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的大孩子 ——送别高艳国兄弟
︻周蓬桦
粗略算来,与艳国交往已达30年之久,这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诗意的年代。当时,我们都痴迷于散文诗创作,受教于散文诗大家耿林莽老师门下,那个时期他从德州发来的信件我至今保留。在漫长的30年,大约有六七年时间我们一度失联,而这正是他从商加盟家族企业的时期,隐隐地听说,他的企业越做越大。我当时想:艳国大概要放弃写作了。时光悠然,进入21世纪的某年,我突然接到艳国的约稿电话,他说他已经离开企业到德州市文联工作,创办了文学丛刊《第三岸》。不久他又来电,邀我作《德州晚报》“红色散文大赛”评委,自此,我们的友谊重新接续,甚至比年少时更加默契密切。随着他主编《山东文学》下半月刊,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而且我发现,艳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田野上捡拾诗意的孩子了,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他变得成熟练达、对世事的判断准确无误——他有超乎一般人难得的格局彰显,知人善任,不拘形式,不以世俗价值尺度衡量他人。回归写作后,他把十年生活积累运用自如,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获得多项奖励。在那一个时期,他到处游走,马不停蹄地采访、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很快在文学圈内赢得一个“文学活动家”的称誉。我经常在微博上给他留言:“兄弟,别太累了,注意休息”之类。因为文学是马拉松长跑,是经验与悟道的结晶,而这都需要健康的配合。2014年8月,我们一起参加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疗养,疗养时间为12天,艳国只呆了5天就离开了,说是去北京采访一位文学前辈。短短几天,我们每日相处,沿长长的海岸线散步畅聊,晚上吃烧烤喝啤酒,记得当时他还很能喝酒,喝多了提出跟我赛跑,我甘拜下风——那时候,他的身体还是那么的好。
炎热的夏天,我们在疗养院院内那株硕大的核桃树下,与文学前辈邓友梅、张同吾、柳萌等几位先生叙旧畅聊,好不痛快。是年底,他进入鲁迅文学院报告文学高研班学习,我们又在北京相聚过。
2015年5月间,适逢山东省作协召开全委会,艳国打电话,邀我担任《山东文学》年度文学奖初评委,他说明天你来开会报到后,我们见一面,但随后他在电话中补充到:“老兄,我刚刚做了个小手术,暂时不能陪你喝酒了……”。我听了也没感觉讶然,说好。结果,那天自驾抵达济南时已是黄昏,遇到了下班高峰,大塞车,艳国一次次电话询问,就等我一个人了,但细心的他又嘱咐说“不着急,安全第一。”到了相约地点,只见坐在“主陪”位置上的艳国与我相握,但他的形象变化让我大吃一惊,他瘦得脱了形,我已经完全认不出了……。但看他对生病之事轻描淡写,他工作起来精神头丝毫不减,我们压根没有往深处多想。有一次在博山采风,我还拿他的生病和他开过小小的玩笑,他也哈哈大笑,但这件事让我至今懊悔不已……
2016年4月,他邀我参加《山东文学》改稿会,给青岛城阳、市南区的作者做散文讲座,短短三天,我们沿着青岛市区的快车道疯跑,研讨、会友、畅谈文学,刻下难忘记忆。而且,青岛的活动全程紧凑忙碌,他兴致勃勃,思维清晰,逻辑缜密,我很为他的体力恢复正常状态高兴。是的,他的身体在康复,又可以彻夜不眠地谈一大堆计划了……
青岛改稿会后,我们又在各种活动中见过几次面,后来听说他到香港治疗了,这给人造成一个错觉:他很快就会好起来,像往常一样热闹地出现在朋友们中间,喝酒畅聊,他笑起来像个大孩子一样天真。
直到今年四月,他微信留言,约我参加中国作协宁津采风活动,我以为他已彻底康复了,特意回复他:“兄弟保重!下月见。”他给我回复了一只猫咪顽皮的“OK”表情。而众所周知,宁津之行,艳国没有如约出现在朋友们面前。
他用如此温暖庄重的形式,和朋友们作了最后的告别——想到这一点,我的眼里被泪水充盈。
艳国的一生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学的,他把全部的能量都给了文学。山东文学界,从此失去了一位富有创造性思维的栋梁级人物。他有极强的事业心!壮志未酬身先去,他有太多的计划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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