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陀螺”骰子与波罗塞戏
汉代陀螺骰子。什邡博物馆供图
距今2000多年的夹砂灰陶骰子。
西汉漆博具骰。（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1993年出土）
满城汉墓出土铜骰。
清代骰子。
清代光绪青花山水骰盅。
□李灿
2015年9月，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什邡市文管所对箭台村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一灰坑中出土一枚夹砂灰陶骰子。
骰子中部骰体为六面体，骰体高1.8厘米、直径1.8厘米，上下有圆柱形轴，六面分别刻有一至六个小圆窝。出土时，圆窝内有黄褐色填土，填土接近生土，和灰坑填土有一定差异，应该是人为而非自然填充，其作用相当于涂彩。骰子制作粗陋，上下轴并不端直。骰体轮廓磨损严重，仔细辨认方能区分不同的骰面。
箭台村遗址发现的骰子造型独特，从形制分析，它的使用应该通过旋转来确定骰面的点数。为了和其他骰子相区别，我们称之为“陀螺”骰子。其形制既不同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焭”，也不同于后来的正六面体骰子。它与中国秦汉及之前的骰子不是一个类型，而与古印度传入的骰子是一个类型，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点数表现数字的后 代 意 义 骰子。骰子的陶质陶色接近汉代，和遗址内出土的汉代瓦当、砖瓦及其他夹砂灰陶陶片色质一致，综合判断其年代不晚于东汉。
古代骰子 一说为曹植所创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传统骰子功能的用具称“焭（橩）”、“琼”、“箸”、“五木”等，名称、种类繁多。它和后代意义的骰子即正方体骰子属于不同的系统。目前最早的正六面体骰子是浙江余姚东晋墓出土的1枚瓷骰，每面分刻1至6个圆点。这枚瓷骰仅见著名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文章记载。
唐宋时期出土的骰子已经和现在使用的骰子没有区别。主要的发现有：四川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出土一枚唐代骰子，器形呈正方体，六面分别钻有1至6个小圆窝，其中代表“四”的一面圆窝内施红彩，其余圆窝内施黑彩，与现代麻将用骰相同。
古代关于骰子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系三国时曹植所创。
如《事物纪原》引《续事始》称：“陈思王曹植建制双陆，置投子二。”《声谱》亦云“陈思王置骰子二，至唐末有叶子之戏，未知谁置，遂加骰子至于六。”清代赵翼《陔余丛考》“骰子本魏陈思王所制”，清金学诗《牧猪闲话》“陈思王造双陆，用二子，以骨为之”等均持此说。
双陆骰子就是正方体骰子，唐刘禹锡《观博》一文明确指出：握槊（即双陆）之博齿（即骰子），“其制用骨，觚稄四均”。
另一类看法认为，正方体骰子是博戏在流传过程中由樗蒲投子（五木）截去两头蹙长为方演变而来，其代表者为程大昌，《演繁露》卷六称：“至于骰子之制，固知祖袭五木，然而详略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两面，骰子则有六面，故骰子著齿自一至六，为采亦益多。率其大而言之，则是裁去五木两头尖锐而蹙长为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数，不比五木但有黑白两面矣。”
近代学者杜亚泉在《博史》中认为，曹植所制之骰乃由琼转变而来，曹植变琼之橄榄形为六方形。
常任侠先生最早认识到这种正方体的骰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舶来品，他在《从游戏玩具上看中印古代文化的关系》一文中说：“中国的骰子，与西方文化也有关系，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很深”，“从骰子的游戏上，可以看出中印文化在古代交流的关系。”
五木之戏 被外来骰子替代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罗新本认为，“正方体骰子并非由樗蒱骰子（五木）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五木被外来的双陆骰子所替代。”
其实，至少宋代学者已经认识到双陆源于印度，只是没有说明双陆与骰子的关系。北宋初晏殊在《类要》中指出双陆始自天竺，即《涅槃经》之波罗塞戏。南宋洪遵《谱双序》：“双陆最近古，号雅戏。以传记考之，获四名：曰握槊、曰长行、曰波罗塞戏、曰双陆。盖始于西竺，流于曹魏，盛于梁、陈、魏、齐、隋、唐之间。”
文化交流既有产品的输入，也有观念的输入。印度骰子有六个骰面并以点数表现数字，它传入中国初期会结合当时流行的骰子相互影响。这次发现的骰子继承了中国传统琼、“五木”的一些特征和使用方法，又有后来六面体骰子的本质特征，是中印骰子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印度骰子传入中国到六面体骰子的最终定形，有一个继承与嬗变的过程，箭台村遗址发现的骰子和湖北省巴东孔包汉墓出土的“骰子”就是这个过程的见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德云说，湖北巴东孔包汉墓出土的圆饼状汉代骰子，两面分别刻有3个圆点和4个圆点，与箭台村遗址的骰子对比，只是材质不同，“陀螺”骰子是陶质，巴东汉墓出土的为石质。
有学者指出：“无论箸、五木还是琼，就整体而言，都呈现着向后世骰子接近的趋向……可以这样说，后世的骰子，由古代箸、琼、五木等多种骰子杂交后形成。”
正方体骰子随着佛教而与双陆（婆罗塞戏）一起传入中国，虽然佛教本身和游戏、骰子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势必随之而来，而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游戏娱乐是最为基本的需要。“波罗塞戏”一词最早即出现于佛经中，北凉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樗蒲、围棋、波罗塞戏……一切戏笑，悉不观作。”属佛门应禁之戏。这其实反证了它和佛教关系的紧密。
文化交融 南丝路的重要实物
汉魏西晋时期，古印度的佛教美术沿中国西南的滇缅古道传入中国，在长江沿线形成了中国最初期的佛像热潮。湖北紧邻四川，在这两个地方发现中国最早的骰子，说明印度骰子传入中国的路线是随着佛教一起通过“蜀—身毒”道即滇缅道传入的。
关于佛教的传播路线，巴蜀通往印度的滇缅道是一条捷径。《史记·西南夷传》：“或闻邛西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
有学者认为，印度初期佛教艺术经此道传入我国西南地区。通过对摇钱树佛像的研究，摇钱树佛像的出现时间非常接近印度佛像起源的公元1世纪，而且两者图像志多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印度佛像出现不久，就在很短的时间直接传入了四川地区，传播中没有经过辗转变异。考古发掘的材料也证明，四川最早的佛教极可能源于其南的“蜀—身毒”道，或源于其东由三峡传入，或者二路皆有。
什邡曾经出土佛塔图像画像砖，也证实了东汉时期佛教的影响已经到达了什邡地区，这次发现的骰子也为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次发现的骰子是中国首次发现的陶质骰子和早期“陀螺”骰子。古印度、两河流域曾出土过陶骰子，在美索不达米亚曾出土过一枚公元前2750年前的陶骰子，在古印度摩揭陀王国首都王舍城遗址上还出土了一枚公元前六七世纪的红陶烧制骰子。
从现有资料看，古印度、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等骰子起源较早的地区也未见这种“陀螺”骰子。这枚骰子对研究骰子起源、形制演变、中印文化交流及古代游戏史、社会生活史和地方史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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