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有80多个蟋蟀专业村，养蟋蟀、做陶器、卖器具，相关从业人员2万余人 “中华蟋蟀第一县”为啥是宁津
□刘振兴 报道斗蟋□ 本报记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孙久生
“儿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宋词《满庭芳·促织儿》中所述场景，曾出现在时下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促织，即蟋蟀，又名蛐蛐、秋虫等，常常在北方的秋夜里，鸣响整个村庄。而宁津县的蟋蟀叫声格外响亮，且体健力足、牙齿尖利、剽悍好斗，在斗蟋“江湖”上历来小有名气，也因此衍生出蟋蟀陶制作等诸多相关行当，全县形成80多个蟋蟀专业村，养蟋蟀、做陶器、卖器具，相关从业人员2万余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津挖掘蟋蟀文化，出版了蟋蟀志，发展为蟋蟀罐生产基地县，建起蟋蟀文化博物馆，连年举办蟋蟀文化节、博览会，遂有了“中华蟋蟀第一县”之称。
好水土养出好“秋虫”
蟋蟀主题的盛会，自然要在秋天举办。今年9月底，第八届中国（宁津）蟋蟀文化博览会开幕，来自天南海北的蟋蟀爱好者蜂拥而至，宁津的街头巷尾，到处是卖蟋蟀、选蟋蟀、买蟋蟀的人，熙熙攘攘，东北高声、吴侬软语、齐鲁腔调不绝于耳。此等热闹每年都会持续一月有余，博览会只是其中一个小节点而已。
博览会上最为忙碌的人当数宁津县文化协会会长李海涛，他给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和首次参加博览会的游客介绍着宁津的蟋蟀。“蟋蟀文化以南北划分，南方以江、浙、沪为代表，北方以京、津、冀、鲁为标志。而众口皆碑的极品蟋蟀产地，首推齐鲁，并以宁津、宁阳两地为最。”他不掩自豪神色，“如果说山东是蟋蟀王冠，宁津就是王冠上的明珠。”
宁津为何盛产极品蟋蟀？这与宁津的自然禀赋密不可分。宁津土质系黄河冲积而成，澄浆胶泥，板结黏韧，燥湿合宜，酸碱适度，并且其中含有大量钙、铁、锰、盐离子，蟋蟀在其中发育成长，自然增强了骨密度值，其头颅坚硬、牙齿锋利、脚力异常盖源于此。
然而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之地甚多，为何宁津独享产蟋盛名？有人继续探问下去，李海涛就推荐其去看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吴继传教授所著《中国宁津蟋蟀志》，吴继传不仅是中国科学院中国昆虫研究所所长、昆虫学家，而且身兼中华蟋蟀研究协会会长，被蟋蟀界尊为“虫圣”。先生著述颇多，仅蟋蟀研究专著就有《中国斗蟋》《中国巨蟋油葫芦谱》《中华鸣虫谱》《中国蟋蟀图画谱》等大部头著作。作为蟋蟀学研究的学术权威，为宁津蟋蟀出版专著，足见宁津蟋蟀确实了得。
《中国宁津蟋蟀志》为全国首部蟋蟀志，书中解释，除土壤条件外，宁津特有的地理位置、生态条件，以及相应的气候因素，加之常年籽粒品种特性的遗传，使得所产蟋蟀兼具南北虫的优点。在格斗时咬法多样全面，既有南虫的爆发力，又有北虫的体质与咬死不走的顽强斗性。
宁津出产极品蟋蟀的原因，在当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颇为有趣。北宋年间，徽钦二帝疏于国事，在宫中建台斗蟋，乐此不疲。徽帝的皇后是宁津所在地德州刺史王藻之女王敏。王敏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多次劝说徽帝节制玩心，竭智谋国，却不见效，反被冷落疏远，不久抑郁而亡，年仅25岁。死后，她变身一只乌头金翅大蟋蟀，来到徽帝身边，终日在其耳边啼鸣：“夫君醒来！夫君醒来！”
东京汴梁被破后，徽钦二帝被金军劫持，连同宫中之物，一并驱往幽州。当车行至鬲津河畔临津县即今宁津县时，天气突变，乌云翻滚，一声霹雳，车裂盆碎，乌头金翅大蟋蟀一声鸣叫，群虫振翅齐声，没入草野。
蟋罐“化身”艺术品
今年九月，刘秀芬和张建强夫妻载着蟋蟀罐从宁津刘营伍乡驱车赶到第八届蟋蟀文化博览会，他们的“刘记丫头”蟋蟀罐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县里举办的蟋蟀文化节和博览会都未曾缺席。
玩虫一秋，玩罐一世。蟋蟀罐、蝈蝈葫芦，以及过笼、水槽、探筒等虫具，不仅是玩虫的必备之物，也是不少蟋蟀爱好者的收藏之物。因为玩蟋蟀得有好器具，若随便用一个家什，比如铁筒、塑料筒装蟋蟀，趣味就寡淡了。而宁津地下的古黄河澄泥，细腻、纯净，漳卫新河刘营伍乡段的泥土含胶量又恰在60%到80%之间，这正是制作蟋蟀罐的最佳区间胶度。所以孕育了“丫头罐”、张华新蟋蟀罐、朴树堂蟋蟀罐、张吉峰过笼等享誉全国的陶器品牌。
“丫头”是刘秀芬的乳名，为“刘记丫头”蟋蟀罐的传承人，因其制作的罐子难以模仿，遂有了一个专属称呼——“丫头罐”。刘秀芬的表姑父谷德恩是蟋蟀罐制作高手，她初中毕业后便跟随表姑父学习蟋蟀罐制作，颇具灵气。丈夫张建强祖上便以制陶为生，米缸、米罐等生活器具为主，手艺代代传承下来，传统尚存。小两口结婚后，正赶上宁津县举办蟋蟀节，带动得蟋蟀罐这一产业红红火火，他们就商量，恢复自家的制陶作坊，在继承传统制作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制陶工艺，生产蟋蟀罐。
十余年过去，二人制罐手艺已甚为精湛，丫头负责定型和压光，张建强则依靠足够力量和温度把控，进行揉泥和烧制，唯有如此，方有“刘记丫头”蟋蟀罐的精致。张建强的名头似乎并不如妻子响亮，但事实上，他的制坯和烧制手艺，也是他人望尘莫及的。曾有南方玩家到此买罐，观之制坯速度和质量后惊叹，“单这手法在我们当地便能月入近万元。”
记者随二人到其家中，院中、屋内，四处皆是蟋蟀罐，从澄泥颜色上，就有朱砂红、鳝鱼黄、蟹壳青、檀香紫、墨玉黑等多种颜色。“蟋蟀罐有南北之分，也就是虫客们所说的‘南盆北罐’。”刘秀芬说，南盆腔壁薄而北罐腔壁厚，乃为气候所致。北罐较为厚重，养虫隔音好，温湿度波动慢，南盆相对轻巧，透气性稍好。“最初此类器皿皆被称为‘盆’，随着民间蟋蟀文化的日渐深厚，不知何时，北方器物开始称为‘罐’，而南方依然称为‘盆’，虽然没有严格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称，但大致上约定俗成，沿袭至今。”
也因技艺精湛，夫妻二人手中订单，已排至明年10月。她告诉记者，整个刘营伍乡烧蟋蟀罐的作坊有30余家，小泥罐远销全国各地，俨然已是北罐的主要出处之一。丫头家在其中并非产量最多者，却是产值最大者，其中差距便在于手艺——“丫头亲手制作”。有北京蟋蟀玩家评论“刘记丫头”蟋蟀罐：既有中国北罐的浑厚大气，又有中国南罐的细腻秀美。这使其成为蟋蟀玩家收藏和民间馈赠的珍品，张建强说，日后有意建厂，也会选在乡里，挖河泥，捉蟋蟀，罐子也就做得更有意趣。
“青纱帐”里寻“将军”
在蟋蟀博览会之前半月，丫头家的农家院里便热闹起来，南腔北调的蟋蟀玩家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和天津等地居多，他们往往睡至晌午，吃饭、喝茶，待入夜后，戴上头灯随张建强摸进黑漆漆的玉米地。此等生活往往会延续十余天，不辞辛苦一为得两尊丫头亲手做的蟋蟀罐，二为在宁津的胶泥地里捉几员蟋蟀“猛将”。
宁津县的捉虫能手大有人在，有人称之为“蟋蟀猎人”。他们或如张建强一般，为外地的蟋蟀爱好者做“向导”，或自捉自卖。所以夜幕降临时，宁津县各乡镇的玉米地里，一道道头灯光线摇曳，“捉虫大军”来回穿梭，在“青纱帐”里寻找至后半夜。在头灯的照射下，蟋蟀变得谨小慎微，张建强不断地扣下网抄，他将捉来的蟋蟀装入特制的竹筒里。
蟋蟀客们还喜欢去蟋蟀市场，宁津现已形成大型蟋蟀交易市场6处，分别位于县城车站步行街、县城东关、孟集、尤集、柴胡店和保店铁庄。有的玩家每年都会来宁津，久而久之也就有了相熟的本地“蟋蟀猎人”，到了市场上，往往直奔目标摊位。
今年35岁的陈华子是“蟋蟀猎人”中的佼佼者，时常出现在柴胡店镇尤集市场上，其父陈方彬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斗蟋项目传承人，是个“蟋蟀通”，捉蟋蟀、收蟋蟀、卖蟋蟀已有50多年，在业内小有名气。在蟋蟀博览会上，父子二人一出现，蟋蟀玩家、蟋蟀卖家便都围了上来。两个小时后，俩人以1—2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了大批蟋蟀。接下来，他们要将捉来的以及收来的蟋蟀重新打包，三五个小时后，陈华子将带着它们出现在天津的蟋蟀市场上。
“宁津蟋蟀中最出名的是大青翅子，在蟋蟀中为异形福相，是蟋蟀中的佼佼者。”陈华子说，斗蟋蟀是中国民间博戏之一，仅有雄性参与，它们为保卫自己的领地或争夺配偶权而相互撕咬。“二虫鏖战，战败一方或是逃之夭夭或是退出争斗，倒是鲜有‘战死沙场’的情况。”
宁津迄今已举办八届“斗蟋大赛”，今年因疫情，缩小了规模，但还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个代表队前来参加。在红布铺就的擂台上，透明的蟋蟀盆内有两只青头大蟋蟀，两雄相遇，一场激战就开始了，通过大屏幕，两员“大将”的争斗细节清晰可见：首先猛烈振翅鸣叫，一是给自己加油鼓劲，二是要灭灭对手的威风，然后才龇牙咧嘴地开始决斗。头顶，脚踢，卷动着长长的触须，不停地旋转身体，寻找有利位置，勇敢扑杀。几个回合之后，弱者败下阵去，胜者仰头挺胸，趾高气昂，向主人邀功请赏，现场顿时掌声响起，献给那胜者的勇猛，也献给败者的无畏。
然而，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人们对斗蟋蟀的看法不一。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传至清代，每日里斗鸡走马的八旗子弟自然更加热衷此事，从清代蒲松龄名篇《促织》中便可看出当时斗蟋蟀风俗之盛，以至于有人因一只好蟋蟀而得到皇帝嘉奖，鸡犬升天。
“蟋蟀虽是玩物，但其本身也是具备文化韵味的。”李海涛说，古人将玩蟋蟀分为三种境界：其一玩物丧志，也就是专注于玩蟋蟀以致无心他事，志气消磨，其中典型便是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因玩蟋蟀误国而留下骂名；其二则玩物娱赌，意为玩蟋蟀只是为了娱乐或小赌怡情；而其三便是托物寓情，也就是文人雅士赏玩蟋蟀，同时吟诗作赋，托物抒情。他认为，“时至当下，斗蟋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人们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
正如本届斗蟋大赛上北京选手吴子介所言，“结果不重要，斗的是一份童趣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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