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排房”里的夏老师
□刘增人
1959年秋,我考进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该年级最矮、最小的学生。那时的山师,只有三座楼用于教学办公,都是一水儿的琉璃瓦大屋顶,闻名遐迩的千佛山恰好装点为合适的背景——那分庄重肃穆,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中间的一座文化楼,是学校的核心区、办公的指挥部。中文系在西侧的教学二楼上课。这三座楼据说是副省长余修的大手笔,曾经被当作“浪费”的典型遭到批判。
次年,中文系毕业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级,一大批才子型的学兄成为我们最年轻也最亲切的老师。这个1956年入校、1960年毕业的年级,是我亲历的中文系历届学生中最“厉害”的年级。最让我心仪的,还是留校任教的那一批学术才子:赵锦良、高更生、夏之芳、李衍柱、王荣纲、张广岩……自然还有我记不起来的许多老师,几乎都住在操场北边的单身宿舍,大家称为“五排房”。好像是四个人一间,四张木质单人床,中间是硕大的木头书桌,才子们便在这里做学问。
我们刚刚入学时,是学生管理学生。每个年级有一个党支部,每班有一个班委、一个团支部。党支部书记是调干生梁耀华,年龄是我的整整一倍,社会经验、管理水平则超出不知道多少倍。刚入校第一件大事是下乡劳动,到黄河边上的齐河老马店公社开荒。二十名精壮的男生弓着腰喊着号子拉一张双轮双铧犁,顶两到三匹牲口干活。第二件大事是在学生中批判“白专”道路。几位偷偷写小说、写论文的,大都未能幸免。刚刚认识的同学,开始疏远起来。第二学年,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开始齐刷刷地转变为学生与炊事员的尖锐矛盾。具体起因就是有一位从上面派下来“蹲点”的陈部长召集全系同学宣布:为了支援灾区,同学们必须七个月粮食八个月吃,省出一个月口粮上交。本来我们的月口粮是每人30斤,这时改为女生27斤,扣除3斤由各班男生平均分配。外文系、化学系女生多,男生沾光不少。中文系、数学系女生本来就少,平均下来男生也多不了半斤四两!于是,学生和食堂炊事员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文系总支特地安排赵锦良老师做我们的年级主任,夏之芳老师做我们四班的班主任。赵老师就任之初,给全年级同学讲过一次话,胶东口音比较浓重,但态度非常热情和蔼,循循善诱。夏老师没有例行的就职演说,赵老师介绍之后,他浅浅一笑就退场了。直到我当选为生活委员,他到伙房帮厨,我们才熟悉起来。
也就是这时,中文系1959级四个班被安排到齐河赵庄公社参加秋收,帮助社员收玉米、刨地瓜、深翻地。报酬是地瓜蔓由我们拉回学校粉碎后做“代食品”。原来的班委会是入校时领导指定的,这时开始“全民公投”,我成为生活委员。我问班长胡葆炜,为什么要让我这个连小组长、小队长也没有当过的“白丁”当此“重任”?他说,同学们认为你称地瓜干时秤杆最平,也就是给大家分活命的口粮时心最公平!这样的信任,谁敢辜负?我于是成为那个特定时刻里比班长、团支部书记更重要的“班干部”。在赵庄,学校规定用学生口粮从大队食堂换煮熟的地瓜,每斤口粮换三斤地瓜。我和劳动委员张发魁商量,这太不合算,不如一斤口粮换五斤生地瓜,我们自己煮,至少可以得三斤半甚至四斤!经过年级学生会主席赵玉清联系,我们俩每天下午推着小车去大队食堂,亲眼看着大队会计过秤,回来洗好下锅,凌晨三点起来煮地瓜。我拉风箱,发魁添柴,保证同学们出工前一定吃上足够分量的熟地瓜。有情况的女同学不下地,就帮助摘、洗地瓜蔓。赵玉清想法搞来“固体酱油”,酱油煮地瓜蔓就是我们每天不变的午饭和晚饭的“菜”。到劳动结束时,女同学和生病的男生乘卡车带着大家的被褥回学校,男同学步行从齐河回济南。其他班的同学一人只带一斤半熟地瓜,我们四班,每人三斤!那种成就感,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
回校以后,没有了下地出工的劳累,肚子的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几乎每人都怀疑胖胖的炊事员“偷”走了我们的口粮。系领导于是又加派了几位年轻的助教帮助管理伙食,特别是清理账目。我记得傅春明、高更生、夏之芳、王荣纲等老师都曾经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承担过特殊的工作任务。他们把我们宿舍楼的楼梯间开辟为办公室。那里是走进楼门必经之地。每逢经过那里,往往看见夏老师打着算盘核对账目,深度近视眼镜的镜片好像玻璃酒瓶的瓶底,在昏暗的灯光下或午间的歇息时间,闪烁着一圈圈光影,我心里此时总是泛起一波莫名其妙的酸楚。走进伙房,常常看见夏老师卷起袖子“搋面”,围裙扎在腰间,淡咖啡色的毛衣领口上也粘着地瓜面的星星点点。一天午饭,我们班值日的同学与炊事员互相扭着脖领来到夏老师办公室,我是生活委员,责无旁贷,必须同行。同学说少发给我们班一个窝头(一两),炊事员说绝对没有发错,是值日学生自己糊涂还赖人。越说火气越大,谁也不肯让步,眼看就要拳头巴掌一起上,脖颈上的纽扣已经摇摇欲坠。我不知道怎样评判是非,只见夏老师默默地从内衣口袋掏出自己的饭卡,从上面划去两个“单位”(我们的饭卡是每月一发,上面标明本月的口粮定量,一格即一个单位代表半两,两个单位就是一两),然后把饭卡递到炊事员眼前:补上两个单位吧!正准备大打出手的两人突然安静下来,默默地走开了。多少年了,这一幕总不时在我心底泛起,而每逢想起,胸前就好像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1983年,我摊上“大事”了。一是“过早”评上了副教授,二是被“人民来信”告到省里。春天的某日,学校党委办公室一位青年同事匆匆忙忙来家里通知我:省里派人来调查你了,你不要紧张……到了办公室,两位省里来的领导非常严肃,要我老老实实陈述自己的历史,特别是1966年以来的表现。我倒是很淡定,因为自己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心里十分清楚。他们问,什么人可以证明?我说除1969年和孙越一起去磁窑农具厂下放劳动一年外,毕业后结婚前一直和高照福同宿舍。那么在山师时谁能证明?我说我们年级主任是赵锦良,班主任是夏之芳。他们一听到这两个名字,态度立马缓和下来,相视一笑,对我也不再像审犯人一样了。此番调查后,我被选为泰安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
后来,因为我和夏老师的专业不同,联系一直不多,但老师“搋面”的情景,依然不曾忘怀。2017年初,几位老朋友帮助我编选的一本随笔、论文的小书在济南出版了。因为其中写到山师的几位老师,所以高高兴兴地委托老朋友魏建给几位老师奉上。济南和青岛快递的进度不同,我还没有见到书,蒋心焕老师和夏之芳老师先打来了电话,给以鼓励。夏老师要去我的地址,寄来他的一部新著。我虽然不能完全读懂,但知道这绝对是美学领域里划时代的新著。
夏老师在电话里轻言慢语地絮说着、陈述着,似乎在打捞回忆中的历历往事,又似乎在深沉地思索、掂量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增人啊,我们的专业不一样,经历也很不相同,但都是在自己的条件下,做得还不错吧?你、我,都算没有忘记为人师表的责任,更没有给母校留下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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