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启蒙思想家唐甄
唐甄画像
李明泉/文
《潜书》“五百年无此文”
清初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齐名的“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唐甄（1630年—1704年），系四川宣汉人，我的同乡先贤。唐甄的十一世祖是唐瑜，为朱棣皇帝的导师。洪武十二年（1379年）进士，赐翰林，1381年任东宫教谕，永乐十二年（1414年）奉旨入川监视避难巴蜀的建文帝，宅居宣汉南坝，卒葬南坝东阳溪。唐甄因其父唐阶泰为苏州吴江（今吴江区）知县，他8岁离开绥定府（今达州），28岁回四川乡试，中举人。他做过山西长子知县，经过商，当过经纪人，晚年生活十分贫困。他小时附居舅父李长祥家。李长祥，字研斋，自幼好学，“神采英毅，喜言兵”，明崇祯癸未科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著有《杜诗新编》《天问阁集》等。该书主要内容是旧闻轶事，多为疏证史案。记得1978年底，达县师专（现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章继肃老师主持《天问阁集》校注工作，邀我和另几位同学帮他誊抄有关资料。也因此，我对李长祥和唐甄二位先贤有一些感性认识。
唐甄的《潜书》被魏禧称为“五百年无此文矣”，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已被译为法文、韩文、日文。《潜书》内容博大精深，上篇五十，主要讲心性之学，强调“尽性”和“事功”的统一；下篇四十七，主要讲治世之术，强调“实治”“富民”。
四川省社科院陈德述先生在《唐甄早期启蒙思想论》一书中着重阐述唐甄的早期启蒙思想。他认为，唐甄启蒙思想的形成与所处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有密切关系，经历了思想演变的四个发展阶段：从力图实现“志在权衡天下”到“不绝于愿望”而不断探索，从寻找自己与外部世界发生矛盾和冲突根源到转而“宗孟法王”探索心性学，“面对现实中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充满着无限的冲突和斗争，在不断地彷徨、消沉和挣扎的同时，也促使他不断思考、反思和探索，不断地转变自己的思想”，必须放弃心无定所之“逸”，祛掉急于求成之“躁”，方能保操心境的“恒悦”，因为“悦为入道之门”。如此，人之“心性”与“事功”才可达到统一。唐甄竭力通过内心的平衡来抗拒社会的侵蚀和矛盾，以自身之“悦”消解人生的痛苦。这种自我意志力的确立与强大，是需要心性通泰和恒久修为才能做到的。这是唐甄的自我价值给定，也是他为错乱时代开出的救世药方。
治道贵致其实
陈德述先生在分析唐甄思想时，特别强调“治道贵致其实”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他针对当时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和佛教的‘我法皆空’的理论，提出了‘贵致其实’的思想。”唐甄倡导“实事”“实治”“实行”“实功”，反对“空理”“空言”和“虚言”。陈德述先生指出：“唐甄从‘实事’出发，深入研究了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民不聊生、四海困穷的根源在于封建统治和剥削，他针对当时社会实际，提出了治理社会的十八‘善政’。”唐甄注重“实行”，反对“徒以为文”的形式主义；强调一个真正的儒者必须要有功于世，要“能定乱，除暴，安民百姓也”。唐甄主张“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提出衡量国家贫富的标准在于民众的富裕程度，不在国库财富的多少。唐甄否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展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陈德述先生认为，唐甄的“富民”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要想使民富裕，国家必须以“富民”为宗旨。如果国家不以“富民”为宗旨，要想使人民富裕起来，就好比“适燕而马首南指”，是根本达不到目的的。唐甄是一位有政治理想、有为民意识、有家国情怀的思想家，在那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唐甄的思想无疑是一束耀眼的烛照之光，给予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理性思考和梦想追逐。
唐甄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阐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唐甄将天地万物及其“成毁”和社会的治乱兴衰都视为真实，而绝不是像佛教徒所说的“天地山河”是“泡影”式的幻觉，也不是如宋明理学家所妄说的天地万物为“吾心”。他认为只有尊重“事实”，才能“顺时观变”，“达情度务”，做到与实际相符合，反对“模古而行”的僵化思想。唐甄从对自然和社会人事的观察中，看出了自然和社会人事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变化过程，由此产生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一刻之间，万死万生，草不知根枝，化为尘土；鸟兽之皮骨，化为尘土；人之肢体，化成尘土。勿焉而有，勿焉而无。”还说：“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毁也；知乎必有毁也，亦知其必复有成也。”古亦今，今亦古；往亦来，来亦往；生亦死，死亦生，这是一个“禅代不穷”的无限变化的过程。为了揭示事物变化的动力，他提出一个特殊的概念“机”。“机”主宰万物变化，促进事物“生之不穷”“绵绵不绝”，“如蛰虫之时振，草木之时生，而不知其谁为之者”，只要“得其机而操之”，就可顺应事物发展，掌握主动权。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唐甄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和范畴，如：“解闭”“升潜”“启蛰”“隅遍”“绝续”等，特别是“止通”“独该”尤有意味。“止”是指事物的个性，“通”是反映事物的共性；“独”即特殊，“该”即一般。唐甄的这些范畴都是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标识性概念。
心知未见 物享乃见
唐甄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心知未见，物享乃见”的原理。陈德述先生指出：“我们主观反映客观是在物的作用下实现的。离开了客观事物对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作用，就不可能认识。认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在唐甄看来，深入实际，“视观察问”是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的具体方法。感觉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达到“自明”的程度，必须要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如唐甄所言：“致思之深，结而成明；求见之笃，结而成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不能只从感性经验就认识的，必须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因此，唐甄特别强调“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主张要“量智而谋”，方能取得实践上的成功。
《潜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唐甄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陈德述先生对唐甄的政治思想、富民思想、军事思想、廉政思想等作了深入分析，挖掘出对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资料和观点，并结合当今社会发展予以辨析和阐述，给人以思想启迪和智慧加持。
唐甄是一位睿智、善思、勤勉、务实的思想家。唐甄的，让我想起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的雕塑《思想者》，那位强有力的劳动男子沉浸在极度痛苦中的思考姿态，与唐甄的时代人生和悲悯情怀何其相似！唐甄的思想资源不仅是四川的，也是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汲取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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