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灯 □曾晓东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小镇上，我人生的最初记忆，就是从母亲那一盏晃悠悠的煤油灯开始的。
小时候爸爸总是在拼命工作，经常不在家，夜晚，床上躺着我和哥哥姐姐，母亲则点亮煤油灯，坐在床头做鞋子。她每次抽线都会发出一声哧响，这声音让我睡不着。煤油灯在床头高高地吊着，那一小簇火苗轻轻窜动，让人心安。
母亲的煤油灯是自制的，一只废药瓶子，上面插一根铁皮卷成的细筒，装入棉芯就成了。灯光很暗，灯头火忽呀忽呀地闪。母亲每次穿线的时候，总要把头紧贴着灯火才能看清，以至于多次被烧着了几缕头发。母亲额前的碎发燃着的时候很亮，小火苗顺着发丝迅速上窜，有点像过年时的烟火。母亲这时总会吃惊地“啊”一声，然后摇摇头，苦笑着说：唉，又忘记了。昏黄的光晕里，她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
1979年我上小学了。母亲买了一只“罩子灯”，高脚油瓶，蛤蟆嘴一样的灯口，可以调节灯火的大小，最重要的是上面加了一个玻璃罩子，比以前亮多了。能在这样的灯下写字，那时感觉真幸福！
我和哥哥姐姐总是抢着替母亲去打煤油。镇上东头有一处“供销合作社”，高高的青石门台，高高的柜台，高高摆着花花绿绿的布卷、毛巾。柜台西头放着盐巴和红糖，东头放着有怪味的煤油。那时红糖算是“高级营养品”，只有走亲戚时才会买上一两斤，煤油可是家家都得买。我和哥哥姐姐总是先在放红糖的柜台边磨蹭一会，使劲吸吸鼻子，闻闻糖和新布发出的甜香味道，最后才打五毛钱的煤油回家。
回到家，我和哥哥姐姐在灯下做功课，母亲则在一旁做鞋子。“罩子灯”不会再烧着母亲的头发了，但还是会冒黑烟。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的鼻腔里总会有些黑烟泥。但是我已经很感激这盏罩子油灯了，因为它能抗住一些风。每次我放学晚回家，母亲就端着油灯在门口张望。我从学校出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母亲的灯光。这灯光让我心安，走夜路也没有了恐惧。
1984年，在母亲灯光的接送下，我升入了初中，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学校有一台发电机，每天晚上会轰隆隆地响起，整个学校都开始震动。那时家里还没有电，母亲买了一支手电筒，晚上接我回家。每晚放学的时候，路上这儿有手电晃动，那儿有手电晃动，还夹杂着呼喊。那都是些接孩子的母亲。
1986年镇上通了电。母亲终于用上了电灯，不过为了省钱，家里总是用那种瓦数很小的灯泡，还经常停电，所以母亲的煤油灯还得时刻准备着。不过电灯的出现，让我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6年我出嫁了。母亲给我的嫁妆里，有一盏漂亮的台灯。夜晚的时候，台灯在床前发出桔黄色的灯光，柔柔和和的，就像浓浓的爱意在无声中弥散开来。而母亲自己，却还是用那种小瓦数的灯泡。第一次回娘家，我给母亲装上了日光灯，一支乳白色的灯管，带着淡蓝色调子，一下子把母亲的屋子照着雪亮，连她脸上的纹路和发丝都看得清清楚楚。油灯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母亲再也不用担心烧着头发了。那时大人都开始穿买的皮鞋，母亲也不用再那么辛苦做针线活了。但她闲不住，硬是给未出生的外孙做了一箱子的鞋。明亮的灯光，让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分外细致，那漂亮的绣花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针一线都含着情。
1997年，我的孩子出世了，我也成了一个母亲。我买了一件纪念香港回归的漂亮饰灯。那些流光溢彩的荧光把屋子里装饰得喜气洋洋，轻柔的音乐声中，我摇着孩子入眠。不久就买了一台25寸的彩电。母亲很开心，说以后你爷爷爸爸就不用总去别人家看了。这让我很惭愧。电视调好了，蓝荧荧的光照着母亲的微微白发，当年那个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的美丽女人，已经在岁月中苍老了。
三年后，镇上各式各样的灯慢慢变得绚丽多彩，母亲窗口的灯光，从此有了从电视里散射出来的七彩光线。家里买了新房子，镇上更是多了很多高层小楼。一到晚上，雪亮的灯光和斑斓的电视荧光从一条条街道透出来，交相辉映，街道亮起来了。
2008年，母亲的灯，又换成了各式各样的节能灯。母亲一生爱节省，用上这些新奇漂亮的灯，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花。我们又从镇上迁到县城，见到了更多琉璃斑斓的装饰灯。一到夜晚，各式各样的镁光灯争先恐后粉墨登场，显得分外妖娆。城市亮了，环境绿了，县城还建了好几个体育场、滨河路、休闲地。夜晚的时候，各个玩耍的地方热闹极了，孩子们在滨河路滑旱冰、溜滑板，那些母亲们则靠着场边的栏杆，看着孩子们微微地笑。母亲们的目光，同这明亮的路灯一起，化成浓浓的爱意，照耀着孩子们幸福成长。
三十多年来，母亲的灯越换越亮。小小一盏灯的变迁，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幸福与日俱增，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祝福天下伟大的母亲，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作者单位：宣汉县白岩滩水库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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