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及其那些三国风云（下）
□罗学闰
失去荆州的蜀汉江山，说是一个国，其实就只有一个州（益州）。这与诸葛武侯《隆中对》所提“跨有荆益”的“政治构想”相去甚远。西蜀，表明是蜀国的方位。东吴在蜀国的东边（江东），曹魏在蜀国的北边（北方苍狼），于是诸葛亮就只有“着手南方”，演绎了“七擒孟获”的“历史佳话”，道明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攻战要略”。所以诸葛武侯在《出师表》前“临表涕零”：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也就是说“东吴没搞了”、“南方搞定了”，我要率军去“搞北方”了。于是诸葛亮移屯汉中，开始了“北伐的征程”。
“失街亭”这件事情几乎“史不绝书”，我的看法是，曹魏给了矢志北伐的诸葛亮“当头一棒”，张郃也一雪“宕渠大战”惨败之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部署了北伐曹魏的“街亭之战”。街亭地处险要，为蜀军前出关中的重要战略基点，一旦失去则会“进退失据”。诸葛亮正考虑派谁去守，自诩“饱读兵书”的参军马谡“主动请缨”。诸葛亮或许忘了刘备说“谡不堪大用”的告诫，也“欣然同意”（足见欣赏）。明令当道扎寨以阻曹军，又派稳重谨慎的王平为马谡副将。
马谡舍大道而上山屯守，王平连连规劝不听，叫“画了图给丞相（诸葛亮）看”也不同意。结果被魏将张郃围困并断了水源，马谡惨败，士卒离散。唯有王平所领的千余士兵鸣鼓自持、严阵以待，张郃怀疑王平有伏兵，不敢进攻。于是王平将各营军士收拢并率领他们平安归还。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还斩杀将军张休、李盛，解除将军黄袭兵权，可说是“余怒未消”。事后还“自贬三级”，但宕渠先人王平却“入了诸葛亮的法眼”，被拜为“参军”（接替马谡之职），统领蜀汉精锐的“无当飞军”，进位讨寇将军，晋封亭侯。这是王平封侯的“起点”（228年），在诸葛武侯“斩马谡”的泪光里，展现了王平“封侯拜将”的人生精彩。
（三）蜀汉“北伐中原”，镇守汉中“大将军”
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说：诸葛武侯的北伐是“用军事宣扬政治”。其实古人也很可笑，“称王称帝”都要讲个“合法性”。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早就鲜明地提出“存在就是合理的”。或许因为山水阻隔，这个声音没有“传到诸葛亮的耳朵里”。在蜀汉的“政治挽歌”里，我读到了诸葛亮的“政治坚定”、蒋琬、费袆的“前赴后继”，也读到了王平及其蜀汉文臣武将的“卓然风采”。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再围祁山，“挑战”司马懿，两国“军师相见”，这才是第一次。他们之间的斗智斗勇故事很多。尤其是“骂阵”和“亮送懿女人衣服”，让人记忆深刻。还有司马懿“假意上表”请战，曹魏派辛毗“监军”，也让我看到了“智慧的厚度”。《三国演义》说诸葛亮在街亭唱“空城计”，司马懿“疑有伏兵，率军而退”，史无所载。但是后世读到《演义》却领略了司马懿“存敌存己”的“超然智慧”。这时的王平驻守南围，也学诸葛亮（其实是学司马懿），跟张郃再次演绎“攻守策略”。王平“气定神闲”坚守不动，张郃“找不到办法”悻悻而去。
建兴十二年（234年），这是“三国时代”最特殊的年份，也是魏蜀吴三家“打架”最多的一年，对于蜀汉可以用“灭顶之灾”来形容。这年的八月，屯兵五丈原的诸葛亮，走完了“智慧的一生”（后世奉为智慧之神）。在这场战事里“王平的身影一闪而过”，虽与张郃对阵，但多是“且战且走”，不知张郃“命丧木门”有没有王平的功劳。我所叹息的是，杨仪用诸葛“锦囊妙计”由马岱斩杀魏延。这个蜀汉重要的军事将领，竟死于“兄弟之手”（他的头上真有反骨吗？）。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少人“对北伐失望”，尤以谯周、陈寿师徒二人为代表，谯周的《仇国论》更激烈地“抨击北伐”，谶言“代汉者当途高”被他直接解释为“魏代汉”（断绝了吴蜀复兴汉室的梦想）。当魏国大军还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境内）的时候，谯周就“一语劝降”刘禅。刘禅把蜀汉的江山“拱手让人”，为世人所不齿，居然成了洛阳“乐不思蜀”的安乐公。
“西蜀衰弱”世之公认，蜀汉被迫转为“守势”（其实很多人都信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国家渐衰，而王平的人生却“走得很顺”，先是升任后典军、安汉将军、兼汉中太守（辅助车骑将军吴懿）。建兴十五年（237年）晋封“安汉侯”，代替吴懿督率汉中。前文《宕渠之战及其他》已说过，汉中是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一块“小平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当时处于蜀魏攻守前线，面临的是强魏与弱蜀之间的“生死较量”，王平身负举国安危，足见朝廷倚重。这时，蜀国东边由将军邓芝驻守永安，西边由将军马忠屯守南中，与王平共享“平安三侯”的威名。延熙元年（238年），大将军蒋琬驻沔阳，王平任前护军。延熙六年（243年），蒋琬病重，任王平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统领汉中。
值得一提的是，曹魏的“国家战略”做了调整，孙吴因“臣服”被“暂时搁置”，“先灭蜀再服吴”成为魏国的“战略决定”。孙权反复不定，史家说“孙权两张脸”，也有史家说“孙权有大志，也有心病”（既称帝又臣服）。他在称帝时还“有点不好意思”，遣使蜀汉想“并尊二帝”（当然也遣使曹魏上表）。孙刘联盟的“兴与衰”，主动权都在孙权，所以他可以在其间“上下其手”，魏来攻或者想攻魏，就“联合”，想攻蜀或者魏攻蜀，就可以“撕破脸皮”。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古人”。其实，曹魏也多次“劝服”蜀汉，“国家首脑”还“亲自写信”，但蜀汉却一意孤行自己的“正统论”，总把曹魏当“曹贼”，导致蜀汉成为“出头椽子先挨打”。
延熙七年（244年），魏帝命曹爽率领步骑十余万进攻汉中，前锋已至骆谷。汉中守军不满三万，于是“诸将大惊”。战前军事会议上，王平“力排众议”并提出“上策”：汉中去涪城有一千余里，魏军若是得了阳平关就会威胁到汉中。现在应由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我为后拒。若是魏军分兵进攻黄金城，我自率兵前往救援，到时候涪城的救兵就刚好到来，形成合击之势。但将军们认为风险很大，唯有护军刘敏“投赞成票”。后来，果如王平所料，援军相继来到，魏军被击退。王平见识高远“犹如诸葛”，力保蜀汉北部疆土不失，成为蜀汉后期的“国家柱石”。
（四）略考“生离死别”，乱世英豪“说王平”
王平，从名不见经传到扬名于世。陈寿《三国志》还专门为其列传，赞其“忠勇而严整”，常璩《华阳国志》赞其“果壮，警朗有思理”，元代大儒郝经赞其“纯朴正直，有大将韬略”。千百年来，铺叙这位“三国英雄”的史家、志家都不在少数。著述颇丰，不便重复。我只想说四点。
第一，王平的出生地。陈寿《三国志》说：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渠县地处古宕渠县的“核心区”，很多人都把王平作为我们渠县人（宁信其有）。有学者根据“县北七里”又“生拉活扯”地说是“渠县和乐乡”，惹得一些人说“和乐离县城才七里路远吗”。其实，我多次去过和乐乡（现已改镇），从山势地名到民间传说，再考之各种版本的《渠县志》，基本可以确定王平出生于此。怎么解释“县北七里”，这里的“里”，不是指“距离”，而是指“场镇”（或类似），我们说“和乐是将军故里”的“里”就是这个意思。渠县有个习惯，把渠县分为“上北路”和“下北路”。粗略估计“县北七里”可能落了一个字：“上”。
第二，王平的两个姓。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说，王平出生在渠县和乐镇一个农户人家。关于“王平姓何”，刘渠先生《镇北大将军王平》说：“幼时家贫，寄养在外祖父（何氏）那里，人称何平。将成年时回到家中，改回王姓”。我关注的是“改姓的时间”问题，因为很多历史学家在“说三国”的过程中，还有把“王平”直接说成“何平”的。究竟何时改回“王姓”，史无所载，民无所传，但我粗略估计，或者是他在“曹营”当“代理校尉”时，存疑吧。
第三，王平的“十字将军”。王平出生在贫寒人家，又加上早年失怙（早年丧父叫“失怙”，早年丧母叫“失恃”，其实都是失去依靠的意思），孤儿寡母的生活肯定“稀饭都吹不冷”，哪来余钱上学呢。据说，王平识字不超过十个，当世有“十字将军”之谓。我小时候看连环画对“王平挑灯夜读”印象深刻。作为王侯、作为战将，肯定是“没文化真可怕”。俗话说“吂人有吂办法”，他让人读诵历史或人物传记，然后“略通大义”（观其大略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习方法），这才在议论时不会“偏离主题”。他口述表章、军政事务让人“捉刀”，但都能“表意准确、条理清晰”，在他的武将身份里添加了些许的“文气”。
第四，王平的安葬地。王平为将30年（218-248年），戎马倥偬，写就“精彩人生”。史载，延熙十一年（248年），王平因病不治而去世，葬于他的封地安汉县，其子王训继承其爵。王平生于何时，史无记载，享年则不详。从215年任“代理校尉”倒推，或应生于东汉末年（190年以后200年以前）。这不重要了，我们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死于何年”，后人也不知道。好在今南充市高坪区永安乡临江村凤凰山有王平墓，立“汉将军王平之墓”碑，还可以让后人凭吊。渠县和乐镇正在打造“将军故里”旅游区，也值得我们期待。为什么王平出生在“宕渠”，却安葬在“安汉”，没有“魂归故里”，仅仅因为“安汉县是王平的封地”？抑或还有其它原因呢？我也不知道，就不“打胡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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