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幕府中,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汪辉祖,从稚嫩青年成长为杰出的幕僚。对于汪辉祖的成才,他付出了诸多心血,谱就了一段幕主和幕僚的佳话。 胡文伯:名幕汪辉祖的人生伯
清代“一代名幕”汪辉祖画像
汪辉祖所著《病榻梦痕录》中详细记载了他和胡文伯的交往■政德镜鉴
□本报记者鲍青
绍兴师爷活跃于清代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他们通过自身拥有的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案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辅佐了无数的大小主官。可以说,清代许多基层官府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绍兴师爷的帮扶。
汪辉祖作为“一代名幕”,更是绍兴师爷群体的代表和翘楚。他为幕僚三十四年,以善断疑案著称,足迹遍布江浙两省十八个州县衙门。后来他考中进士,任州县官员五年,勤政爱民,政绩斐然。
在汪辉祖的幕僚旅途中,有一位山东人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正是在这位名叫胡文伯的幕下,汪辉祖积累了丰富的刑名经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师爷。
在胡文伯的故乡海阳,他的遗迹已经无处可寻,他的事迹也不再为当地知晓。但在汪辉祖晚年所著《病榻梦痕录》中,随处可见他对胡文伯的感激和怀念。汪辉祖深情追忆道:“常州太守胡公赏余骈体文,招之幕下。闲以余力读律令,如有会心,稍为友人代理谳牍,胡公契焉。比胡公迁苏松粮储道,余与偕行,凡六年,事之关刑名者,皆以相属,则无不为上游许可。”
因缘际会,为官治民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汪辉祖开始供职于常州知府胡文伯的幕中。这一年,汪辉祖年仅25岁,胡文伯则是一位花甲老人。胡文伯是汪辉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幕主,也是他服务时间最久、令他受益最深的人。
在相遇汪辉祖之前,胡文伯已经宦海浮沉多年,积累了深厚的为官经验。
胡文伯生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人生早期,他屡次参加山东乡试,却总是名落孙山,最终只被录上乡试副榜。副榜中的学子,不能与举人一同参加会试,只可以参加下届乡试或低级官职的诠选。
胡文伯自知科场始终难进一步。在康熙时代,胡文伯除了不断参加乡试外,也可参加地方学校官员的诠选。
胡文伯的运气不错,很快就成功诠选为济南府学训导。按照清代规制,训导是地方学校的副手,“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
在清代时期,没有科举功名、身居府学训导,往往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居于下僚。不过胡文伯似乎也没有对自己有多大的仕途期许,只是兢兢业业干着本职工作。他任职济南府学期间,“在任六载,士林翕服”,优秀的政绩引起了上级官员的注意。
雍正帝即位后,对官僚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他提拔官员不计出身,曾对大臣言道:“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他选拔任用官员,除了首要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勉外,还注重官员有干事的魄力。所以他摒弃原有的资格、出身的规定,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胡文伯获皇帝“特旨引见”。经过雍正帝的谈话考察后,胡文伯授任河南禹州知州。
此后,胡文伯转任多地,一直在基层辗转,先后做过河北滦州、通州等地共计五任知州或同知(知府的副手)。到了乾隆九年,50岁的胡文伯升任天津知府。
胡文伯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干旱灾害。他设立赈灾粥铺、发放救济物资,对救灾安民劳心劳力,终于将受灾损失降到最低。但在次年,天津再次遭遇罕见的旱灾,田中麦苗焦枯,百姓颠沛流离。一些灾民逃亡到了京郊附近,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乾隆帝随即对胡文伯的为官能力产生怀疑。
“为人质朴,实心爱民”
乾隆帝令军机处秘密发文给直隶总督高斌,令他如实奏报胡文伯在天津的政绩和能力如何。乾隆帝还告诉高斌,自己听说河间知府徐景曾、天津知府胡文伯二人“谨慎有余,而才干不足”,认为他们不能妥善办理二府之事。在文报中,乾隆帝着重夸奖了广平知府吴谷、顺德知府玉麟,认为他们两人“办事之才,似较二人(徐景曾和胡文伯)为优”。乾隆帝提醒高斌认真思量,可否将四人互相调换。他谆谆告诫高斌“若徐景曾、胡文伯能胜河间、天津之任,亦据实回奏”。
此时此刻,胡文伯是否胜任知府,高斌的表态尤为关键。
高斌收到信函后,立即将自己平日的考察结果奏报朝廷。他认为胡文伯虽然“气度局促,本非繁剧(繁重事务)之才”,但他“为人质朴,实心爱民,颇有悃愊(至诚)无华之意”。高斌认为天津风俗崇尚浮嚣,以胡文伯作为表率来移风易俗,似亦“人地相宜”。高斌还认为河间、天津二府连年遭遇荒歉,现在赈务救灾最为紧要。胡文伯已经对赈济工作驾轻就熟,不必调换知府人选,高斌恳请乾隆帝能够“容臣再加策励,以观后效”。
事实果然如高斌所料。在胡文伯的努力下,天津抗旱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两年后,胡文伯又向高斌奏称,可在天津府所管辖的今山东庆云、河北盐山两县修砌砖井,用以浇灌抗旱。胡文伯仔细走访,调查清楚每砌一井所需费用,他表示“每砌一个砖井须物料八两银,每口井可灌地五亩”。胡文伯提出,如果能大规模修井,那么“小旱之年,百姓竟可不馁”。此外,他还请求朝廷拨发资金,为缺少耕牛的庆云县购置耕牛。等到耕牛买回后,胡文伯和下属“赶至庆云县”,令该县知县将耕牛分发给无力贫民。按照每家田地多寡,“田多者户给一只,田少者两三户共给一只”。
胡文伯还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庆云县土地非常适宜种植枣树,“可助饔飧不足”。往年因为饥荒缘故,许多枣树被百姓砍伐。胡文伯动用府库中的存剩银若干,购置大量枣杏榆柳等树苗,令百姓看管成活。数年后,枣杏可食,榆柳可备材用。
杰出的政绩消除了乾隆帝对胡文伯的疑虑。待天津境内安宁无事后,胡文伯调任江苏常州知府。
“得免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江苏常州百姓富庶、文化繁荣,胡文伯在当地公事较为闲暇。在这里,他将年轻的汪辉祖搜罗到幕府之中。汪辉祖在胡文伯幕中一呆六年,深受胡文伯的器重和培养,从一名稚嫩青年成长为通晓刑名的杰出幕僚。
汪辉祖入胡文伯幕,有一段曲折有趣的故事。起初,汪辉祖的岳父王宗闵是将女婿推荐给扬州大盐商程氏作文翰师爷。程氏财大气粗,给汪辉祖开出的年薪高达一百六十两。汪辉祖起初也是欣然答应,但不久后听说程氏对待下属态度傲慢、毫无尊重之意,“(程氏)每坐榻床倚炕桌南面,客皆侍坐白事”。汪辉祖认定自己无法忍受如此“礼遇”,于是告诉岳父自己不想去程氏处供职。王宗闵虽然责怪女婿高傲,但又不能说服他,只得替他搪塞了事。
不到两个月,常州知府胡文伯缺一位“掌书记”的书启师爷,曾是胡文伯下属的王宗闵就顺势把汪辉祖举荐过去。“掌书记”在幕僚中级别较低,胡文伯又是清廉的官员,所以给汪辉祖开出的年薪只有区区二十四两。周围的朋友都劝汪辉祖莫要前往,但汪辉祖竟然爽快同意,很快赴任。他对不解者言道:“脩虽少,太守当宾礼我也。”汪辉祖虽然年纪轻轻,却已视尊严高过薪酬。
汪辉祖入幕后,胡文伯鼓励他“究心刑名之学”,以便日后成为刑名师爷。汪辉祖勤奋好学,思维缜密,令胡文伯大感讶异,视其为大才。乾隆二十年九月,胡文伯升任江苏督粮道。此时,汪辉祖却突然向胡文伯请辞归乡。胡文伯对他说:“吾遂不能久屈子乎?”胡文伯坚持要求汪辉祖留下,并将每月工资从二两增加到十两,整整翻了数倍。汪辉祖看到薪水在一年之内暴涨,难拒胡文伯殷切之意,就随同他赴任。
此后,胡文伯尤其器重汪辉祖,对他的礼遇也在众人之上。每次遇到大事,胡文伯必招汪辉祖前来商议。而汪辉祖所提的建议,也多被胡文伯采纳。不仅如此,胡文伯还常对儿子说:“汪君必不久于人下,异日为国家有用材也,儿辈当师事之。”此外,胡文伯曾写信给汪辉祖,表露出不一样的敬重:“吾宦游垂五十年,所见幕友多矣。能立品端纯,尽心佐理,时时以国事、民事为念如吾兄者,实未见有第二人。”要知道,胡文伯是汪辉祖的幕主,还比汪辉祖年长35岁,其儿子也比汪辉祖年长。胡文伯令其子师事汪辉祖,自己称汪辉祖为“吾兄”,可见对他的尊重。
胡文伯不仅器重汪辉祖,还对汪辉祖严加要求,以助汪辉祖迅速成长。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中道:“公(胡文伯)尝言能思则事成。思之为字,田在心上,田中一十字,四面俱到,缺一面则心有未至。”胡文伯自己就以思虑周详而著称。当时人称呼胡文伯为“三世佛”,认为他“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用其思也”。胡文伯认为汪辉祖性格开朗直爽,但细致谨慎较为缺乏,所以对他的要求分外严格。
在胡文伯的有意训练督促下,汪辉祖思考问题越来越细致,常能解决众人束手无策的难题。
当时江浙一带流通一种印有“宽永通宝”的小钱。朝廷起初认为是民间私铸小钱,却始终找不到钱币的来源。乾隆帝令江苏巡抚调查钱上所印年号的来历,借此找到钱币的源头。可各级官府查来查去,此事也丝毫没有头绪。朝廷一再催促,江苏官员焦急万分。
胡文伯也接到了调查钱币来源的任务,他招来汪辉祖商议此事。汪辉祖恰好此前看过别人送给胡文伯的一本《曝书亭集》,此书是清代著名经学大师朱彝尊的文集。在《曝书亭集》中,收录有一本日本史书,其中的跋文就提到了“宽永”年号。根据记载,“宽永三年”就是当时的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原来这种“宽永通宝”是在清代早期贸易中,从日本流入的货币。
胡文伯马上将汪辉祖提供的书证材料一并上报给巡抚,然后再由巡抚上报朝廷。汪辉祖立下此功,得到江苏巡抚的夸赞,也令胡文伯对他刮目相看。但汪辉祖却将自己的功劳归于胡文伯的教诲,认为:“吾佐幕数十年,得免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助汪辉祖研究刑名,参加科考
乾隆二十一年,胡文伯被朝廷派往山东临清督运粮草,汪辉祖因病无法前往。这段时间,汪辉祖再次参加乡试,却又一次名落孙山。后来胡文伯回任江苏道台,汪辉祖再入其幕下。
胡文伯知道汪辉祖家境清寒,就创造机会让汪辉祖学习刑名知识,希望他早日做上刑名师爷,好提高收入。清代幕僚分成多个种类,最重要的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刑名师爷”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钱谷师爷”。幕友担负工作不同,收入大不一样,其中最丰厚的当属刑名和钱谷师爷。
刑名师爷不好当。不仅需要精通律例,而且必须掌握司法知识和办案技术,可以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即使聪慧的人没有几年工夫,也是无法学成出师的。常州幕府内有一位叫骆彪的刑名师爷,是个端正方直、精明干练、经验丰富而又乐于助人的老者。胡文伯就让汪辉祖虚心拜骆彪为师,公事之余跟着他“究心刑名之学”。同时凡涉及刑名之事,胡文伯都让汪辉祖涉及兼顾。遇有案件审理,胡文伯也让他参与讨论。汪辉祖悟性极高,加上勤奋刻苦,很快就能帮助胡文伯处理司法案件。
胡文伯知道汪辉祖有强烈的功名心,因而不仅鼓励汪辉祖研究刑名之学,还鼓励他积极参加科考。胡文伯自己并没有考中举人进士,所以无法在制艺文章上给予汪辉祖指导。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为汪辉祖介绍名师,鼓励他以文章干谒名师,以提高文章水平。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山东昌邑籍进士孙尔周来到江苏探亲,在老友胡文伯的府衙内做客。胡文伯收到孙尔周书信后,特意嘱咐汪辉祖,要他将平日所作制艺文章拿给孙尔周评阅。汪辉祖随即将所作三十篇文章郑重交给孙尔周。
一个月之后,孙尔周始终没有提及汪辉祖的文章优劣如何。汪辉祖心中焦急,却不好直接询问,就将心事倾诉于胡文伯。胡文伯二话没说,立刻找到孙尔周,询问汪辉祖所作文章如何。胡文伯还责备孙尔周因为懒惰,伤害了汪辉祖苦心求学的心。他还告诉孙尔周,汪辉祖的继母和生母辛苦守节,将家族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孙尔周闻言大受震动,觉得汪辉祖是个可造之材。胡文伯拜托孙尔周认真评阅汪辉祖的文章。次日拂晓,汪辉祖还没起床,孙尔周就穿戴整齐带着文章前来。
孙尔周非常直率地对汪辉祖说:“子文久阅矣,颇不惬于心。子才可以入彀,而文不合格,妄为誉。”孙尔周虽然觉得汪辉祖文章质量低劣,但觉得他虚心谦逊,是个可教之才,决定将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传授于他。
当天,孙尔周就将汪辉祖所交文章全部作了详细评改。孙尔周讲解得非常仔细,三十篇文章中“有从破题抹起者,有逐句抹者,有隔句抹者”。而在三十篇文章中,得到孙尔周肯定的竟然只有三句话而已。汪辉祖听得“汗流浃背,多不能解”。他真诚恳求孙尔周教授自己作文之道。孙尔周就将文章写作精要一一讲解,汪辉祖觉得自己“闻所未闻”,兴奋地以弟子之礼对待孙尔周。在胡文伯的鼓励下,汪辉祖每办完官务,就到孙尔周处听讲。一连过了两个月,汪辉祖的文章终于获得孙尔周的肯定。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胡文伯调任他处。汪辉祖终于辞别,正式转做刑名师爷。
仕途跌宕,高寿而终
汪辉祖离开胡文伯后,在各处官府内作专职的刑名师爷。后来汪辉祖考中进士,出任基层官员,为百姓做了诸多好事。而在汪辉祖退隐林泉后,将自己对幕僚生活的感悟,写成诸多文集,受到后世推崇。而胡文伯的仕途也蒸蒸日上,不断晋升。
乾隆二十七年,胡文伯升任江苏按察使。次年,广东布政使出缺,朝廷派胡文伯补授。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朝廷将广东布政使胡文伯调任江苏布政使。此时的胡文伯已经72岁高龄,但精神矍铄,体力强健,处理政务依旧得心应手。
次年,73岁的胡文伯升任安徽巡抚。到任后,他弹劾贪腐的地方官员,百姓亲切称他为“胡青天”。
但在安徽巡抚任上,胡文伯却和布政使范宜宾产生激烈冲突。范宜宾认为胡文伯年老体迈,因而对他的命令一直推诿塞责。而胡文伯自觉权威受损,对范宜宾也是牢骚满腹。安徽省内一二把手的矛盾甚至闹到了两江总督高晋处。
高晋无法调和巡抚和布政使之间的矛盾,又担心二人不和会影响皖省官场运转,就将此事上奏朝廷,请求将二人调任他省。乾隆帝却认为“抚藩不和,已属非体,而又互有抑扬,不分曲直,尤非持正衡人之道”。他认为如果胡文伯确实日就衰颓,办事精神不到,“又复性情褊急,动辄参差,难以服藩司(布政使)之心……其咎自在胡文伯”；如果“范宜宾向系好事之人,遇地方公务,或意在急图自见。于巡抚不肯受其约束,时露倔傲不驯之气,其过又在范宜宾”。乾隆帝让高晋秘密将二人的具体情况据实禀报。
高晋很快就呈递了奏折。这次他站在胡文伯这边,高晋奏称:“胡文伯性急无私,其驳正藩司误处,并非苛求。范宜宾任事努力,尚欠熟谙,每因巡抚指驳,退有后言。”他认为两人出现矛盾,问题出在范宜宾身上。
胡文伯暂时安全度过了这次抚藩之争。但剧烈的问责风暴,即将向他袭来。
盛夏时节,天气酷热,江淮出现蝗虫啃噬庄稼的灾害。胡文伯觉得自己年老体弱,如今又是酷暑时节,不敢亲自前往,就派人去捕捉蝗虫。而布政使范宜宾坚持要求亲自前往,胡文伯并未批准。胡文伯先是根据派出人员的报告,向朝廷奏报蝗虫已经捕捉干净。但不久范宜宾上奏朝廷,报告许多地区还有蝗虫灾害,而胡文伯也并未亲自前往捕捉。此事令乾隆帝大为恼怒,他在诏书中严厉斥责胡文伯:“似此玩视民瘼,岂能复胜巡抚之任?”他立即将胡文伯降为候补湖南布政使,安徽巡抚由直隶按察使裴宗锡补授。
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让已革任的胡文伯补授为广西按察使。即使如此,乾隆帝依旧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胡文伯前为司道时,尚知实力任事。及用为巡抚,即不免器小易盈,愆尤丛重。且其年已衰迈,精神日渐就昏,遇事不能整策,岂惟封疆非其所宜,即降补两司,亦安望其复堪胜任乎?”
胡文伯虽然补任为广西按察使,但此时的他年事已高,很难在南疆就任。乾隆三十六年,胡文伯来京师接驾。乾隆帝见他精力尚未就衰,认为该员前在直隶年久,著加恩交与总督杨廷璋以同知题补。
乾隆三十八年,胡文伯年近八旬,乾隆帝念他居官尚无大过,加恩赏给按察使衔,令其休致回籍。
乾隆四十三年,82岁的胡文伯在故乡去世,安葬在海阳市凤城街道东迟格庄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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