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启示录
修缮后的二王庙大殿。 
北川新县城一角。 
映秀牛圈沟泥石流治理主体工程。 
汶川博物馆。
激荡10年，从抗震救灾到恢复重建，再到跨越发展。10年历程，摸索出哪些经验，得到哪些启示？
本报自5月4日起相继刊发四篇高端访谈，汶川地震发生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时任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仇保兴，北师大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设计专家何镜堂，作为亲自参与救灾重建的当事人和知名专家，对10年过往经历、经验有深入思考，并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
今天呈现给大家的，是这组访谈的精华浓缩版。
灾后文化遗产保护
既是重建物质家园也是重建精神家园
人物名片
单霁翔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地震发生后，他30多次带队前往灾区，领导和指挥灾后文化遗产保护行动。5月3日，对于四川震后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单霁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我们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力量，四川的做法和经验被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开创了全世界灾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灾后重建最大限度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地震灾区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受到根本性破坏，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遗憾。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尊重文化遗产与当地民众的情感联系、鼓舞重建家园信心的重要举措，是尊重灾区文化需求、保障灾区上千万各族同胞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既要重建物质家园，更要重建精神家园，这是一次传承中华文明的全民动员，也体现了文博人责无旁贷的理想与追求。将灾后重建转化为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利契机，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使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得到整体提升；编制科学的保护规划，合理设定功能分区，拆除与文物原生环境不相协调的建筑，整治和优化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努力使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成为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重建家园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四川做法和经验值得全世界同行借鉴
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地震局、四川省政府等共同推动下，四川对北川老县城、汶川县映秀镇、绵竹市东汽汉旺厂区和都江堰虹口深溪沟等4处典型地震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并将北川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实施整体保护、在北川建了地震遗址博物馆等纪念设施。这一系列对地震遗址、遗迹的保护，体现了记录人类灾难史的深远意义，为后人开展研究留下了珍贵实物资料，这也是对全人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藏羌碉楼和村寨的保护修复也极具亮点。藏羌碉楼和村寨既是传统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民族同胞的生活使用场所，保存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其中10个藏羌村寨和520余处碉楼，已列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保护中如何尊重民族传统、改善民众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桃坪羌寨和萝卜寨等的维修保护，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萝卜寨村民在受灾以后，原本已开始拆取老房子构件和木料准备搬迁，但一个族群离开家园后，民族传统文化必将更加弱势。为维护羌族文明繁衍生息之地的文化生态，决定原址、原样重建。我们采取了“以工代赈自救建房模式”，再举办文物维修培训班，为藏羌地区培养业务骨干，积蓄专业技术力量，整体提升了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抗震救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检阅和展示了这些年来基础工作的成效。地震灾害中，绵阳博物馆的文物中心库房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从2004年起开展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达标建设试点，2007年建成了具有高抗震性能的区域性文物中心库房，集中保管全市的部分珍贵文物。没想到一年后就发挥了作用，馆藏的文物几乎没有任何损坏。国际社会对我国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也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四川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全世界的同行借鉴与学习。”
最好的重建
既尊重自然也尊重百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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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兴
时任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的仇保兴，先后8次到四川参与灾后重建，参与主持了北川县城的规划重建，既是汶川地震灾后多个重建方案的评审者、决策者，又是城市、村镇重建的顾问专家。仇保兴始终强调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不能盲目将灾区农民搬进城。在一次重建考察活动中，仇保兴直指某城市想打造各国建筑风格的“万国城市”是错误的，这样会失去城市原有的文化自信，变得不伦不类，最终千城一面。5月3日，仇保兴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就地恢复重建是理性选择
从国外经验来看，就地重建比异地重建好得多。日本可以说是与地震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一位日本官员说：“我们日本与地震本身至少斗争了2000年，几乎没有异地重建过，在哪里发生地震造成损害，我们就在哪里救灾重建。”我们请教了国外地震专家，他们一致认为地震是长周期能量聚集和释放的过程，震级越大，周期越长。像日本和意大利，一旦发生八级以上大地震，他们就会判定这条地震断裂带300年之内再地震发生概率为零，而对于一个未知地点来讲，300年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为30%。搬到一个未知地方去，比已经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地方并不更加安全。汶川地震灾后就地恢复重建也是快速低成本的重建。少数几个老百姓迁移的地方，老百姓有的还搬回去了。特别是山区农民，对周边环境气候的认知，那种人与人之间紧密的协作关系，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这是除了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一旦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网络，他的生产力就会下降。大部分山体滑坡不仅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探测到，还可以通过工程技术解决。所有的山区都多少存在滑坡风险。要琢磨如何识别和治理，创造好的环境，而不是一有滑坡风险就搬走。中国人多地少，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腾挪，如果一有滑坡风险就搬迁，人口就不可能均衡地在城乡分布，那会对整个国家的生产系统和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对现有的生产资料和财富带来极大浪费。
在川推广弹性城市理念
中国75%以上的地方都有地震带，人类社会其实就是和灾害共生并进化发展的。日本、意大利灾后重建村庄，哪怕要搬到旁边去，村庄的空间肌理也要跟原来一致，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重建前后空间场景一致。人回到熟悉场景，心理才会健康安定幸福。政府要求快，老百姓要求好，这两者其实有一个交叉点，就是要尊重原有的产权结构，如果不尊重原来的住宅产权，所有东西一律抹平，这样的城镇村落建设就快不了，摩擦多。某种意义上讲，政府不一定是最聪明的，把千千万万老百姓调动起来后才是最聪明的，政府不要老是想着替代老百姓。我认为，应该在川推广弹性城市理念，有三个方面：维持力，灾害发生时主要城市功能不变，建筑小震可用、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恢复力，遇到特大地震，城市一些生命线破损，但自来水管每个接口应该都是高强度弹性的，多布置几个水厂，一个水厂毁了，另一个还可以继续使用；转型力，城市每经过一次灾害，都要找到薄弱环节，及时加固升级，一次性规划不可能尽善尽美，多次弥补薄弱环节，城市就更加坚强。人的健康取决于免疫力要强，一个城市的免灾力就是弹性要强，要在提高免疫力上下功夫，而不只是在准备药上下功夫。
除害兴利并举
既增强防灾能力也提升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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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培军
北师大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联合国减灾办亚洲高级科技咨询委主席。“5·12”汶川地震后，被任命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4·20”芦山地震、“8·8”九寨沟地震后，担任国家减灾委员会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灾害综合评估专家组组长。5月2日，北师大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又一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首10年，他欣喜于四川的防灾成效，也反思了综合减灾的不足，为四川防灾减灾救灾开出新“药方”。
应急预案从纸上走进了实践
四川对地震灾害、重特大灾害应对能力明显提高了，恢复重建的地震灾区防灾能力、灾害设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三次地震灾害，四川也获得了三次发展机会，通过灾后重建，调整灾区的生产力布局，构建了新的产业体系，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这10年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通过构建重新发展的模式，实现了更高起点的建设，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随着制度的完善，应急预案从纸上谈兵变得越来越能指导实践。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中央主导恢复重建工作；芦山地震，重建主体变成了四川，中央给钱，地方做事。地方在灾后重建上的能动作用更强，便于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综合减灾的法治建设仍然是一个短板。2007年国家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汶川地震后再也没有综合减灾相关的法律出台。法律可以有效规范各级政府、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该谁做，一目了然，可以大大提升备灾、应急、恢复和重建的效率。国务院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一共80条，对灾区恢复、重建起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10年后再看这个条例，都是很好的经验。
重建之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
我们提出除害兴利并举，实施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灾后恢复重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打造绿水青山，发展金山银山。摒弃大开发、大破坏，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新发展模式，改变产业结构，坚持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市场化，打造全新的绿色产业。另一方面，生态恢复与建设降低了震后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恢复生态和生态建设就是修理地球，凡是生态和环境好的地方，地质灾害的发生与成害几率大大降低。在重特大自然灾害中，综合减灾科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快速损失评估，从10年前的60天，缩短到现在的2周。科技力量体现在防灾减灾救灾的各个方面，包括监测预警与备灾、应急救援、转移安置、恢复重建等。地震灾区范围很大，后续影响短则20年，长则时间更长，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科学评价地震灾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对于很多“露白脸”的山体，自然植被恢复和人工植被建设都很难的高风险区，必须积极避让主动搬迁。我们的灾害设防水平仍然不均衡。灾区的灾害设防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四川总体对重特大灾害的设防，跟全国一样，没有明显的提升，这也是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生态环境改善是提升灾害总体设防能力的最有效措施。我们在震后做了定点观测，凡是植被恢复好的地方，后期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的频次就很低；凡是植被恢复差的，后期发生地质灾害的几率就高很多。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综合减灾。灾害保险、灾害证券、巨灾彩票等金融手段都可以用到综合减灾中。四川应当抓紧制定防灾减灾救灾的总体规划，形成一份全省的“灾害风险地图”。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生产力布局。高风险区域避开现代工业，开发“绿色”资源，经营生态资产，发展山区旅游业；中风险区，加强对生产力的保护，提升设防水平；在低风险区加密工业布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重灾区一些特色小镇、村庄，都在震后成为了热门景区，获得的价值远远高于建工厂。
汶川的纪念建筑
既保存记忆更要给生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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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镜堂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建筑设计专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设计者。“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主持设计了震中纪念馆和映秀镇中心卫生院、钟楼地震遗址广场和汶川博物馆。何镜堂一次次呼吁保留灾难遗址，把苦难定格在特殊的区域和时空。5月4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老院士动情地说，灾难遗址会说话，无声的纪念就是坚强的四川人民最勇敢的表达。
纪念灾难让遗址说话
我们需要正视灾难、铭记灾难、纪念灾难和反思灾难。灾难的遗址，便是连通过去记忆的桥梁。第一步，是不要尝试抹去灾难的痕迹，而是学会怎样去保护与正视。尽量留住灾难遗址，让遗址说话，通过遗址的呈现去记住这场灾难。这个念头贯穿到了两个纪念性项目的方案之中。最终这些遗址也被保留了一部分。比如钟楼地震遗址广场，我们围绕保留下来的阿坝师专地震中震塌的钟楼，收集了地震中山体塌陷下来的碎石块，用钢筋网把石块围起形成错落的石头墙，结合地形围合了一个地景式的纪念公园，在地面上形成了2:28的刻度，取名为“记忆·希望”公园。每个建筑物都有自己的主题和寓意。比如汶川博物馆，主要是从当时的地域文化考虑的，我们通过研究当地羌寨的特点，包括羌寨与地形环境、羌寨的建筑与街巷空间、建筑与建筑关系等方面的特色，作为设计和构思的来源。
地震纪念馆突出四个层面的铭记
同样是人类灾难的纪念性建筑，但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设计的出发点、思想导向，或者说理念也不同。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在揭示真相的同时，希望引导人们去思考这场灾难的根源，去思考今天和平的价值和未来的和平与希望。而地震纪念馆，我们团队的看法是突出四个层面的铭记。首先，是灾难中逝去的宝贵生命；其次是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抢险救灾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再者是全国力量进行灾后重建、众志成城的集体记忆；最后，我们还希望通过纪念馆引导大家重新反思这场灾难、深层次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以前我们强调人定胜天，但实际上人和自然是共同体，应该宣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纪念馆的灵魂，则体现在四个主题庭院。第一个庭院是水庭，以时间为主题，用一个沙漏状的倒锥体空间，朝天开放，四周水从倒锥面上缓缓流下，表示时间的流逝。第二个庭院是地殇庭，以灾难为主题，采用石头作为场所元素，倾斜的墙体、逐渐向下的坡道，引入很少的光线，营造压抑和动荡不安的场所。第三个庭院是崛起庭，以重建为主题，采用挺拔的树木作为场所元素，庭院内层层叠叠的树池与逐级向上的坡道一起，引导人们从封闭的空间内走出，庭院向天空开放，逐渐释放人们沉重的心情。第四个庭院是希望庭，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题，面朝东方初升的太阳，象征一种希望的重生。映秀、汶川应该携手开发观光路线。我提这个建议的原因有三个：地震破坏了震区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寻找其他的生活来源支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逝者已矣，生者总要学会面对未来；地震带来大量的社会关注，与地震相关的旅游资源开发是最容易入手的事情。把映秀、汶川的纪念点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路线，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设想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上。纪念馆也好，医院也好，博物馆也好，我在做设计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项目特点均做了一些特殊处理。这些，都算是给汶川留下的景观资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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