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水面的旧时光 略谈吴伯箫与靳极苍的交往

济南时报 2019-11-17 14:10 大字

□张期鹏

将吴伯箫与著名学者、山西大学教授靳极苍先生联系起来,源于我在搜集吴伯箫资料过程中,德州书友刘中蔚的一本赠书。刘中蔚所赠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吴伯箫散文选集《烟尘集》,是吴伯箫1980年春节赠送靳极苍的签名本。那么,两人之间有何交往呢?我只知道他们是1925年至1931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为了查询其中的史实,我网购了一本太原书友赵柱家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的《靳极苍文集》。读后,初步揭开了这一谜团。

原来,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制是六年,两年预科、四年本科。两人都是1925年秋天考入,吴伯箫选的是理预科,靳极苍选的是文预科。但第二年亦即1926年,吴伯箫就转入了文预科。如此说来,在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的这个阶段,两人就是同班同学了。1927年预科学习结束后,吴伯箫进了英文系,靳极苍进了中文系,那时才可算是“同级不同系”的。他们的相识,至迟是在192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预科同班学习时。

对于当时学习生活的回忆,两人也有重合的地方。其中之一是鲁迅先生1929年夏天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上海之后,重回北京的一次演讲。吴伯箫在《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中,靳极苍在《我和我的老师们》皆有描述。虽然靳极苍在文中记录的时间是1927年,但查《鲁迅日记》,应为同一场演讲。

关于讲演内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者说“主要谈文艺界的形势及与政治的关系”,但讲稿已佚,不得其详。吴、靳两人的记述,吴伯箫较多抒情、议论乃至引申联想的成分,好像不如靳极苍更客观一点。另外,靳极苍说这次讲演中途即为情绪热烈的听众打断,并未讲完。具体情况如何,还应去看鲁迅研究专家的说法,我在这里是不能妄下断语的。

还有就是关于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锦熙先生的回忆。吴伯箫说黎锦熙先生曾教他们大一国文,看来当时英文系的学生,也是开设国文课的。而作为中文系的学生,靳极苍当然就是黎先生的亲炙弟子了。

不仅如此,据靳极苍回忆,他与吴伯箫还都是当时“努力学社”的成员。而这个学社,恰是黎锦熙先生帮助成立的。

“这个大学原来是官费(在当时中国那样时代,官费学校是最难考的),所以考入的学生,大都是功课较好而家境贫困的。我们入学那一年,一下改为不官费了,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难了。正在这时,黎先生帮助我们成立了‘努力学社’,和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家联系,由我们标点编辑古书出版。每标点一千字,给予五角钱的报酬。就这样,我们十几人,解决了生活问题,能继续学业,一直到毕业。”这些学生中以后出了几位名学者和有名的政治上的领导人。名学者如王重民,中国图书馆学专家、敦煌学专家,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教授,著述很多;孙楷第,中国小说和元明戏曲学专家,著述很多,北大教授;吴伯箫,中国散文家,任中国科学院文研所所长……另外还有教授、专家、编审几人。这固然决定于各自的努力,但当时黎先生提挈之功,也是该当承认的。

但对“努力学社”,我未看到吴伯箫有片语

提及。他在后来屡有提及的,是当时参加的一个山西同学比较多的群众团体“群新学会”,和到一所平民学校兼课的事。那么,吴伯箫是否是当年“努力学社”的一员呢?这个还需要一些旁证来证明。

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吴伯箫去了青岛,靳极苍去了沈阳,两人从此天各一方。我现在所能看到的,是靳极苍留下的1964年的一段史料。那是靳极苍与郭沫若、臧克家等的一场文字“官司”,吴伯箫作为靳极苍和臧克家共同的朋友,在二人之间起到了居中调停的作用。

靳极苍说,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当时,他正在太原给一些中学语文教师补授古典文学,于是应学员要求给他们讲解这些诗词。但他看到,他对诗词中有些词句的理解,与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和周振甫、臧克家在《诗刊》上的解说不一样。他于是写出争鸣文章,分寄《光明日报》和《诗刊》。《光明日报》不敢用他的稿子,给他寄回,他就委托与郭熟悉的一个老友直接送给了郭沫若。郭看后表示赞同,并在《光明日报》刊文更正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他与臧克家并未见过面,但此前通过吴伯箫的介绍,两人相互有所了解。于是,臧克家收到稿子后,就把稿子交给了吴伯箫,请他转送靳极苍,同时附信说:“我解‘飞鸣镝’(指毛泽东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一句——引者)依于毛主席指示,指革命的我方。靳同志所解和毛主席指示不同,不便刊登。”并说毛泽东给他的指示“是海内孤本”。吴伯箫在转送臧克家的信时,则附信说:“我认为你解得对,他解得不对,你隐去他的名字,任何刊物都可接受。”果然,他按照吴伯箫的意见,在文章中隐去了臧克家的名字,很快就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

靳极苍说,臧克家虽然当时没有承认解释有误,但以后再谈“飞鸣镝”时,也没有坚持以前的说法,算是默认了吧。而周振甫既无反馈,以后也不作改正,令他一直耿耿于怀。这也可能,是靳、周所争并非原则问题,两种说法可以并存。无论如何,靳、臧之争以这种方式落幕,吴伯箫的居中斡旋之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自己的两个互不相识的老友,他也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吴伯箫与靳极苍之间的交往,我目前所知仅此而已。文中所引他们的记述,因为年代久远,也未必完全准确。但我相信,只要凝神考索、耐心等待,一些疑误会慢慢得到澄清,许多旧日时光还会渐渐浮出水面,让历史的细节得到还原。

最后还想炫耀一下,我网购的这本《靳极苍文集》,扉页上留有靳老一段珍贵的手迹:“迺翔同志,好久不见了,谨寄此,如一握吧。我的全集名《注释学系列丛书》,最近出版。惜部头太大,不便邮寄,谨此奉知吧。也许明春能到北京,带些去。不一定。”

这是一段赠语,更像一纸短信。我微信发给文集编者柱家先生辨认,他说是靳老手迹无疑。如此一来,这本书的价值就不同一般了。按照此书出版时间,1907年出生的靳老,写这段话时已九十四岁高龄,还说“也许明春能到北京”,那精神与气魄,真不是常人能比的。

据我分析,这个“迺翔同志”,极有可能就是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迺翔先生。从靳极苍先生这段文字看,既无落款,也无时间,好像并没有写完、寄出。其中原委,可能又是一段长长的故事了。

新闻推荐

在外务工,切莫忽视了安全防护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王星陪老人去医院看病,在眼科等待区碰到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左眼球被钉子扎破,已没有光感了。...

德州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德州这个家。

 
相关推荐

新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