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渠往事 从蒲氏宗祠说起

达州晚报 2020-04-01 17:02 大字

□罗学闰

(一)重石山上“搞探访”:蒲氏宗祠“大放异彩”

记得2016年9月,广安市政协副主席贺宗飞率队来渠县考察交流“关于賨人的九个问题”,我必须“现场作答”。大意是“賨城肯定是在渠县,广安不要争”(这已为2018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陈卫东先生说:宕渠瓦当的发现,证实了宕渠城的存在)。不知是否满意我的“答卷”,但宗飞先生表现出了“文人的雅量”。

2018年某天深夜,宗飞先生又发来微信说,他有了一本台湾版的《渠县志》说“冯绲墓在双石关”。我没有查到“双石关”的位置记载。“重庆”之名,得益于“双喜临门”(宋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皇子赵惇接踵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受禅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我认为“双石关”或就是“重石子”。于是,我带领本土文史爱好者去“探访重石子”。

我们攀上“重石子”山岩,四顾都是幽静恬美的山野风光,几乎无险可守,看来不可能设关。站在“重石子”上面往下看,“蒲氏宗祠”(古建筑,达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太阳的夕辉下分外醒目,与旁边新建的三汇镇重石村新村聚居点“古今一体、交相辉映”。我们就决定“一将两便”,让同行的博物馆的肖仁杰馆长给我们说说蒲氏宗祠。

(二)蒲氏宗祠“帝师堂”:全国宗祠“单独一份”

在去瞻仰蒲氏宗祠的路上,“肖博士”就给我们来了一段“科普”。宗祠,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上古时代,宗庙(宗祠)为天子专有,连“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都不能建宗庙。到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宗祠,这才有了“家族宗祠”如“雨后春笋”的局面。

宗祠,体现宗法制社会特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宗子或叫宗正、宗直,不仅主持祖先祭祀,而且管理全族事务,在我们川东农村就叫“族长”。宗祠,往往是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而且注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地方上的一大独特而“显眼”的人文景观。

我记得《中国断代史系列》(上海出版社)说过一些关于“宗庙祭祀”的“可笑的环节”:一是古代王族宗庙祭祀时,有牌位但无画像(照片),必须找一个跟祖先长得很像的人来“扮尸”。远古时期,祖先牌位,只摆到祖父(爷爷)辈。于是,所有人的牌位都“由其孙子所立”。二是古代的人,可以不孝顺父亲,但必须孝敬爷爷及以上的祖先。我想当今这种“隔代溺爱”,是不是远古孝顺观念的文化遗留呢?三是到了周朝尤其是秦汉以来,“父亲”才被纳入“孝敬对象”,这真有点不可思议。

蒲氏宗祠,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至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间,由蒲氏族人筹资,积30年之功建成。宗祠后面有一横卧“巨龙”,名曰“重石山”,俗称“重石子”。原有四殿(正殿、帝师堂、文昌殿、鼓乐楼)、四坝(内坝三个、外坝一个通称“桅子坝”)。坝内立有“直刺蓝天”石桅杆两根(据原《汇西乡志》称:民国十五年(1926)由族人蒲孟仁、蒲兰州等倡导、筹资维修蒲氏宗祠,在外坝立石桅杆)。传说,立桅杆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平地起水三尺,旋即雨止云开、太阳出来、上空还有彩虹,就跟“宕渠出现九蕊禾”一样,被称为“祥瑞”而“记录在案”。

宗祠,记录着家族传统与曾经的辉煌。“重石子”山下的“蒲氏宗祠”就把“蒲姓”的“得姓始祖”找到了“虞舜”。《万姓统谱》记载,舜曾建都蒲坂(今山西省永济西蒲州一带),他的子孙后来又被封在这里,后代就以受封地名为姓而称蒲氏,故蒲氏后人奉虞舜为蒲姓的始祖。是否其真?不敢确定。新朝皇帝王莽、奸雄曹操,都把自己说成“舜帝后裔”,有趣的是,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在史书上还很少有人把自己的祖先追踪到“黄帝和炎帝的头上。

更有甚者,蒲氏还找到了“始祖舜帝”,还说远祖“蒲依之”是“舜帝的老师”,因此宗祠内有“帝师堂”。“帝师堂”正殿中悬挂着木匾,匾中用金粉书写“帝师堂”三个大字,殿前一联曰:“作帝之师,我祖虞廷作典范;为王之佐,我家宋代著奇勋”。正是因为这副对联,催生了《宕渠往事,从蒲氏宗祠说起》。网上搜索“帝师堂”,“蒲氏宗祠”词条就会“跳出来”。说明在全国姓氏宗祠中,唯渠县三汇的蒲氏宗祠有“帝师堂”。但我总是有点不相信,他们“搬出的依据”是“有书为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载:蒲依之乃舜时贤人,十八岁为虞舜之师,舜以天下让,不受而去、不知所终。

其实,“师”最早多指“国都和军队”,“太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京师”就是首都。从《中华断代史》可以看出,远古乃至夏商周,“师”都没有“老师”的义项。当然,“蒲依之”和“舜帝”所处的时代也被史家命名为“传说期”,“帝师之说”是不是真的,无法考证了。

(三)风流倜傥“蒲择之”:举起抗元斗争“最后战旗”

供立的祖宗牌位上看出,蒲氏先祖蒲择之系南宋绍定五年(1232)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宋宝佑五年(1257)任四川制置史兼知重庆府。蒙兵南下犯蜀,蒲择之与练史胡载云移渠州城礼义山(现三教寺),抗击元军守土护民,颇有影响,载入史册。

先来说一段传说,这个传说,就是说的“蒲择之大人”。上节我们说的“重石子”,据说又叫“望夫石”。远远看去,像一个妇女背着小孩正在眺望远方。这个女人,就是蒲择之“第二个老婆”(当地大地主的女儿李氏)。这个小孩就是蒲择之的“儿子蒲礼”。每年春节、清明、端午,蒲氏后人都络绎不绝到石山下祭奠先祖。

翻看大宋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安逸”。一会有“靖康耻”,一会要“抗金”,一会在“抗元”(抗蒙),最后江山都被蒙古人的铁蹄“踩在脚下”。说到《南宋的抗元史》,不得不说到“四川制置使”这个“官名”,尤其是这个官名基本还有个“后缀”——兼知重庆府。因为当时的四川被蒙元军队弄得“残破不堪”了,蒙元军队在成都“几进几出”,多次血洗。实际上,重庆成为了四川的抗元指挥中心。

南宋理宗年间,南宋王朝的“日子不好过”。宋蒙战场主要分为荆襄、两淮、四川三个战区。宋蒙四川战火始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的“丁亥之变”。蒙元军队“左右开弓”,在攻打西夏的同时派兵攻入四川。到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全面突破了“蜀口”防线,所谓的“四川”几乎“丢了三川”,只有川东川南等长江、嘉陵江、渠江等沿线还在“南宋的手里颤抖着”,理宗“也无法可想”,只好在第二年改为淳熙元年(1237)。孟珙(南宋优秀军事家)首先确定了重庆的边防地位,提出了兴建山城、屯兵屯田的战略思路。

宋理宗淳佑二年(1242)年,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带着满腔热情、意气风发地来四川“履新”。他向宋理宗“吼了大话”:愿假我十年,手擎四蜀之地,还之朝廷。他“说了大话”,也“放大招了”:采纳播州冉氏兄弟的建议,制定了“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在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沱江及岷江沿岸一山筑城“据险防守”(冷兵器时代才有险可守),构建起了一套让蒙古人谈虎色变的“山城防御体系”。胡昭曦先生考证结论:南宋抗蒙元时期的所筑的山寨约有近九十处(无确数)。但是,史学家说:余玠是一位“比岳飞、比窦娥还冤枉”的抗元英雄,因为不仅要流血,而且要流泪。皇帝听信谗言,竟然在战火紧急时“召他回京”,他忧愤难已,突然病死(服毒自杀)。

钓鱼城即是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奇绝英雄”张钰(南宋末抗元名将)与钓鱼城有不解之缘。18岁在钓鱼城从军,一直在钓鱼城抗元,人称“四川鸠将”。特别是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率军围攻钓鱼城,蒙哥被击伤致死,被誉为“上帝之鞭”的蒙古铁骑返回“争夺大汗”,解除了“欧洲人的噩梦”。德祐元年(1275),张珏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景炎元年(1276)“升官”任四川制置使。祥兴元年(1278),在钓鱼城部将赵安开城投降。张珏想“饮鸩自杀”未果,遂乘小舟东下,又想学“屈原沉江”被阻,至涪州被俘。至元十七年(1280),张珏自刭于安西,像不像“至死不屈的文天祥”?说到这里,我都觉得“心痛一股”。

蒲择之,一个投笔从戎的“文人”。绍定五年(1232)年,32岁中了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宝佑三年(1255),理宗皇帝赵昀深感余玠去职后的继任者是“常败将军”,尤其是余晦真是“满身晦气”。想起了文臣蒲择之,叫他当“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这可以说是南宋渠州乡人“官当得最大的”了,比北宋渠州的黎錞“黎状元”(经学领袖、曾知眉州)还要“大一蔑块儿”。文臣镇蜀,也很有一番作为,深远的韬略、英勇的进攻、辉煌的战果,都足以称世。景定二年(1261),蒲择之“坐密通蜡书罗显(私通蒙古)”被贬官。也有史家说,同期大良城(广安)守将蒲元圭投降蒙军,也可能成为“蒲择之被贬官”的重要原因。可笑的是,一直坚持抗击蒙元的英豪,却落得个“私通蒙古”的罪名,其冤也令人扼腕之叹。

朝廷抛弃了蒲择之,但渠州的礼义城让矢志抗元的他有了用武之地。蒲择之与团练使胡载荣坚持抗元,守土保民。礼义山上刊立《练使胡将军碑》,铭文:知军都统连使将军胡公全城却敌记。元至十二年(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礼义城宋军因弹尽粮绝,又加之采取“征抚并举”的两面手法,元川东副都元帅张得润拔下礼义城,杀渠州知州张资(有史料记为张需),收降军民1500多人,南宋“最后一个抗元城堡”陷落(有说比钓鱼城还晚两年)。此时,那个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事件,已经被元朝君臣“嘲笑了好多年”了。昨晚看资料,抄了两句:蒲择之被史学家称为“南宋抗蒙的绝响”,被文学家称为“南宋最后的骨气”。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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