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及其那些三国风云（上）
□罗学闰
“巴有将，蜀有相”，为古巴蜀地区独具的人文特点，也是巴文化的“特色和亮点”，成汉王朝散骑常侍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也用这句话作为“结语”。近期，为了在历史的烟云深处寻找“宕渠先人王平”的影子，可以算是“食不甘味，夜不成寐”。老婆劝慰我说，别那么辛苦了，估计王平是个“小人物”，又没有“拜将封侯”。我原谅了她对王平的“无知”（她出生和成长在戎州即今天的宜宾，还引导我去研究过“僰人悬棺”），渠县人都知道“王平很了不起”，是“三国风云里灿烂的一抹霞”，乃蜀汉的“安汉侯、镇北大将军”（《巴文化达州选萃》也将其收录其中）。
从历代的兵制看，先秦时期，“太师”或“太尉”是最高的军事官职。所以“师”最先不是师傅的“师”，是指军队。后来有了“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师”和“傅”才联系到一块（太傅管品德教育，少傅管经学传授）。到了西汉开始设立大将军，为最高军事统帅。其次才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到将军之末，则是裨将军（牙门将）。宕渠先人王平在蜀汉的军事阵营中，却从最低的“牙门将”做到了最高的“大将军”。“大将军”却加了前缀“镇北”（镇守东南西北四方），则是战时分将守卫边防的军事体制。在蜀汉，甚至“车骑将军”也分左右，分叫“左车骑将军”和“右车骑将军”。
“左”和“右”谁大？这就很难说。记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吧，其“迁客骚人”的“迁客”就是“贬官之人”，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左升右迁”。或许，人们说“左右”总是先说“左”，因此“左为大”，宋朝设“左右相”的时候，“左相”才是真正的“宰铺”，而“右相为副”。到了现代，左右之分，成为会议和接待的“潜规则”：会议上“以左为尊”，餐桌上“以右为大”，不知道好多人因为“犯糊涂”而受到“不公正待遇”。还好，宕渠先人王平是“镇北大将军”，虽有“方位之别”，没有“左右之分”，要不然，在蜀汉的“国宴”上，真不知会让多少人“抠脑壳”。
王与侯是中国古代爵位名，诸王与列侯合称诸侯。秦汉使用二十等爵制，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侯”又分成两类即列侯（彻侯）和关内侯。列侯的起封从“亭侯”（西汉在乡下设亭，负责治安之类）开始，然后再升至乡侯（王平封乡侯史上无载）、县侯（城侯）。列侯一般以整个封地（有封数县或数十县）为食邑，而关内侯则没有明确的封地，只有朝廷指定的“食邑和封户”。在渠县的汉阙雕刻中，“射猴”之图景反复出现，“猴”又成为“侯”的指代。“射猴图”折射的是阙主“封侯”的理想和现实。宕渠先人王平，就一路从亭侯到乡侯到县侯，成为让世人景仰的“宕渠人杰”。
（一）王平“社来社去”，刘备手下“牙门将”
“社来社去”，本是指工农兵大学生“从人民公社来，回到人民公社去”，但我“闹了个大笑话”，把“社来社去”听成“射来射去”，“工农兵大学生”仿佛飞檐走壁的“大内高手”（哇好凶）。我这里说王平“社来社去”，是指王平“从巴蜀出走”，先依鲁（张鲁）再事操（曹操）；又“回归巴蜀”，降刘备事蜀汉再“拜将封侯”，成为“后汉柱石”，走完了辉煌的一生。这个称谓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东汉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派张鲁任汉中督义司马，张鲁趁机控制汉中。随后张鲁又变身为“五斗米”教的继业“天师”（从张陵到张衡再到张鲁），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在历史上，以宗教名义而举行农民起义“可谓多矣”，张鲁还不是“祖师爷”。宕渠賨民本来就敬信鬼巫，这是因为巴楚世代相邻，楚巫之风终年浸润，賨民于是纷纷前去信奉张鲁。“大耳贼”刘备本以“北伐张鲁”的理由被刘家“邀请入蜀”，后又受到同仁尤其是诸葛亮的“蛊惑”，终于“反客为主”，或者说是“鸠占鹊巢”。以“仁厚为本”的刘备此举“仁”吗？政治家肯定不讲“小人之仁”。当然，刘备却以此（益州）为“家底”，建立起了“蜀汉政权”。
建安二十年（215年）九月，魏武挥鞭直指汉中（汉中是蜀汉的北部屏障），张鲁降曹，三巴太守（刘璋分巴为三）朴胡、杜濩、袁约（后来不知去向）举賨民和巴夷依附曹操。张鲁都降曹了，他们不归附曹操行吗？还好，李虎（其后代李特李雄父子东晋时在成都建立“成汉王朝”）被封为将军，派往雍凉氐羌地区驻守；王平“名不见经传”（小荷连尖尖角也还未露也），随杜濩、朴胡迁往洛阳。一路上，王平因“勤不言苦”和“军容整肃”，被任命为“代理校尉”（走上军官行列）。同年（215年）冬，发生了前文已说的“宕渠大战”，张郃带巴賨首领到宕渠“抢人”，张飞大败张郃于蒙头（今渠县八濛山），朴胡、杜濩等趁机留在巴西宕渠等地，而王平却因“校尉”身份留在曹操的身边。
蜀汉政权“一班人”深知“无汉中则无蜀”的道理，法正的“汉中三策”，又为刘备上了“生动的一课”。再加上张鲁这个家伙还说“宁为操奴不为备上宾”（我宁愿当曹操的仆人也不当刘备的座上宾，明显鄙夷刘备）。于是，刘备“火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刘备亲征汉中去“抢占地盘”，当然也想“出一口恶气”（张鲁出言不逊）。这次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曹魏主将夏侯渊“掉了脑袋”。这下子就把曹操“惹毛了”，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再次挥师汉中，“收拾”那个“大耳贼”刘备，魏蜀两国在汉中大地“生死对决”。
曹操屯兵于定军山北，命令徐晃、王平为大军开道。徐晃、王平来到汉水边，因“渡河扎营”而起争执，“副职肯定拗不过正职”，于是留王平“在家守摊子”，徐晃自带大军“渡河扎营”。不料蜀军来了个“突然出击”，打碎了徐晃“背水一战”的“美梦”。徐晃大败“铩羽而归”，不仅厉言责备王平，还恼羞成怒拔剑就刺（幸有众将劝住）。王平“好汉不吃眼前亏”，决定“弃暗投明，开始新的人生”，于是夜间火烧连营，投奔赵云（常山赵子龙）。刘备“亲切接见”王平，并置酒高会，高兴地说“孤得子均（古时称字不称名是表示尊重，“参拜不名”和“剑履上殿”乃古时尊崇），取汉中无疑了”。于是，任命王平为牙门将（牙门，有些像我们后来所说的军事要塞或碉堡）、授裨将军，王平也因此进入蜀汉将官的行列。其实说穿了，“牙门将”是王平的“实际职务”，“裨将军”是王平的“将军等级”。
后来，蜀魏的“巅峰对决”因曹操始终“占不到便宜”而退兵，给出了“终极答案”。其时的汉中对于曹魏，也就是一块“弃之可惜但食之无味”的“鸡肋”（因为前次征汉中已迁徙10万人到“魏公国”国都邺城）。可惜的是聪明一世的杨修也在汉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以扰乱军心被杀，冤不？）。刘备的收获可谓“登峰造极”，得到了王平这个“宝贝”（熟知汉中的山水地理，又有领兵之才），为蜀汉江山找到了“北边的守护神”（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他还像汉高祖一样称为“汉王”：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在沔阳（陕西省汉中市勉县）自称“汉中王”（有上表无批复，或者有表但没交上去），走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最关键的一步”。可以说，刘备或者诸葛亮心中希望的刘备，都既“像刘邦”又“像刘秀”，要么“兴汉”要么“复兴汉室”。
（二）马谡“痛失街亭”，孔明泪眼“有欣赏”
曹操这个人“挟天子而令诸侯”，确实“拣了不少便宜”。汉献帝还是个“香饽饽”，孙吴也想这样，却“少了缘分”。刘备想没想，史传没载。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获封魏公，建立魏公国，定都河北邺城，而后进爵“魏王”。那个“忠于汉室、反对称王”的谋士荀彧“懂不起”，被曹操“赐予空饭盒”（没有饭吃）而自杀（理想主义者也可悲）。有史家戏谑地说，或许是刘备称王“气死了曹操”，那个扬言“只做周文王”的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病逝洛阳，“篡汉”成为“无言的结局”。哪知，次年（221年），魏王曹丕代汉自立（据说是汉献帝“禅让”，曹丕也三次辞让，这都是“虚套儿”），改国号为“魏”，宣告了东汉的灭亡。
同年（221年），刘备也于成都称帝，国号为“汉”。刘备还为义帝“发丧”（说曹丕杀了汉献帝），主要是为了激发蜀汉上下“同仇敌忾”。史料表明，曹丕死前，十分优待汉献帝，曹丕死后，汉献帝还活了十多年，刘备的“发丧”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笑话”（不知汉献帝刘协作何感想）。曹魏和孙吴当时都“各怀鬼胎”，坚持不称“汉”而只称“蜀”，史家们就无奈地称为“蜀汉”。曹操曾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确实有点“反应慢”。但是再称“吴王”不仅“低人一等”，而且也“不太匹配”。八年后（229年）决定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这时才得以“名正言顺”。
魏蜀吴三国你征我伐、你争我夺，“城头变幻大王旗”，但从史书的记载看，大都是“空费力气”，战绩都不“显赫”。可是，第二次“荆州风云”不得不说。我们都晓得“荆州是孙权借给刘备的”（“刘皇叔”无立锥之地，孙吴的鲁肃功不可没）。但刘备拥有益州后，孙权一直想收回荆州（刘皇叔又“死皮赖脸”不还），曹魏也想争夺荆州作为征伐东吴的“前沿阵地”。
接下来，“关羽大意失荆州”“关羽败走麦城”“东吴杀关羽却传首洛阳”“张飞为赶制战具被部属所杀”“刘备大势兴兵报家仇国恨”的故事，因为《三国演义》而为大家耳熟能详。孙权在本次“荆州风云”中实现“完璧归赵”，而“桃园三结义”的二弟（关羽）和小弟（张飞）都“被杀”，刘备本人“兵败如山倒”，忧郁成疾而有“白帝（永安）托孤”。让诸葛亮和李严当“顾命大臣”，辅佐后主刘禅，支撑“蜀汉的江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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