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玉雕”与古蜀玉文化之源
黎虹羽
黎虹羽玉雕作品
◇刘德元
玉，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玉雕，是中国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玉石经加工雕琢成为精美的工艺品，称为玉雕。数千年来，玉成为中国人温婉、洁净、纯正、善良的人格魅力代表，是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等象征。可以说，玉雕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华文明史。
2021年11月，内江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八批市级非遗名录，“川南玉雕”传统技艺名列榜首，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文化内江”的深度发掘，彰显着内江对非遗文化领域现代价值的深层次思考和战略布局。我作为地方史志研究人员，对此由衷高兴，更感受到了内江市对丰富完善“文化内江”内核冲击力的决心和力量。
我国玉雕源头，考古界认为，公元前五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玉璜、玉珠等玉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玉文化。然玉雕是中国独有的技艺，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朝代，玉雕有着不同的造型与特质。比如，2021年4月考古发现，与商朝同一时期（约公元前1600—前1046）的古蜀国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对历史的考究、文化的继承、艺术创作的引导有着不可或缺之作用。此次考古发现包括玉璋、玉戈、玉璧、玉琮以及镶玉铜牌等共364件玉石器，这表明那时的古蜀先民对玉料和造型的认知、筛选已经体系化、理念化。
“玉”与“石”的概念正式分离，形成了对石玉的专门化采集和加工。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湔水，即沱江上游支流汶川县马登乡境内，那里曾经出产过适合做玉器的软玉品种龙溪玉（也称闪石玉），是三星堆玉石材料的主要来源地。三星堆遗址所在的什邡和广汉地区，位于沱江及其支流鸭子河扇形冲积平原。遗址出土的玉器形制繁复，有几何形、树枝形、斜刃形、鱼嘴形等，这表明，古蜀国人对玉的创新使用，让古蜀的玉文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而此一时期，玉文化也并未止步于成都平原地区，假如向北，蜀人难以逾越高大的秦岭，李太白“不与秦塞通人烟”就是有力的佐证。因此，鳖灵（开明氏）在位于今金堂县境内龙泉山与云顶山之间开凿宣泄内江洪水的水道（金堂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禹贡》），湔江、雒水、绵水汇入沱江干流，三星堆出土的玉，大致沿沱江、岷江进入长江及其流域，与良渚等玉文明接轨、融合，甚至走向岭南、到达东南亚地区。因此说，古蜀国玉文化的光芒曾经照亮了沱江流域，只是因为文字记录的缺失（因为“巴蜀图语”尚未完全破译），所以这一玉文化的光芒一直隐身在民间。虽然古蜀国玉文化始终充满着神秘感，但也给了我们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当然，根据我对古蜀文化发展的研究，其实蜀玉并不限于广汉玉器一种，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玉石器发现。其中，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主要分为金器、铜器、骨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其中玉器占40%以上。这些丰富的玉器种类，既表现出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密切的承接关系，又反映了古蜀文明同其他区域文明（当然包括了沱江流域文明）的交融与互动。特别是玉文化产业的形成，使原本朴素简约的古蜀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下，呈现出“居给人足，以玉相尚”（《禹贡》）的奢靡景象。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从新石器时代的斑驳时光中走来，玉文化当时虽然只是神权与王权的专属，但经过官僚贵族及士大夫们和商人们的演绎，经过古蜀文化数千年的润泽，现在进入了大众审美的时代。川南玉雕在此时呈现，张扬着对三星堆等古蜀玉文化的探索精神，令“文化内江”更呈立体感。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中原人口南迁、文化南移，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当然也包括巴蜀玉文化与中原玉文化的融会与发展。从巴蜀之地出土的器物和民间习俗看，玉器，仍然是最珍贵的凭据。祭天玉璧、祭地玉琮、传世玉圭、封爵玉佩以及把玩玉器等，仍是古蜀玉器的主要形态。而作为沱江中下游的内江，以沱江玉石为介质，祖辈心手相传、代代赓续古蜀玉文化是不争的事实。如此，存在于内江的川南玉雕派，与玉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从逻辑关系上也经得起推理。
川南玉雕作品，虽然融入了当代审美元素，但其造型的基本版块，仍分蘖着古蜀玉文化的基因图谱。尤其是历史发展到宋、元时代，玉雕工艺已达质的飞跃，宫廷中设有“玉院”，此时已有浅磨深琢，浮雕圆刻，玉雕进入鼎盛期。
当前，中国玉雕技艺纷呈，各流派各有特色又相互影响，交相辉映。先后形成以北京为代表，涵盖辽宁、天津、河北、新疆等北方各省市的“北派”玉雕群体；南派则包括长江沿岸及其流域地区，并分为几个支派，尤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州工”，以扬州为代表的“扬州工”最为著名。特别是“海派”，从工艺品类、工具、用料、技法等方面，全面继承了中国玉雕的工艺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大批玉雕精品。尤其是在继承中国古代玉器制作技艺的同时，适应着不同时期、不同产品的特点，逐渐形成了海派玉雕的文化特色，被誉为“东方瑰宝”。“怪杰”王树森的玉雕三绝：一绝是料、工、艺三合一；二绝是善用俏色；三绝是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玉雕技艺，一度受到冲击，但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2008年，玉雕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雕成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推手。
可喜的是，一直隐身于内江民间的川南玉雕技艺终于公开示人。2020年5月，地处沱江中游的川南玉雕第四代传承人黎虹羽获得内江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十大民间手艺人”称号，2021年11月，内江市人民政府公布第八批市级非遗名录时，“川南玉雕”传统技艺名列榜首，这表明内江正式亮出了本土化玉雕传统技艺品牌，填补了内江乃至四川传统玉雕品牌的空白。
三星堆玉石文化从沱江上游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因此，川南玉雕与古蜀玉文明一定存在民间传承的渊源。同时，作为一直隐身于内江民间的川南玉雕，其家族玉雕艺术根系清晰，且一代比一代丰富完善，具有非常可实施的发掘和利用价值。上世纪初，内江人黎咸亨到云南腾冲等地经营玉器，继而学得玉雕手艺。数年后，黎咸亨回到内江，他在继承巴蜀传统玉雕的基础上，结合云南一带玉雕风格，先后在内江东兴老街、河坝街开了两间玉器店。他的玉器大部分根据客户需要进行订制，在当时颇受顾客喜爱。久而久之，刻有“咸”字字样的玉器成了黎氏诚信经营和礼义仁智信的表征。
从黎咸亨上世纪20年代初创“咸亨”玉雕字号，到黎邦贵子承父业，川南玉雕技艺一脉始终没有断代。黎邦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团服役期间，身上始终带着父亲传授给他的细砣和解玉沙，闲暇时利用钢丝、树根、竹竿、绳子等，按照标准的玉雕工艺，雕刻出各种图案，让他在军营中获得了“军旅艺术家”的美誉。从部队转业后，黎邦贵不忘祖业，他的玉雕作品成为了很多玉器销售店的贵重商品。黎勇作为“咸亨”第三代传人，他对川南玉雕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对篆刻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为川南玉雕造型与文字融合找到了突破口；二是作为诗人的黎勇（笔名黎冠辰），为川南玉雕灌注了更多的人文情怀；三是他长年研究巴蜀民风民俗（著有诗写巴蜀民风民俗的《巴蜀风散板》一书），对川南玉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并为川南玉雕的造型与主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黎氏第四代——黎勇女儿黎虹羽，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既师承祖业又师古不泥。她在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就读期间，利用寒暑假参观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游学于绵阳、内江、隆昌等地，不断走访民间艺人，观摩学习工艺品制作。川师大毕业后，她追随北京宫廷派玉雕大师苏然，在中鼎元玉雕厂跟师学艺，对“北派”玉雕的毛料、裹形、设计、鉴别、执刀、雕刻等技法进行系统研习。同时，黎虹羽还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跟随著名版画家武宏教授深造版画木刻造型。回到内江后，总结海派、苏、扬（州）各工之长，结合家传“咸亨”玉雕技艺和“京派”玉雕的传统制式，改造提升川南玉雕落后工艺，传承和发扬了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玉雕表现形式——川南玉雕，创办了“山川玉界”品牌。至此，川南玉雕有了自己的理念、特色和灵魂。它扎根于内江这片土地，以沱江玉石为基础性材料深入专研，配合新疆料，青海料，俄罗斯料等和田玉材质，开创以线面结合为代表的川南玉雕雕刻技巧；它依托能体现四川羌藏风俗的蜜蜡和川西高原西昌特产的南红玛瑙等基础材质，开创川南玉雕的配饰雕品，将玉器首饰化，更多的使玉雕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使用中。创作中，汲纳三星堆玉文化之灵气，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习惯、人文生态，集内江书画、篆刻文化于一体，融创新与技法于一炉，使川南玉雕更加贴近当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形成非常典型的川南玉雕特色。
回望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及至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中华玉的文化满天星斗。通过古代玉器的流变过程及其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玉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形式繁多，质地莹润，碾琢精湛，风格独特，它充溢了中国整个的历史时期，因此而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用玉观念，这就是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在当下发展传统手工艺渐成潮流之时，如何发展文创产业，如何科学规划发展路径、合理把握发展节奏，让玉文化既符合大众潮流又别具地方特色，我们相信，既考验手艺人的智慧，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发展智慧。
■作者简介：
刘德元，内江市文史专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及微信平台。著有散文集《心雨》（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言论随笔集《大匠之门》（2019年现代文化出版社）。有散文、学术论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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