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鹰背教初中 一

达州日报 2019-12-27 13:59 大字

离开鹰背乡初中,整整20年了。

1998年8月,21岁的我刚刚大学毕业,就被组织上分配到万源市最偏远贫穷的鹰背乡初中任教。

说实话,虽然是我家乡,但我当时并不乐意回到鹰背工作——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而是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我,对大山里的贫困体会得尤为深刻真切,甚至是一种恐惧。

鹰背一度被人调侃为“万源的西藏”,一条泥石公路是这里与外界连通的唯一“生命通道”,从乡场镇到县城将近120公里,汽车要喘息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颠簸得似乎让人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铁饭碗”对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更何况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娃,十年寒窗别无选择,能谋得一份教书的安稳职业,在乡邻们眼中也算是令人羡慕了。

记得是在8月23日那天,父亲带我到鹰背乡初中报到。年过五旬的老校长苟财兴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学校条件差哈,来要吃得苦哟!”我微微点头一笑。

听说来了位新老师,学校一大群老师和同学都围了过来,热情帮我拿行李,负责后勤工作的老教师苟中彩直接把我领到了新分给我的宿舍。

与其说是我的宿舍,还不如说是他的办公室。这是被木板隔开的半间教室,中间再用竹篾分成两部分,前边稍大点,是这位老教师的财务工作室兼学校临时保管室;后半部分不过20平方米的旧教室,就是我的办公室兼卧室了。

潮湿的地板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霉味儿,木制的窗户上几片破烂的塑料薄膜代替了玻璃,两张陈旧的木床和漆黑的条桌,使整个房间增添了些古朴色彩。

开学“第一课”,是校长给我们上的。这次教师会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安排全校所有的老师分组深入全乡六个村入户动员学生按时入学。当地很多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一学期200多元的学杂费而被迫辍学,因此需要老师拿着花名册挨家入户去做工作。

我和教导主任苏维与另一名男老师王运福,被安排到离中心校有十多里远的新恩岭村。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学校食堂草草吃完饭,就出发了。翻山越岭,进村入户,步行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虽然不到七点半我们就出发,但是肆虐的“秋老虎”很快就开始发威。我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一直在学校读书,很少经历风吹雨打日晒,这种持续的炙烤,我以前从未经受过。

“41户人家,52名学生,我们必须在开学前这两天实现人人见面。”领队的苏维主任向我们介绍小组情况,更像是在传达一道命令。

每到一户,我们都要和家长学生面对面核实,了解入学准备情况,对那些不愿上学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还要苦口婆心劝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按时到校报名注册。农村住户十分分散,当天临近天黑,我们才跑完20多家。

“我们今晚就去这里一位老师家里住,明天再把其余的十几户走完!”苏维说。连续奔波了十多个小时,我们三位老师又累又饿。

凭着苏维主任的人脉,我们摸黑来到该村小学王长才老师家里借宿。刚一进屋,只见一位面容清秀的青年女子正在堂屋的一张方桌上看书,对我们的到来似乎并未察觉。

“卢老师!”苏维的一声呼喊,那位女子这才从沉醉中醒悟过来,她连忙招呼我们坐下,殷勤地给我们倒开水。

交谈中,我才知道,她是王长才老师的妻子卢廷玉,也是该村小学一位老师。

“十月底就要考试,马上开学了,必须利用暑期多看些书啊!”原来,卢老师和王老师当年都是师范毕业生,去年王老师已经自考全部合格,她也正参加自学考试,争取早日拿到专科文凭。

没想到,在这寂落的乡村,还有这样一对为梦想奋斗着的夫妻!没想到,在这平凡的乡村讲台,还有这样一群可亲可敬的老师!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渺小起来。

按照惯例,新教师开学后都要上堂“汇报课”,由全校老师听课、评课。

我高中在万源城里上了三年学,后来从达县师专毕业,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上公开课时便试探着把当年老师的现代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为我所用”。也许是那堂课真的有了些新意,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我的勉励,我的那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汇报课”,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校长说我是鹰背初中第一个用“普通话”上课的老师……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椒盐普通话”是多么的难听——但是我感恩于老师们给我初为人师的自信。

我以前一直比较喜欢写作。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化生活,我在学校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取名“凌寒”文学社,既沾点文化气息,又有些自视清高任他人品头论足坚持“走下去”的豪迈。我利用课余时间,和文学社的二十几名同学一起学习创作方法,交流创作体会,分享大家习作。

鹰背初中虽然简陋,但这里从来不缺乏爱和激情。

我们平时的伙食和学生一起,凭饭票同吃“大锅饭”,唯一不同的是学生自带咸菜,老师们则围着一张方桌分享几盘土豆片、萝卜丝和清炒茄子。遇到逢场天,厨房的师傅便去街上割几斤猪肉“打平伙”,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胜似一家人。

老师们把学校当家,一点不假。1998年入冬时节,鹰背乡街道实施硬化。按照当初的设计,校门口内距街口五十米左右的土路不属于工程范围。为方便师生行走,校长向包工头反复求情,对方才同意将这截“断头路”免费硬化,但路基必须由学校自行打整。由于学校经费紧张,请民工又成了一大难题。得知情况后,全校老师们当即就自发地拿起铁锹锄头到达现场,仅仅一个下午就把6.5米宽的路基平整好,第二天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便延伸到校园里……

老师们对学生的爱,更是倾尽心血。早上,老师带领学生一起跑早操;晚上入睡,又要深入宿舍逐一清点人数,帮学生盖好被子,守护纪律。只有当学生完全入睡时,老师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但这一天还没结束,往往还要在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随着对环境的不断熟悉,我对学校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校长说的“苦”也有了更深的感悟。

鹰背乡初中是和乡小学分设后不过三四年的一所单设中学,学校一共五个教学班,有两百多名学生,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八间砖瓦房就是教室、学生寝室。唯一的一幢教师宿舍共九间,除了三位已成家的老师外,其余全部是两名老师合住一间。没有电话,更谈不上网络,学校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成了老师们最时尚现代的娱乐工具和信息平台……更现实的是,全校23名教师,除了大多数是“半边农”中老年教师外,还有5名最近几年分配去的年轻大学生教师全是单身汉,而当年我和后来又分配来的两位男老师的加入,无疑壮大了这个单身队伍,甚至加剧了他们的“仇恨”。

比起早我几年参工的几位师兄,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再加之自身实力不济,所以对个人问题只待“排队等候”,何况当时全校的两位女教师已为人妇为人母;一墙之隔的小学倒有两位女教师,但其竞争持续进入“白热化”状态。

参工后,我早早地就盘算着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如何开销。然而,上班两个多月过去了,发工资的事丝毫不见动静!一位老师开玩笑告诉我,学校实行的是“年薪制”,有时要一学期才能发一次工资!

原来,当时教师的工资由乡财政负责发放,由于地方财力困难,教师工资几乎从未按月发放过,最快也要一学期结束才能领一次。而我当时的工资仅仅287元,除了预支的150块钱外,两个月来从未发过分文。老师们的消费,通常都是“记账式”,一到期末,才和店家“算总账”!

对老师们习惯于贫困中的坚守,我内心油然升起一股敬意!

时间过得真快!1999年8月,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另一所中学任教,我在鹰背仅仅工作了一年。后来,我又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工作岗位。然而,鹰背初中是我事业的第一站,这里开启的人生“第一课”,让我永远不能忘怀!

□王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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