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群：繁华故乡尽零落
叶圣陶既是贺昌群好友也是马一浮的好友。
马边中学“留青园”，对联系集贺昌群诗句。
叶圣陶《我与四川》。
（二）
□龚静染文/图
由于生病的困扰，贺昌群一家没有能够在乐山待下来，于是又转投成都旧交。他曾在成都读过8年书，对成都非常熟悉。
在成都，一家人后来短暂安顿在了庆云南街，这里离洋人在四圣祠办的仁济医院很近，谢无量也住在附近，之间有无关联无法考证，但他的五女贺龄庄就于当年11月生在这个医院。
这是贺昌群离开成都不到半月内发生的事情，此时他已经去了广西宜山，继续在浙大教书，而他见到新生的女儿已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了。壹 妻子写《立春寄怀》贺昌群回《和志和诗》
贺昌群对与亲人分隔一方非常无奈。1939年2月早春，他的妻子夏志和在成都写下《立春寄怀》一诗，其中有“思追旧事常寻梦，为卜归期频折梅”之句，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当时贺昌群马上和了一首《和志和诗》寄给妻子，其中“十年离梦第几回，霜雪天涯两鬓催”尤为深切。他又在诗的引言中说道：“瘴乡连日风雨，寒霄孤苦，辄书以和之。”在这样的情景下读妻子的哀婉之诗，贺昌群安能不动心，他很快选择离开宜山，毅然舍弃那份不错的教职，决心与家人团聚。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人整理的贺昌群年表中，1938年回四川没有关于他到马边的记载，但实际上从相关资料来看他是回了一趟故乡的，特别是从他写的《还乡宿黄丹客馆初见马边河》（《贺昌群文集》中标注时间是写于1938年）一诗中就能看出。黄丹是到马边中途的一个小镇，紧邻马边河，此河可以一舟通往马边。黄丹离马边大概只有一百多里山路，现在开车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但当时为崇山峻岭所隔，行程需要三四天时间。当贺昌群看到这条河的时候仍然有点情不自禁，“万叠故山云总隔，两行乡泪血和流”，他对故乡的深情倾溢而出，而这些都成为了贺昌群决然离开宜山回到四川避乱的动力，故乡在呼唤一个远方的游子。
其实，贺昌群回到四川还有一个动因，就是听凭马一浮之召，要去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这在叶圣陶的1939年4月5日的日记里有记载：“昌群兄已离宜山，有电来，下旬可到此，彼将佐理事务。而弟则别有私喜，多得一可以过从之良友也。”
叶圣陶高兴，但此事在他的朋友郑振铎、徐调孚等看来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贺昌群是在开倒车，复性书院毕竟不是现代教育体制，一个大学教授去书院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其实，贺昌群并非没有考虑过这些因素，但他的五女贺龄庄已经出生半年，思女心切是一个因素，为生计所迫也是一个因素。复性书院毕竟是个机会。贰 皇华台请客 复性书院同人宴饮
马一浮与贺昌群关系甚笃，马一浮曾经受竺可桢之邀在宜山浙大讲学两学期，彼此对对方的学问与人品均是认同的。在马一浮先期到了乐山后，贺昌群还写信介绍他认识了叶圣陶，“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弟与欣安陪同出游数回。其人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至足钦敬。”（叶圣陶《我与四川》）
很快，贺昌群便跟着来到了乐山。1939年5月2日这天，“马湛翁（马一浮）偕昌群忽来，欢然握手。昌群自重庆乘飞机，以前日来此。”（《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5月7日，叶圣陶又写道当时相见的情形：“饭后至马先生所，昌群昨病虐，略委顿。云已租定房屋于张公桥附近，日内即将往成都接眷。”
初创期间的复性书院，马一浮邀请贺昌群去做教务长，参与复性书院的筹建，而贺昌群也积极参与其中，并把家眷从成都接到了乐山。这段时间贺与马的关系相处得不错，贺昌群在《和马一浮》的诗中有“娓娓清言承杖履，昏昏灯火话平生”之句，可见一端。6月15日，贺昌群在乐山皇华台请客，叶圣陶也在邀请之列，“应昌群之招宴，客皆复性书院同人，院外仅三人而已。”这天的宴饮，众人兴致颇高，意犹未尽，马一浮就说天气这么好，不如做个近游，建议渡船到龙泓寺一游。他们便到了寺庙边坐下来，围坐一起喝起茶来，“路旁小茶房即憩坐，守着烹水冲茶，昌群出所携茶饷客。对面远山，大峨二峨皆露其顶，苍翠庄严，山半则白云平铺，时而易其形。”
但几天后的6月18日就发生变化，贺昌群突然去找叶圣陶，闷闷不乐，“夜八时后，昌群来谈。彼与马先生于书院方针仍不能一致，谓颇厌倦于此云。”
7月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又记道：“昌群兄已与马先生分开，声明不再参与书院事。其分开不足怪，而当时忽然发兴，辞浙大而来此，则可异也。”叁 征收学员上 两位好友产生分歧
贺昌群与马一浮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谐呢？在7月10日马一浮给熊十力的信中谈到了两点，一个是在书院征收学员上（书院要求学员应该有一定的知识文化的人方可招收）。马一浮主张不限资格，“但凭知友介绍”即可，但贺昌群设立了四项条件，这就让马一浮觉得不符合求道的精神，“今书院设为征选及津贴之法，本是衰世之事，随顺劣机。衡以古人风概，已如天壤悬隔。”
无门槛办学有无弊端呢？事情后来得到了检验，1939年9月3日马一浮在给屈映光的信中就曾谈到其中的苦恼：“愿力虽属无尽，而事实实有未能。书院且未具缘，众机何由广被？今时根器下劣者多，又习气深厚，难为解脱。每苦书问酬答之烦，虽与方便饶益，其实劳而少功。”
另外一点是关于张颐。张颐（1887-1969），字真如，曾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又因为研究黑格尔，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有人称他是“东方黑格尔”，名重一时。1938年张颐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代理川大校长，不料在这年底突然宣布跟当局走得近的程天放当校长，要他交权，他就只好一气之下走人，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书。大概就是在这个期间，贺昌群想让张颐来书院做讲座，但遭到了马一浮的反对。
马一浮曾在1939年8月31日给熊十力的信中解释过这件事情：“不延张真如事，昌群深致不悦。然弟非不敬张真如，不重黑格尔也。”（《马一浮全集》第二册上）为此，熊十力写信责备马一浮做事狭隘，而马一浮分辩说：“昌群怫然以弟为拒人之辞，弟亦不与深辩。昌群与张初未相识，但重其为牛津博士耳。此真未免于陋，弟亦不能救之也。”很明显，马一浮可能觉得贺昌群重虚名，有巴结讨好之嫌。肆 从事的堪称孤学 马一浮跟随者寥寥
关于贺昌群与马一浮的矛盾，叶圣陶的理解认为还是在办学理念上。他在1939年4月5日给朋友的信中就对马一浮的办学思想有很大的疑惑：“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为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先生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既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应无所为而为也。”（叶圣陶《我与四川》）
叶圣陶的质疑实质是在用世之术和无为之学上，而哪一个才是为学之道呢？显然他是站在前者一边的。这封信是贺昌群还没有到乐山复性书院来之前，叶圣陶写给“诸翁共鉴”的，而那时贺昌群对马一浮还是推崇备至的。就在那段时间中，叶圣陶与马一浮接触过几次，对他的印象不错，“马湛翁人极好，除说些他的本行话未免迂阔外，余均通达。”（1939年4月27日叶圣陶日记）
但当贺昌群真的到乐山投奔马一浮后，并“已租屋于城外三里许”时，叶圣陶就非常不赞同了。贺昌群是1939年4月30日到的乐山，叶圣陶在1939年5月9日给吴树伯的信中写道：
弟极赞其不偏重知解而特重体验，不偏重谈说而特重践履；然所凭藉之教材为古籍，为心性之玄理，则所体验所践履者，至少有一半不当于今之世矣。好在学生决不会多，有一二十青年趋此一途，未尝不可为一种静修事业……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
这段话很有预见性，复性书院后来的状况可用惨淡经营四个字来形容，特别是在抗战那种特殊的时期，国难当头，人心浮动，马一浮所从事的堪称孤学，跟随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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