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船棺葬也是巴蜀文化的特征。那么巴蜀印章与船棺葬关系如何？究竟何人可使用巴蜀印章？它与使用者的等级、身份有无关系？代表怎样的社会人群？性质、功用如何？这些都是以往较少关注的问题。仅通过对巴蜀印章形制的划分、印面符号的解读，都无法回答，只有将其至于考古学的背景之下，展开系统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找到答案。本文在考古学的视角下，在对几个规模较大且公布材料较为详细的巴蜀文化墓地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对其他典型的巴蜀墓葬的考察，讨论以上问题。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巴蜀印章是指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一般认为巴蜀印章是巴蜀文化的特征器物，是判断其出土的单位是否为巴蜀文化遗存的标志之一。以往对巴蜀印章的研究，多围绕印章本身展开，或讨论其外观、形制，或研究图语符号的组合，或讨论图语符号是不是文字、如何释读，或从玺印的角度讨论其性质、功用、源流等问题。
浙江省博物馆 印章 巴蜀古印
一什邡城关战国墓地
四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自1988年发现，至2002年，共发掘23次，清理了98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按葬具的差异可分为船棺葬、木板墓、木椁墓、无葬具的土坑墓四类。四类墓葬各自并无专门的分布区域，而是相互渗透、杂处。但近百座墓葬，仅有6座存在3组打破关系。墓地分六期八段，时代从战国早期早段到西汉中晚期。发掘者认为什邡城关墓地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巴蜀文化系统， 学界普遍认可这一观点。
时代属战国的墓葬有82座， 其中船棺葬49座（45座为单人墓，4座为合葬墓）、木板墓2座、土坑墓31座。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仅4座，占战国墓葬比≈0.05。4座墓葬中船棺葬仅1座，其他3座均为土坑墓，船棺葬在随葬印章的墓葬中比值为0.25。出土印章的墓，时代均较晚，2座为战国中期偏晚，1座为战国晚期偏早，1座为战国末期。
先看船棺葬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M33，在49座船棺葬中占比仅≈0.02， 在保存完整的37座船棺葬中占比≈0.03。
M33的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墓室口部面积约6.7平方米，在未被破坏的37座船棺葬中仅排第12位。一般认为墓室面积的大小与墓主身份的高低有关，若如此，M33墓主的身份显然不是最高的。49座船棺葬（53具船棺） 中有8具船棺形体巨大、制作讲究，舱、舷俱在且较深。从船棺体量、制作细节来看，这8具船棺的墓主可能属同一阶层，但仅1具出土了印章，说明印章并非墓主等级、阶层的象征。因尸骨保存不好，葬式无从考察。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出土印章的墓，随葬品数量均相对较多，但并不是随葬品数量多的墓葬，就出土印章。M33出土16件随葬品；未出土的印章的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比M33多的有5座。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M33与其他40余座船棺葬一样随葬了圜底罐，且随葬了什邡墓地多见的釜甑。其独特之处在于随葬的8件铜器中，饰物占了很大比重，包括瓶形饰、双鱼饰、猪形饰、旗形饰各1件。M33也是49座船棺葬、73座战国墓、甚至什邡墓地发掘的98座墓葬中，唯一随葬此类器物的。这些形制特殊的器物，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犍为出土的巴蜀印章
再看土坑墓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M10、M54、M95，在31座土坑墓中占比≈0.1，在保存完整的16 座土坑墓中占比≈0.19。
年代为战国末期的M95，墓室口部面积11平方米，是土坑墓中墓室面积最大者。但M10、M54的墓室面积分别为5.4和5平方米，在保存完好的土坑墓中分别为第12、13位，仅有4座墓的面积比M54小。据此推断，就土坑墓而言，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室的大小无关。土坑墓的尸骨保存相对较好，有4座墓葬的葬式可辨。出土2枚印章的M10为二人合葬墓，均仰身屈肢。但同为仰身屈肢葬的M49却未随葬印章。采取侧身屈肢葬的M88，墓室面积4平方米；采取仰身直肢葬的M52，墓室面积为5.6平方米，亦未随葬印章。推测葬式的差别与是否随葬印章无关。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与船棺葬情况相似，出土印章的土坑墓，随葬品数量均相对较多，但并不是随葬品数量多的墓葬，就出土印章。随葬印章的M95和M25均出土34件器物。但未随葬印章的墓中，战国早期的M25和战国晚期的M49，均出土34件器物；战国晚期的M38虽遭破坏，可辨别的随葬品仍有33件。可见随葬品数量的多寡，也即墓主拥有的财富的多寡，与是否随葬印章并无必然联系。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3座出土印章的墓葬并无明显的特别之处。就陶器而言，三墓与其他二十余座墓葬一样，均出土了陶豆和陶圜底罐；陶釜、陶釜甑、陶器盖虽非每座墓葬皆有，但也属什邡墓地常见的器物。就铜器而言，三墓出土的器物也多为什邡土坑墓常见的器形，唯铜盘、铜璜形器、铜銮铃较少见。但未随葬印章的M98、M100亦出土铜盘；M98出土铜銮铃；土坑墓中虽仅出土印章的M54、M95随葬了铜璜形器，但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M27亦随葬1件铜璜形器。可见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随葬印章的土坑墓无明显特别之处，唯铜璜形器可能与印章有关，但仅M27一例孤证，似不足为据；且随葬印章的M10未见铜璜形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什邡城关墓地出土较多青铜兵器，这些铜兵器上大多有图案、符号。虽然有些符号既出现在铜兵器上，又出现在印章中，但同一座墓出土的印章和青铜兵器上的图案、符号并不相同。
总而言之，就什邡城关战国墓葬的材料来看，是否随葬印章与墓葬的形制、规模、葬俗、葬式；墓室面积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均无明显关系。就什邡城关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印章应非墓主生前阶层、等级的象征，与墓主的财富也无过多关系。我们尚不知道巴蜀墓葬中采用不同的葬具是否与族属有关，若有关，则印章与族属似也无必然的联系。随葬印章的墓均出土铜质兵器和生产工具，就以往的认识来看，与性别的关系不大。要言之，印章更可能是墓主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某种技能的象征。
巴蜀符号
二宣汉罗家坝战国墓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始，多次发现巴蜀青铜器。1999年至2007年，在此清理墓葬65座（7座空墓），1座为无葬具的曲尺状竖穴土坑墓，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后者按葬具的不同，又分为船棺葬、木棺墓和无葬具的土坑墓三类。墓葬排列整齐，分布密集而有序，虽墓葬间距较近，但叠压打破关系较少。发掘者将罗家坝墓葬分为六期8段，时代从春秋晚期到西汉中期。发掘者同时认为，虽然罗家坝墓地前后六期并非一脉相承，但均属巴国的一个重要民族———賨人。
出土随葬品的58 座墓葬中，1座年代为西汉中期；7座出土随葬品甚少，时代不明；其余50座年代大致均为战国时期。这50座墓葬中，有曲尺形土坑墓1座、船棺葬2座、木棺墓8 座、土坑墓39座。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仅7座，占战国墓葬比≈0.14，若几座年代不明的墓葬均为战国时期，这个比值会更小。7座墓中，6座为土坑墓，1座为木棺墓；2座船棺葬中均未发现印章。出土印章的墓葬，时代均为战国晚期。
先看土坑墓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土坑墓有6座，在39座土坑墓中占比≈0.15。M51的墓室口部面积最大，为3.3平方米，在39座土坑墓中仅排第9。墓室口部面积最小的M12为1.1平方米，也是整个墓地土坑墓中面积最小的，但M12为二次葬。另一座出土印章的M10为一次葬，面积仅1.3平方米。6 座墓中，2 座为仰身直肢葬，1座为侧身直肢葬，2座葬式不明,1座为合葬墓。就葬式而言，出土印章的墓葬似无一定规律，与整个墓地以仰身直肢葬为主的情况一致。
出土印章的土坑墓，随葬品的数量多寡不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但并非随葬品数量最多或最少的墓葬，就出土印章。印章墓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为战国晚期的M51，计28件；其次为同时期的M57，计27件；第三为同时期的M25，计21件。然而在39座土坑墓中，随葬品在20件以上的还有8座，其中随葬品在30件以上的有5座。如时代为战国晚期的M53，出土57件器物；同期的M30，出土37件器物，等等。同样出土印章的M10、M12、M21的随葬品却甚少。战国晚期的M10 仅有4件随葬品，其中2件为印章；同期的M12为二次葬，仅出土1枚印章、1件管珠。时代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之间的M21出土6件器物，其中1件印章。但有7座未出土印章的墓葬，随葬品数量也少于10件，如战国中期的M34，仅出土2件器物；同期的M3，仅出土6件器物。可见是否随葬印章，与墓主生前拥有的财富关系不大。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随葬品较多的M25、M51、M57，均出土几乎见于每座墓葬的陶豆；而圜底罐、平底罐、陶瓮、陶盂、陶钵、陶纺轮等，也是罗家坝墓地较常见的陶器；出土的铜剑、铜镞等兵器，亦为此墓地常见的类型。比较特殊的是，M51出土1面铜镜，这是罗家坝墓地出土的唯一1件铜镜。M57出土2件铜璜形器，除此外，仅战国晚期的M31出土了1件铜璜形器。这两类器物，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巴蜀图语印章 摄影 陆苏倩
再看木棺墓的情况。
随葬印章的木棺墓仅有M24，在8座木棺墓中占比≈0.13。M24墓室口部面积1.8平方米，是8座木棺墓中最小者。而墓室面积最大的战国早期M61，达20.1平方米；与M24同为战国晚期的M65，为8.7平方米。虽M61、M65均为合葬墓，墓室结构与单人葬有所不同；但同为单人葬的战国中期M44，墓室面积4.8平方米；M40为4.2平方米；M28和M64均为2.2平方米。可见是否随葬印章，与墓室面积大小的关系不大。虽然木棺墓中可辨识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但出土印章的M24葬式不明，故是否随葬印章，与葬式之间的关系无从考证。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M24出土20件器物，是8座木棺墓中随葬品最少的，其他7座未出土印章的木棺墓，随葬品数量都多于M24。如战国中期的M44，出土器物达56件，同期的M64出土器物46件，等等。
就器物的种类而言，M24与其他7座墓相同，均出土了陶豆；出土的陶圜底罐、铜钺等，也都是木棺墓中常见的器物。
总而言之，就罗家坝战国墓葬的材料来看，是否随葬印章与墓葬的形制、规模、葬俗、葬式；墓室面积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均无明显关系，反而是在墓室面积不大、随葬品数量相对较少的墓中出土印章。就罗家坝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印章应非墓主生前阶层、等级的象征，与墓主的财富也无明显关系。罗家坝遗址的2座船棺葬均未出土印章，据此推测印章与使用船棺葬的群体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但罗家坝发掘的船棺葬数量过少，其真实情况还需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三其他典型巴蜀墓地分析
（一） 四川荥经同心村巴蜀墓地
1985 年至1986 年，在四川荥经县同心村清理了26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根据葬具的不同，分为无葬具的土坑墓和船棺葬两类。墓坑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均为南北向。葬制、器物特征、纹饰风格、组合关系基本一致，时间较为接近，属战国晚期的巴蜀文化。这26座墓葬除3座残毁外，5座为土坑墓，其余均为船棺墓。1626座墓葬中有16座出土印章，比率≈0.62，是迄今发现的巴蜀文化墓地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座出土印章的墓葬，13座为船棺葬，1座为土坑墓，2座葬具不明。
先看船棺葬的情况。
18座船棺葬中有13座随葬印章，比率≈0.72，是迄今发现的巴蜀墓地船棺葬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总体而言随葬印章的船棺葬墓室面积都比较大，面积排在前6 位的，均出土了印章；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的有10座，其中8座出土印章。而未随葬印章的船棺葬中，面积5平方米以上的仅2座，且相对较小，分别为5.7、5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船棺葬中面积最小的两座也出土了印章：M22 （也是同心村墓地面积最小的1 座） 仅2平方米；M7仅3.3平方米。据此看来，在同心村墓地船棺葬中，虽然随葬印章的墓也有面积较小的，但总体而言较大，这可能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在葬式方面，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有仰身直肢葬，暂无规律可寻。
从随葬品的数量来看，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随葬品几乎均在30 件以上，仅2 座少于30 件，一为M7 （24 件）、一为M22 （19 件）。而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随葬品无一超过30 件。从陶器的种类来看，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以豆、圜底罐、平底罐、釜、钵等为主。从铜器的种类来看，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以戈、矛、剑等兵器，釜、鍪等容器为主。而铁器、漆器等则在两类墓中均有发现，看不出必然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同心村墓地的铜饰物，如瓶形饰、桥形饰、鸟形牌饰、鎏金饰等，均出在印章墓中，未随葬印章的墓则无一发现。据此推测这类铜饰物应与巴蜀印章有关。
综上所述，同心村墓地的船棺葬中，随葬印章的墓总体而言墓室面积较大、随葬品较多、且多出土铜饰物。这种现象在无葬具的土坑墓中也有发生。
5座无葬具的土坑墓中有1座出土印章，比率为0.2。随葬印章的土坑墓M11，墓室面积为4.8 平方米，出土17件器物，是5座土坑墓中面积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其他4座墓室面积均小于4平方米，随葬品均少于15件。M11也是土坑墓中唯一一座随葬铜器的，除1枚铜印章外，还出土1件铜手镯。这种现象表明，在同心村的土坑墓中，是否随葬印章与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财富等有关。
巴蜀印章
（二）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曾多次抢救发掘，至2003年，共清理墓葬1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对于小田溪墓葬的族属，学界普遍认同发掘者的意见，为巴族墓葬；对墓地的时代则有争议，综述各家意见，大致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
M1 的规模较大，长约6、宽约4.2米，虽遭盗掘，仍出土了92件随葬品。其中既有铜罍、铜釜等大型容器，又有铜铺首、鎏金泡钉等小件，但未发现印章，极可能M1并未随葬印章。M2亦遭破坏，出土30余件随葬品，未发现印章。同期发掘的M3保存完好，长4.4、宽2.1米，棺内外涂漆，葬式不明，出土错银铜壶等58件器物，但未发现巴蜀印章。2002年发掘的M12，是小田溪墓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M12椁室以上遭破坏，但随葬品保存完好。墓底长约7.6、宽5.66～5.84米；一椁一棺；墓主上肢弯曲、下肢伸直，头向东南；殉1人。M12随葬品编号158件，包括铜器48件（套），分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5类；陶器8件；1套玉组佩及玉璧等。此墓亦未出土印章。鉴于M12是已发现的巴文化墓葬中规模较大、随葬品甚为丰富的墓葬之一，发掘者认为其与M1、M2均为小田溪墓地中身份最高的墓主之一。M1、M2 等几座大墓的墓主应当是当时巴族的上层统治人物，M12 的主人可能为巴国王族后裔。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发掘的小型墓葬M4、M5各出土1枚陶印章。M4长3.2、宽1.15米，M5长3.06、宽1.82米。二墓除少量陶器外，随葬品均以铜器为主，但印章却为陶制，殊为独特。因缺乏更多材料佐证，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与巴蜀铜印章是否属同一类型的器物，具有同样的功用，仅材质不同；抑或并非同一类器物，尚待考证。但小田溪墓地几座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均未发现印章，据此推断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巴族中身份等级甚高的贵族不使用巴蜀印章。印章出自小型墓中，说明使用印章的人群，身份地位未必很高。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可能也是从事某一特殊职业或拥有某种技能的人群标识身份之物。
四结语
（一） 时代性
纵观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年代属战国早期的甚少，一是四川大邑县M4，为一坑三船棺的合葬墓，1号棺内出土1枚石印章；一是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为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墓，1号棺内出土3枚铜印章、12号棺内出土1枚铜印章。有学者指出大邑五龙M4出土的石质印章及其上的符号（图一∶1），质地和刻划均较原始。但年代同为战国早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铜印章，既有扁方形，又有纺轮形；前者又有桥形钮和鸟形钮之分，印面刻纹类似巴蜀符号，与战国中晚期的巴蜀印章形制相差无几（图一∶2～5）。可见战国早期巴蜀印章发现的虽少，但已较为成熟。即使巴蜀印章早期使用的材质是石质，但其起源可能更早。
图一战国早期巴蜀印章
1.大邑五龙M4∶15 石印章2～4.商业街船棺葬1 号棺∶31、36、55 5.商业街船棺葬12 号棺∶6
战国中期，随葬印章的巴蜀墓有所增加，如规模甚大的新都县马家公社木椁墓，为带一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墓，多次遭盗掘，仍出土2枚印章，发掘者推测墓主为蜀王，年代为战国早、中期之际，也可能是秦灭巴蜀以前，总之不会到战国早期。又如浦江县东北公社PDM1，为1坑2棺的合葬墓之一，葬具为一独木棺，出土印章1枚，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文统计的什邡城关墓地8座战国早期墓，无一出土印章。43座战国中期墓中有2墓出土印章，但比率仅为0.05。这说明战国早期印章被使用的较少，战国中期才增多。
到战国晚期，以巴蜀印章随葬的墓远较战国中期普遍。如前文所举荥经同心村战国晚期墓地，随印章的比率高达0.62。这虽是孤例，但同期的宣汉罗家坝墓地，时代从春秋晚期到西汉中期，出土印章的墓均为战国晚期以后。在巴蜀地区其他地点也多有战国晚期的印章墓发现。且战国晚期的巴蜀印章与前期相比，形制多样化，有扁长方形、纺轮形、覆斗形、铃形等；印面除方形、圆形，还有长方形、“山”字形、多边形等形状；印钮有桥形、鸟形、动物形等；印面符号更加丰富、复杂化。
宣汉罗家坝的巴蜀印章墓中，有数座年代或可到西汉初年。而年代为西汉早期的什邡城关M103，所出的2枚印章均为汉字印，可能至此期前后，带有巴蜀符号的印章逐渐消亡，而汉字印开始流行。但巴蜀印章与汉字吉语印的功用有何差别，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 地域性
巴蜀印章虽在多个地点出土，但大致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在这一区域，有十余个地点出土巴蜀印章（图二）。目前出土巴蜀印章的地点中，最北为昭化宝轮院；24西南至越西华阳； 25南至云南昭通；26东南沿长江水系经宜宾向家坝、27巴县冬笋坝、28重庆涪陵小田溪，29到云阳李家坝；30东北到宣汉罗家坝。31在这个范围之间，今内江、遂宁、南充、广安等地，存在一片空白区域。宜宾至重庆的长江水系以南，目前也未发现巴蜀印章。这可能与考古发掘的局限性有关，也可能存在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图二巴蜀印章出土地点分布图
（三） 性质及功用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在大多数地点，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一般认为一个墓地的墓葬属同一族系，上文所举的巴蜀文化墓地，虽墓葬形制及葬具有所不同，但以此即认为墓主不同族，证据不足；且不论采用何种葬具的墓葬，均有印章出土，除荥经同心村墓地甚为特殊外，印章墓在其他各个墓地、各类墓葬中的比例大致相同（表一）。如此则巴蜀印章与族属似亦无关。要言之，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结合出土印章的墓葬在墓地中并非面积最大、随葬品最多的现象推测，从事这种职业或拥有这种技能的人，在所处的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并不甚高。
表一战国时期巴蜀印章墓葬比例统计表
值得注意的是，荥经同心村战国墓地26座墓葬中有16座出土印章，若说这16座墓的墓主都是等级较高的贵族，似不足信。可能同心村墓葬代表的这一群体的成员，大多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或具有某种特殊的技能。同心村船棺葬M22墓室中部略偏南处发现2 枚印章，此墓长2.5、宽8米，除去墓室两端器物堆放的位置外，中部仅剩1米左右的空间，简报据此推测墓主为小孩。这说明巴蜀印章代表的某种职业或技能，可能是家族世代相传的。
（四） 巴蜀印章与铜饰件的关系
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比较具有共性的一点是，墓中多见铜饰件，虽形制各异，但此类饰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
如什邡城关墓地4座出土印章的战国墓中，有3座出土铜饰件，比例高达75%；而未出土印章的78座战国墓中，仅2座出土铜饰件。铜饰件以铜璜形器为主，共17件，分别出于3座墓葬，其中2座为印章墓∶M54出土9件（图三∶1～5）、M95出土4件（图三∶6、7）。出土印章的M33随葬的8件铜器中，饰件更是占了很大比重，包括瓶形饰、双鱼饰、猪形饰、旗形饰各1件（图四∶1～4）。M33也是城关墓地唯一出土此类器物者。
荥经同心村墓地有6座墓葬出土铜饰件，这6座墓葬均随葬印章。铜饰件虽仅十余件，但种类丰富，有瓶形饰（图四∶5）、璜形饰（图三∶8、9）、32 鸟形牌饰（图四∶6）、叉形镂空铃饰（图四∶7）、鎏金饰。而同心村未随葬印章的墓葬，无一发现铜饰件。
年代为战国早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中，出土印章的1号、12号棺内也发现了铜饰件，如十字形饰（图四∶8）、圆泡形饰（图四∶9）、钩形饰（图四∶10），这类铜饰件不见于同墓地其他未出土印章的棺。
上述铜饰件不论形制如何，形体均较小，长度不超过10 厘米。这些形制特殊的铜质饰件，虽在不以印章随葬的墓中偶有出土，但多出于巴蜀印章墓中，应与巴蜀印章有关。
（作者：郭明 高大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18年第1期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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