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圣谕”
何为讲“圣谕”？据三汇镇94岁的胡开环老人介绍，讲“圣谕”是旧时民间深受民众喜爱的一种连说带唱讲故事的形式。为何称为讲“圣谕”呢？又为啥要在民间讲“圣谕”呢？经老人详细介绍并查阅资料后得知，原来讲“圣谕”还有一段来头不小的历史话题。
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户部给事中郝杰向清廷提出：“劝农桑以植根本，抚逃亡以实户口，禁赎货以除苛政，严奢侈以正风俗”的条文。当时被统治者认为“有裨新政，饬部即行”。这几条的内容和形式都近似后来的“圣谕十六条”。
顺治九年（1652年）在全国颁发“六谕文”。
康熙九年（1670年）和十八年（1679年）又曾两次颁发“上谕十六条”：第一条：尊孝悌以重人伦；第二条：笃宗族以昭雍漠；第三条：和乡党以息争讼；第四条；：重农桑以足衣食；第五条：尚节俭以节财用；第六条：除异端以正风俗：第七条：明礼让以端士行；第八条：讲法律以戒愚顽；第九条：禁诬告以义全善；第十条：戒逆逃以免株连；第十一条：完钱粮以省催科；第十二条：隆学校以敬名士；第十三条：联保甲以灭盗贼；第十四条：定衡度以公买卖；第十五条;禁奸淫以肃人伦；第十六条：绝赌博以淳风俗。
雍正二年（1724年）又颁发“圣谕广训”，将原“上谕十六条”逐条“导绎其文，推衍其义，共得万言，名圣谕广训”，较之原“上谕十六条”内容更为丰富详尽，且通俗易懂。又因为这一系列的明谕均来自“圣上”旨意，其目的是教化庶民，规范百姓的日常行为准则，劝谕百姓“民安本业，循规蹈矩”，以利朝廷统治。为让全体老百姓知道理解这些来自圣上的谕，并严格遵守不得违反，就得有人去宣传讲解，由此讲“圣谕”一事也就应运而生，讲“圣谕”的人被称为讲谕（演）生。
讲“圣谕”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初年，清廷曾有明谕：凡有一定文化基础，能说会道，口齿清楚，嗓音明亮，能将“圣谕十六条”“六训”，逐条导绎其义，依四言韵文讴歌者，经户口所在地衙门考核合格，朝廷发给讲谕生讲“圣谕”的龙票（执照），赏赐顶戴（无俸银，薪酬由组织者或听众凑钱支付），命其在各州道、府、县衙前设台宣讲“圣谕”。并责命各级衙门派衙役为讲“圣谕”的艺人搭台、点灯、协助讲谕生完成相关礼仪，并维持现场秩序，由此可见在清代讲“圣谕”是奉皇帝旨意，官府大力推崇，初期讲谕生则是需用韵文导绎、讴歌“六训”“上谕十六条”等条文。后来为吸引民众参与，不断丰富宣讲内容，一些人情味特别浓厚、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流传广泛的公案故事逐渐纳入讲“圣谕”的范围，深受人们喜欢，听讲“圣谕”的民众日渐增多，就三汇场而言，清中、晚期讲“圣谕”盛行时，听众如潮，三汇衙门前宽敞的坝子，常被听众围得水泄不通。
据胡开环老人介绍，她曾听其家中长辈说，清朝时三汇场上最初讲“圣谕”的地点，是在三汇分县衙门（解放后的工商所）前的宽敞坝子。用三张方木桌搭成二层品字形讲“圣谕”的讲台，品字形上方木桌挂一张四周绿绸镶边的大红缎子围桌，下坠金黄色的须子，围桌正中有青丝线绣的“宏扬圣德”四个大字。桌面上供奉有金色“圣谕”两字的“圣谕牌位”，牌位前置一朱砂香炉，以并排插三根子午黄香，一对锡蜡台分摆两边，以插放燃烧的红色蜡烛。
讲“圣谕”时有一套严格的仪式和规矩，讲圣谕前需先燃放一串鞭炮后，讲“圣谕”的讲谕生在开讲前，要先率民众面向讲台按大清规例跪在地上参圣，朝讲台上供奉的“圣谕”牌位行叩拜之礼后，随后讲谕生上讲台先垂手在牌位侧面站立，庄重地正冠、整襟，四平八稳地念道“圣谕扬扬，嘉言孔章，设台宣讲，劝化四乡”四句开台诗，点然黄香拈香在手，朗声讴歌唱道：献香，一炷信香插圣台，香烟飘渺透瑶阶，迎请众仙齐到此，祥光福惠降临来。
再点然蜡烛，朗声讴歌唱道：献蜡，红蜡辉煌照圣台，冥冥诸神慧眼开，宣扬圣德清乡里，但愿痴愚早醒来。
后点燃黄表钱纸，朗声讴歌唱道：献表，一张黄钱四角方，行行字迹在中央，记功记过均不爽，善恶到头由自量。
此时全场只见香烟缭绕，黄钱灰飞，透出一派庄严肃穆之气。
讲谕生在宣讲“圣谕”过程中，会列举当地的一些具体事例，以“上谕十六条”的规范要求，作出分析加以评判。规劝民众、孝顺父母、敬重长辈、礼让乡邻，和睦相处。说话和气，心平则气和，和气生财。做事讲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告诫民众，莫惹事生非，切记犯抓扯动武，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诉讼打官司费时耗财败家。劝导民众不误农事，勤恳耕耘，勤俭持家则丰衣足食。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按时交纳省去官府催促。窝盗藏匪祸害无穷连累乡邻。公平买卖休得欺行霸市，秤凭星子斗凭梁，缺斤少两丧天良，赌博是恶习越赌越薄……
台上讲谕生引经据典，列举事例，事实清楚，有依有据，解析明白，有章有法，讲得淋漓尽致。台下听众连连点头称是，口服心服，确实能起到劝谕之功效。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后，讲“圣谕”的讲谕生失去了“龙票”护身，艺人们为谋生，摆脱讲“圣谕”枯讲条文的形式，把讲圣谕逐步改成说唱兼备，内容情节生动有趣，令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据1986版《三汇镇志》记载，民国时期，三汇圣坛培训有几位讲谕生，在各街口搭高台，宣讲“圣谕”，又讲又讴歌，主要宣讲忠孝节义、因果报应。宣讲内容是《三娘教子》《二十四孝》《柳阴记》等。讲谕生说白清楚，讴的词调抑、扬、顿、挫合适，有时甚至声泪俱下，听讲“圣谕”的民众深受教育和感动。时有三汇镇上的大商号或商帮，出钱包场请讲谕生宣讲“圣谕”，富豪人家则是高薪聘请出名的讲谕生在自家门前宣讲“圣谕”。每年夏秋季三汇各街民众，自动凑钱，请讲谕生讲“圣谕”一月、半月，有时讲到深夜，男女老少幼都爱听。
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倡破除陈规陋习，反对封建迷信。讲“圣谕”的艺人们也都意识到，“圣谕”中封建迷信成分的危害性，讲“圣谕”已不符合时宜。加之政府组织民众识字、扫盲，民众政治觉悟随之提高，积极投入恢复生产，重建国家。对讲“圣谕”，政府虽未明令禁止，却再无人承头组织请讲“圣谕”。讲“圣谕”的讲谕生纷纷转行另谋他业，至此流传三百来年的讲“圣谕”，随着时代前进，社会发展进步而绝迹了。□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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