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渠往事 从蒲氏宗祠说起
□罗学闰
（一）重石山上“搞探访”：蒲氏宗祠“大放异彩”
记得2016年9月，广安市政协副主席贺宗飞率队来渠县考察交流“关于賨人的九个问题”，我必须“现场作答”。大意是“賨城肯定是在渠县，广安不要争”（这已为2018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陈卫东先生说:宕渠瓦当的发现，证实了宕渠城的存在）。不知是否满意我的“答卷”，但宗飞先生表现出了“文人的雅量”。
2018年某天深夜，宗飞先生又发来微信说，他有了一本台湾版的《渠县志》说“冯绲墓在双石关”。我没有查到“双石关”的位置记载。“重庆”之名，得益于“双喜临门”（宋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皇子赵惇接踵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受禅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我认为“双石关”或就是“重石子”。于是，我带领本土文史爱好者去“探访重石子”。
我们攀上“重石子”山岩，四顾都是幽静恬美的山野风光，几乎无险可守，看来不可能设关。站在“重石子”上面往下看，“蒲氏宗祠”（古建筑，达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太阳的夕辉下分外醒目，与旁边新建的三汇镇重石村新村聚居点“古今一体、交相辉映”。我们就决定“一将两便”，让同行的博物馆的肖仁杰馆长给我们说说蒲氏宗祠。
（二）蒲氏宗祠“帝师堂”：全国宗祠“单独一份”
在去瞻仰蒲氏宗祠的路上，“肖博士”就给我们来了一段“科普”。宗祠，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上古时代，宗庙（宗祠）为天子专有，连“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都不能建宗庙。到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宗祠，这才有了“家族宗祠”如“雨后春笋”的局面。
宗祠，体现宗法制社会特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宗子或叫宗正、宗直，不仅主持祖先祭祀，而且管理全族事务，在我们川东农村就叫“族长”。宗祠，往往是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而且注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地方上的一大独特而“显眼”的人文景观。
我记得《中国断代史系列》（上海出版社）说过一些关于“宗庙祭祀”的“可笑的环节”：一是古代王族宗庙祭祀时，有牌位但无画像（照片），必须找一个跟祖先长得很像的人来“扮尸”。远古时期，祖先牌位，只摆到祖父（爷爷）辈。于是，所有人的牌位都“由其孙子所立”。二是古代的人，可以不孝顺父亲，但必须孝敬爷爷及以上的祖先。我想当今这种“隔代溺爱”，是不是远古孝顺观念的文化遗留呢？三是到了周朝尤其是秦汉以来，“父亲”才被纳入“孝敬对象”，这真有点不可思议。
蒲氏宗祠，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至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间，由蒲氏族人筹资，积30年之功建成。宗祠后面有一横卧“巨龙”，名曰“重石山”，俗称“重石子”。原有四殿（正殿、帝师堂、文昌殿、鼓乐楼）、四坝（内坝三个、外坝一个通称“桅子坝”）。坝内立有“直刺蓝天”石桅杆两根（据原《汇西乡志》称：民国十五年（1926）由族人蒲孟仁、蒲兰州等倡导、筹资维修蒲氏宗祠，在外坝立石桅杆）。传说，立桅杆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平地起水三尺，旋即雨止云开、太阳出来、上空还有彩虹，就跟“宕渠出现九蕊禾”一样，被称为“祥瑞”而“记录在案”。
宗祠，记录着家族传统与曾经的辉煌。“重石子”山下的“蒲氏宗祠”就把“蒲姓”的“得姓始祖”找到了“虞舜”。《万姓统谱》记载，舜曾建都蒲坂（今山西省永济西蒲州一带），他的子孙后来又被封在这里，后代就以受封地名为姓而称蒲氏，故蒲氏后人奉虞舜为蒲姓的始祖。是否其真？不敢确定。新朝皇帝王莽、奸雄曹操，都把自己说成“舜帝后裔”，有趣的是，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在史书上还很少有人把自己的祖先追踪到“黄帝和炎帝的头上。
更有甚者，蒲氏还找到了“始祖舜帝”，还说远祖“蒲依之”是“舜帝的老师”，因此宗祠内有“帝师堂”。“帝师堂”正殿中悬挂着木匾，匾中用金粉书写“帝师堂”三个大字，殿前一联曰:“作帝之师，我祖虞廷作典范；为王之佐，我家宋代著奇勋”。正是因为这副对联，催生了《宕渠往事，从蒲氏宗祠说起》。网上搜索“帝师堂”，“蒲氏宗祠”词条就会“跳出来”。说明在全国姓氏宗祠中，唯渠县三汇的蒲氏宗祠有“帝师堂”。但我总是有点不相信，他们“搬出的依据”是“有书为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载：蒲依之乃舜时贤人，十八岁为虞舜之师，舜以天下让，不受而去、不知所终。
其实，“师”最早多指“国都和军队”，“太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京师”就是首都。从《中华断代史》可以看出，远古乃至夏商周，“师”都没有“老师”的义项。当然，“蒲依之”和“舜帝”所处的时代也被史家命名为“传说期”，“帝师之说”是不是真的，无法考证了。
（三）风流倜傥“蒲择之”：举起抗元斗争“最后战旗”
供立的祖宗牌位上看出，蒲氏先祖蒲择之系南宋绍定五年（1232）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宋宝佑五年（1257）任四川制置史兼知重庆府。蒙兵南下犯蜀，蒲择之与练史胡载云移渠州城礼义山(现三教寺)，抗击元军守土护民，颇有影响，载入史册。
先来说一段传说，这个传说，就是说的“蒲择之大人”。上节我们说的“重石子”，据说又叫“望夫石”。远远看去，像一个妇女背着小孩正在眺望远方。这个女人，就是蒲择之“第二个老婆”（当地大地主的女儿李氏）。这个小孩就是蒲择之的“儿子蒲礼”。每年春节、清明、端午，蒲氏后人都络绎不绝到石山下祭奠先祖。
翻看大宋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安逸”。一会有“靖康耻”，一会要“抗金”，一会在“抗元”（抗蒙），最后江山都被蒙古人的铁蹄“踩在脚下”。说到《南宋的抗元史》，不得不说到“四川制置使”这个“官名”，尤其是这个官名基本还有个“后缀”——兼知重庆府。因为当时的四川被蒙元军队弄得“残破不堪”了，蒙元军队在成都“几进几出”，多次血洗。实际上，重庆成为了四川的抗元指挥中心。
南宋理宗年间，南宋王朝的“日子不好过”。宋蒙战场主要分为荆襄、两淮、四川三个战区。宋蒙四川战火始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的“丁亥之变”。蒙元军队“左右开弓”，在攻打西夏的同时派兵攻入四川。到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全面突破了“蜀口”防线，所谓的“四川”几乎“丢了三川”，只有川东川南等长江、嘉陵江、渠江等沿线还在“南宋的手里颤抖着”，理宗“也无法可想”，只好在第二年改为淳熙元年（1237）。孟珙（南宋优秀军事家）首先确定了重庆的边防地位，提出了兴建山城、屯兵屯田的战略思路。
宋理宗淳佑二年（1242）年，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带着满腔热情、意气风发地来四川“履新”。他向宋理宗“吼了大话”：愿假我十年，手擎四蜀之地，还之朝廷。他“说了大话”，也“放大招了”：采纳播州冉氏兄弟的建议，制定了“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在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沱江及岷江沿岸一山筑城“据险防守”（冷兵器时代才有险可守），构建起了一套让蒙古人谈虎色变的“山城防御体系”。胡昭曦先生考证结论：南宋抗蒙元时期的所筑的山寨约有近九十处（无确数）。但是，史学家说：余玠是一位“比岳飞、比窦娥还冤枉”的抗元英雄，因为不仅要流血，而且要流泪。皇帝听信谗言，竟然在战火紧急时“召他回京”，他忧愤难已，突然病死（服毒自杀）。
钓鱼城即是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奇绝英雄”张钰（南宋末抗元名将）与钓鱼城有不解之缘。18岁在钓鱼城从军，一直在钓鱼城抗元，人称“四川鸠将”。特别是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率军围攻钓鱼城，蒙哥被击伤致死，被誉为“上帝之鞭”的蒙古铁骑返回“争夺大汗”，解除了“欧洲人的噩梦”。德祐元年（1275），张珏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景炎元年（1276）“升官”任四川制置使。祥兴元年（1278），在钓鱼城部将赵安开城投降。张珏想“饮鸩自杀”未果，遂乘小舟东下，又想学“屈原沉江”被阻，至涪州被俘。至元十七年（1280），张珏自刭于安西，像不像“至死不屈的文天祥”？说到这里，我都觉得“心痛一股”。
蒲择之，一个投笔从戎的“文人”。绍定五年（1232）年，32岁中了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宝佑三年（1255），理宗皇帝赵昀深感余玠去职后的继任者是“常败将军”，尤其是余晦真是“满身晦气”。想起了文臣蒲择之，叫他当“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这可以说是南宋渠州乡人“官当得最大的”了，比北宋渠州的黎錞“黎状元”（经学领袖、曾知眉州）还要“大一蔑块儿”。文臣镇蜀，也很有一番作为，深远的韬略、英勇的进攻、辉煌的战果，都足以称世。景定二年（1261），蒲择之“坐密通蜡书罗显（私通蒙古）”被贬官。也有史家说，同期大良城（广安）守将蒲元圭投降蒙军，也可能成为“蒲择之被贬官”的重要原因。可笑的是，一直坚持抗击蒙元的英豪，却落得个“私通蒙古”的罪名，其冤也令人扼腕之叹。
朝廷抛弃了蒲择之，但渠州的礼义城让矢志抗元的他有了用武之地。蒲择之与团练使胡载荣坚持抗元，守土保民。礼义山上刊立《练使胡将军碑》，铭文：知军都统连使将军胡公全城却敌记。元至十二年（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礼义城宋军因弹尽粮绝，又加之采取“征抚并举”的两面手法，元川东副都元帅张得润拔下礼义城，杀渠州知州张资（有史料记为张需），收降军民1500多人，南宋“最后一个抗元城堡”陷落（有说比钓鱼城还晚两年）。此时，那个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事件，已经被元朝君臣“嘲笑了好多年”了。昨晚看资料，抄了两句：蒲择之被史学家称为“南宋抗蒙的绝响”，被文学家称为“南宋最后的骨气”。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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