大家的一片掌声。“再过半年,他就可以回家上普通学校了。”老师说。

郭翠红说:“在这里训练的聋哑儿童,有的语言思维发育甚至超过正常幼儿园的孩子。有一次,淄博特殊教育中心的孟书记带领教师到我校举办交流活动。转来转去的时候,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说‘您又来了!’一个‘又’字让孟书记很感慨,说:你看,孩子的思维发育多好啊!”

在另一间教室,我遇到了刘佳和以及另外7个小朋友。5岁的小佳和,到这里已经两年多了。刚来的时候,他什么也不会说,现在可以进行基本的交流了。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小朋友们都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我的到来,显然打扰了他们的宁静。但让我想不到的是,当老师说问叔叔好时,整个教室一下子沸腾了。一片“叔叔好”的声音落下后,小佳和走过来,把我拉到他的小凳子边说,叔叔,你坐。

近些年,偶然的机会,我也走近过一些特殊儿童机构,如济南的星神学校,一个专门为孤独症儿童开办的教育机构。但对这些星星的孩子,我也只是旁观一下。夏津特教学校不但有大量的聋哑儿童,还有智障、脑瘫、孤独症及罕见病儿童。孤独症儿童,是星星的孩子。智障、脑瘫、聋哑等儿童,同样也是星星的孩子。他们活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就像孤身穿越黑暗的时空隧道,袁敬华和她的团队,传递火把,拉着他们的手,一起走过漫漫长路。

7月15日上午,王娜娜、范秋燕和许俊霞三位老师要去“送教”。

夏津特教学校曾经联合当地残联,对当地农村残疾儿童进行了一次摸底排查。发现,还有一部分家长想让孩子进行康复治疗和学习,但苦于客观条件无法让孩子进入学校,也有少部分家长认为孩子没救(治)了干脆放弃。王娜娜说,2015年的时候,袁敬华想出一个办法:“送教”上门。2017年起,项目进入常态化。夏津全县加德州部分其他地区的160多个特殊儿童,每个孩子,学校每周“送教”一至两次,每次两个课时,每课时40分钟。王娜娜说:“学校能上阵的老师,都上,袁校长也不例外。”

拉着一些教学器材,我们五个人直奔十几公里外的郑保屯镇郑保屯村。“送教”的对象,是10岁的小女孩安安。智力发育迟缓的安安,平时在村里的幼儿园和一群比她小很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安安的父亲是聋哑人,平时打些零工,母亲在当地一家私营小厂工作。安安一直由年近60岁、守寡多年的奶奶牛淑华照顾。

在牛淑华家,指导完安安玩钓鱼游戏(训练精细动作)后,范秋燕又教安安认字,并复习之前学过的《咏鹅》。一遍又一遍,发音虽不准确,倒也顺溜。范秋燕教学的同时,一旁的王娜娜则在努力地说服牛淑华将孩子送到特教学校去。牛淑华不同意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舍不得;二是怕孩子去了生活不能自理。王娜娜说:“学校里有专门的生活自理课,老师们会一遍遍地教,多教几次就会了。要是想孩子了,可以每周接一次。”

王娜娜作了半天说服工作,牛淑华还是没有答应,但说再想想。从牛淑华处,我得知,安安父亲小的时候,在袁敬华三屯村的学校上过一段时间,虽然能说的话不多,但可以和别人进行基本的交流,关键是认字了。牛淑华说:“袁校长帮助了我儿子,现在又在帮我的孙女。”

第二章:他们说

三人组还要去下一户人家“送教”,我和张恒,沿沙石路面的古运河大堤向北、再向东。下一站,是渡口驿乡三屯村。夏津地处黄河故道平原,古代京杭大运河南北向横穿这里。大堤西侧的古运河已成遗迹,现在种着大片的玉米。大堤东侧,是一个个紧挨的村庄,其中一个就是三屯村。

三屯村,是袁敬华特殊教育事业的起点。袁家的老房子已经重建(现在袁敬华的哥哥袁广奎住着),当年的样子已不可见。在村西北角,崭新的村小学的斜对面,就是袁敬华当年的学校。大院和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换了主人。大门两侧的院墙上,各有四个大字,西边为“一片赤诚”,东边为“奉献聋童”,字迹都已斑驳。进门后,东西两侧各有两排平房。

正是中午11点多,一户人家在烧火做饭。“找谁啊?”60岁上下的男主人迎出门来。张恒说:“袁校长学校的人,过来看看。”“你是张恒吧?”主人认出了张恒。巧了,这人是袁敬华的四叔袁泽海。袁敬华的父亲袁泽山,已于十年前去世。泽山之下,是泽玉、泽江、泽海。

说到袁敬华和学校,袁泽海说:“刚开始的时候,敬华就在她家偏房里教。学生越来越多,屋里都住满了。她哥家,俺家,她二叔三叔家,净是孩子。家长来看孩子,当天回不去的,没地方住,就上邻居家借住。全村人,都让她麻烦了个遍。”说起那时候的艰辛,袁泽海媳妇的话也多了起来。“敬华办学,一个学生一年收60块钱,加上一个月交20斤粮食。来上学的孩子,家里也穷,拿不出钱的就不交,敬华也不好意思要,就白上。泽山家种地那点收入,都贴学校了。”

“陈海彬、陈海霞学得咋样?说话能行?”我向袁泽海打听。泽海媳妇嘴快,“能交流。见面问我,四妗子,干啥去?这句可顺溜了。太长的话不大行,但听你说话反应很快,会看口型。都结婚成家了,都在本村,都俩孩子。走,我带你们看看去。”

陈海霞家关着门。“准是在她娘家。”果然,几步到陈海霞父母家,除了陈海霞即将上高中的大儿子不在家,全家都在。海霞笑着打完招呼,就麻利地给我们泡茶。海霞、海彬,这两个最早的学生,跟着袁敬华学习了近十年,直到学校搬到城里。后来,姐妹俩相继嫁人。海霞和丈夫邱峰,现在种着三十多亩地,有粮食、有棉花。“除了种地,她喜欢上网。玩手机,比我还强。”邱峰说。

说起袁敬华,海霞说了一句:“谢谢袁妈妈。”其实,袁敬华只比海霞大5岁。

下午,我再次来到学校,访谈贾凯涛、霍亚飞。与贾凯涛的聊天一开始并不顺利,霍亚飞在一旁做着手语翻译。因为贾凯涛错过了最佳康复期,所以语言功能恢复有限。后来,我俩想到一个办法,加微信,手机聊。

贾凯涛,生于1990年,三四岁的时候因发高烧导致聋哑。1997年,父母把贾凯涛送到三屯村。“袁妈妈亲自教我学说话,看口唇。我学会了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爸妈很感动。”5年后,贾凯涛转入济南特殊教育中心。2013年,贾凯涛考入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美术学(艺术设计聋人方向),读本科。2017年3月,贾凯涛毕业前到夏津特教学校实习。毕业后,贾凯涛留下当老师,教计算机和工艺美术。

我们的交流还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问他:你觉得袁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回:像袁妈妈一样乐于助人。等了一会儿,他没有进一步解释。霍亚飞说,这就是聋哑人和正常人的区别,有一些话,他们有时候不能准确表述。他的意思是,袁校长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像贾凯涛一样,袁敬华的很多学生,尤其是早期的学生,不论年龄,都管袁敬华叫“袁妈妈”。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称呼。

因为部分地区地势低洼,不同程度地盐碱化,夏津别的种不了,只能种棉花。到了收获时节,白花花一片,蔚为壮观,夏津因此得名“银夏津”。

莫言在小说《白棉花》中写道:“棉花被霜打掉大部分叶片后,棉桃成熟开裂,洁白的棉絮膨胀出来,一片片的棉花,像蔚蓝天空中的片片白云。”在天地间绽放,朴实无华,又给人送去温暖的棉花,在夏津有个特别的称号,叫“娘花”。棉花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农人,就像亲娘养育孩子。棉花,有着“娘”的宽容、悲悯和大爱。“娘花”,再贴切不过了。袁敬华,在那些特殊孩子们的眼里,不就是一朵洁白的“娘花”?

比贾凯涛大一岁的霍亚飞老师,现在带小学高年级。亚飞毕业于济南一所高校,学的是特殊教育专业。“学特教的人不多,因为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特殊儿童。”亚飞说。“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还来当老师?”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亚飞说:“这主要跟袁校长有关。我家在县城,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路过袁校长的学校。当时很好奇,这个学校怎么没有人接送孩子呢?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所聋哑学校。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袁老师的节目,里面讲她在村里办学的时候,很艰难,拿着父亲本来买药的钱买教具。为了补贴学校,家里养了几头猪,有一次喂猪的时候,她掉进了猪圈里,弄得一身粪。还有一段时间,有个叫《花开有声》的纪录片在公园的大屏幕上播,也是讲袁老师和特教学校的,把我看哭了。那时候,我就特别崇拜她,心想,等我将来毕业了,也当老师,加入特教这支队伍。现在,如愿以偿了。”

从学校出来,又是傍晚。我和张恒来到不远的一个小区。敲门,一位高大的老人出门迎接。老人叫闫玉莲,是袁敬华的母亲。“她爸一身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心梗了好几次。活着的时候,身体不好,还得为敬华学校的事操心。要不是为了敬华的学校,没准还能凑合着多活几年。”闫玉莲说,“在家里办学的时候,我是伙夫。孩子们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啊。一袋子面50斤,全倒进大盆里,我就和面啊。你看我这手!我和她爹到县城买了5个大笼屉,蒸馒头。她爹说,买个鼓风机吧,给你省省力气。我说,鼓风机不花钱?不费电?光给孩子吃馒头也不行啊,一星期包一次包子,还得找邻居帮忙。看着好些孩子上学也不交学费,俺邻居徐传博说,一个月给你30斤麦子,多给点也行,上你家吃饭去,行不?”讲到这里,闫玉莲笑了。说起往事,老人就像说别人家的事。

第三章:袁敬华说

晚7点多,夏津老城一家驴肉馆内,我和张恒坐下后,袁敬华走了进来。袁敬华像她的母亲,高高大大,大脸盘,大眼睛炯炯有神。

像特教学校的那些老师一样,袁敬华说话低声细语,不急不慢。难道干特教工作的人都这样?长时间面对一个特别考验耐心的特殊群体,他们个个修炼到了一种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保持平和的心态?这是不是一种无我的境界?

我们安静地吃饭,慢慢地聊些家常。上来一盆汤菜,袁敬华说:“请品尝夏津名吃高唐老豆腐。”显然,这是一个微冷的笑话。我也开玩笑说:“我先来点儿夏津名吃高唐驴肉吧。”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特教这个话题。就餐时间,这样的话题似乎有些沉重。

分别时,我跟袁敬华说,回头我把问题列出来,请您书面回答吧。两天后,我给袁敬华发去了近千字的问题。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她的回复。

以下,是袁敬华回信的主要内容。我们不妨看作是她的自述。

1992年夏天,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父亲非常失望和着急。他当时是村干部,在一些单位有些熟人。有段时间,他老人家常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跑。后来他说:我在城里给你找了份工作,你赶紧去上班吧!说是县百货公司,挺体面的工作。当时,我也想过复读,而且班主任老师也极力劝说我复读。他说,你只差2分,不复读太可惜了。也就是在犹豫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两个聋哑孩子(海霞、海彬),产生了教他们的想法。开始办学的时候(现在说办学,其实当时也没有办学的概念),只是觉得俩孩子不能上学怪可怜,我发着狠地教他们。他们不是因为不会说话不能上学吗?我就是要让他们说话。其实,当时情况下,对于16岁的我来讲,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更多地考虑。

先是在家里,后来历经三次迁校,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这个过程,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很短暂,但对我来说却漫长而艰难。

第一次迁校是由家到村边,由院子到属于那些残疾孩子的独立的学校。1998年7月,在德州市财政局、希望工程办公室、县委、县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村边建起了独立的校园,并且挂起了“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学校”的牌子,当时投入大约15万元。

第二次迁校是由农村到城市,由单一(聋哑)到综合(开始陆续招收智障、孤独症、脑瘫儿童)。2001年,正值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初建时期。在县教育局鼓励下,利用开发区起步有许多诸如用地等方面优惠政策的机遇,我以个人名义征地,在人民公园东侧,建起房舍。2002年12月,学校从老家三屯村迁到城里开发区。学校占地10亩,总投资235万元。其中,婆家和娘家拿出全部积蓄45万元,借贷105万元,赊欠80多万元。2008年1月,因县里一直没有举办公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每年的教育督导评估还都需要,所以县教育局决定我校更名为“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

第三次迁校是由特殊教育学校到包含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中职(高中段)教育能教能医的特殊教育体系。2011年,学校服从城市规划需要拆迁的时候,按政策,仅土地、房舍就应该给我个人补偿费740万元。这笔补偿费,直接借用到了新校建设上。

办学之初直到1998年7月,学校只招收聋哑学生。1998年9月新学年开始,有智障学生家长找到我,我也很为难,没经验怕教不好。他们说,你能让哑巴说话还能教不好俺这孩子!看到他们信任的目光,我开始招收智障学生。后来,孤独症儿童、脑瘫儿童等凡普通中小学校不收的学生陆续来到了我学校。

举办“残疾人托养中心”,是始于一位智障学生家长的一句话。2013年7月,初中学生毕业典礼后,一位智障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俺孩子初中毕业了,他干吗去呢?”一番交流之后,他无奈地道出了自己的隐忧:孩子需要人照顾,可他们一家人又没有时间和能力照顾智障孩子。他唉声叹气:“但愿能比孩子多活一天吧!”自此以后,“但愿能比孩子多活一天”始终萦绕着我。过去,我只知道办学的难,也知道残疾孩子家庭的苦,但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家长心里的“痛”和无助。

2013年9月,新学期开学后,5位已毕业的智障学生又被家长悄无声息地送进学校。虽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没有缴纳任何费用,我还是把他们收下了。我更加坚定了举办托养中心的信心。我甚至想到了残疾人家庭“双养老”的问题。这就是后来的“残疾人托养中心”和“老年公寓”的一体化建设。我只想把事业做大,靠事业养活这些残疾孩子,争取让每一个残疾孩子进校不拿钱不缴费,实现完全的免费教育,争取让每一个学业有成的残疾孩子就业,让重度的终究不能自理的残疾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实现“双养老”,让每一个残疾孩子家庭从根本上摆脱贫穷。

我最看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来自特殊教育战线上的代表,15年间我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通过深入基层搞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动为政府献策,为基层群众代言。15年,我共提出议案154件、建议209件,其中90%以上是关于发展特殊教育和残疾人事业的,许多建议被采纳,推动了一些惠残政策的出台和落地。

办学28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从我的学校出去的学生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最终融入主流社会。2018年9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见到了张海迪主席。我把一个学生们制作的海迪主席肖像刻瓷盘送给海迪主席时,她特别开心地说:“刻得比我本人还漂亮,孩子们太了不起了。敬华,你们要把所有的残疾孩子都培养成才。”她还特地叮嘱秘书,一定要把这个刻瓷盘放到残联的会议室里。

目前在我们这里,从残疾孩子被发现确认残疾进入学校开始,有三个出路。一是康复达到一定程度后到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二是从学前、小学上到初中后根据情况或者上中专或者上高中(今年我们申办了高中部)。上中专的带着一技之长走向社会,上高中的将来参加高考。在这里,智障学生上中专也算是一大创举,而且已见成效,2018级学生已经在实习了。三是走不出去的学生,进入托养中心。

在这份回复的最后,袁敬华写道:“这次您的话题,让我定下心来又一次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那么准确。敬请海涵!”

篇外:坊间说

在前期准备阶段,我从网上看到了不少关于袁敬华的故事。在采访过程中,我也听一些人提起这些事。他人口中的这些段子,听起来就像轶事。

我非常认真地向袁敬华求证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她说,是真的。

之一:征婚启事

在家里办学的时候,一开始学生不多,家里能住得下。随着开口会叫“爸爸”“妈妈”的孩子越来越多,周围的聋哑儿童家长们便往袁敬华这里送孩子。1997年,学生达到了四五十人。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学生,还是不行。这年夏天,袁敬华灵机一动,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搭简易帐篷住。开头,大家觉得还挺新鲜。数着星星,孩子们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但是有一天,白天异常闷热,到了半夜时分,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袁敬华和孩子们瞬间就淋成了落汤鸡。一家人忙着把孩子和铺盖往屋里转移,大家在外屋打地铺睡了下半夜。

而袁敬华,再也睡不着了。住,是个问题;吃,也早成问题了。几年来,袁家一直拿种地的收入补贴学校。现在孩子太多了,那点收入根本不够。一日三餐,就是馒头和咸菜,再来点豆腐汤啥的。这个弄法,时间长了肯定不行。除了教课,袁敬华每天都被这些琐事困扰。她太想要一个正儿八经的学校了,可上哪儿弄去呢?苦想半夜的袁敬华,作出一个决定:豁出去了,征婚。

“无论你长相如何,年龄多大,只要能给孩子们盖一所学校,不用很大,一个独立的院子,20间平房,我就嫁给你。”袁敬华找来白纸,一气写了10张。黎明时分,暴雨停了,拿着糨糊和征婚启事,袁敬华悄悄走出家门。就贴在南北大街两旁的电线杆子上,让赶集路过的人都看到,看到的人越多越好。天亮后,这事儿立马就传到了袁泽山那里。要了一辈子脸,还是村干部的老袁火山爆发,体弱多病的他,瞬间变成了钢铁之躯。他跑到街上,撕下所有的征婚启事,飞奔回家,将纸张扔在袁敬华面前,并以拳脚相加。“把自己都卖了,你贫(当地方言,傻的意思)啊?你贫我不贫!活了几十年,到头来脸都让你丢尽了。”

之二:一条裙子

1999年夏天,共青团山东省委组织了一次优秀青年先进事迹报告会,袁敬华是报告团成员之一。得知此事后,几个学生家长凑了120元钱,给袁敬华买了条裙子。这是袁敬华当时唯一的一件体面衣服。她走遍全省,做了24场报告,天天就这一套行头。穿脏了,她晚上在宾馆就把衣服洗了,白天再穿上。有一天晚上,住在青岛,因为不知道青岛的天气潮湿,衣服洗了,第二天还是湿的。她穿着湿衣服做了一上午报告。

一天,报告团的一位领导好奇地问袁敬华:“小袁,你怎么一直穿这一件衣服?是因为特别好看,你特别喜欢吗?”袁敬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有这一件衣服。”

之三:袁老师,你哪儿残疾

这么多年来,袁敬华执着地强调“倡导全社会助残美德”的重要意义。她认为,这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但事实上,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对残疾人事业,很多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下面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

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一位记者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袁敬华。从见袁敬华的第一眼起,记者就不住地上下打量袁敬华,似乎在努力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采访结束时,这位记者实在忍不住了,吞吞吐吐地问:“袁老师,你,你,哪里有残疾?”袁敬华先是一愣,然后反问道:“你为什么认为我有残疾?”记者说:“你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办残疾人学校?”

(注:文中部分未成年人采用化名或昵称;作者为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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