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记忆 □杨森林

达州晚报 2018-12-24 13:25 大字

渠县,曾被人称为稀饭县。据说西哈努克亲王当初从柬埔寨飞往北京,经过渠县上空的时候,在飞机上听到震天的“呼噜呼噜”声,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问随从才知道,正赶上渠县人中午在喝稀饭。这种传说我自然不信,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天性幽默的渠县人的自我解嘲。

很多人都不清楚稀饭和粥的区别,我也不例外。直到我在广州吃到粥,才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广州真应该叫“广粥”,那里的粥品种丰富,浓稠营养,滋味多样,但我记忆深处的渠县稀饭就乏善可陈了。渠县稀饭最初的样子是一锅水,几把米,煮出来,盛在碗里光可鉴人,只能哄肚子,不能填肚子,这也许就是渠县人不说“吃稀饭”而说“喝稀饭”的原因吧。小时候我身子弱,奶奶总是把锅底干稠的米饭先舀出来给我,这下家里人喝到的稀饭就更加少了真材实料。想到那个情景,不禁有些唏嘘。

渠县的稀饭可以加入时令的瓜果蔬菜,口味倒是多了不少变化。而在我记忆中,唯有红薯是个好东西,煮在稀饭里,香甜可口,裹腹充饥还可以解馋。

那个时代我们并不会关心红薯是否有营养,更不会像一些城里的中老年人被“保健专家”哄着当保健品吃。放学回家,饥肠辘辘,我们只会关心红薯稀饭能不能吃饱。有时饿慌了,煮稀饭的时候,洗了红薯,先美滋滋地生吃起来。

红薯也许特别钟情渠县的土地,每到挖红薯的时节,远坡的大小土地要挖上几千斤,慢慢挑回家,堆在堂屋,成了一座小山。等红薯的水气干了,则会把红薯放到地窖里,这样即使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有糊口的食物。

这么多红薯,是家里一切活口的主食,人吃完整而个大的,猪牛鸡鸭则吃品相不好的。有一次,我煮了猪食,还没有来得及做饭,小妹春梅在外面割了猪草回来,急慌慌地在猪食里挑出煮熟的红薯来吃,至今我们聊天提到这件事,不再是心酸而是满满的趣味。

红薯太多了吃不完,就会做红薯粉。将红薯挑到村上用机器磨了,凝成淀粉,晒干成粉成粒成块储存。红薯粉可以做红薯凉粉,也可以摊红薯粉皮,在炒菜的时候,直接吃或者炒肉吃,十分劲道爽口,在重庆就有红薯皮炒回锅肉的习惯。

最好吃的是溏心红薯,个头小,红心黄皮,用铁锅蒸出来,往往在锅底会结一层糖锅巴。溏心红薯产量低,不如后来引进的“北京红薯”个头大,产量足,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我在台湾花莲吃到这种红薯,齿颊留香,沁人心扉,把少年时代的所有美好记忆都勾了出来。

如果少年时代全部要靠红薯充饥的话,红薯也会成为你的噩梦。但大冬天的时候,在灶台前一面烧火,一面烤红薯却是一种享受。将红薯洗干净,煨在柴草灰里,不时将柴灰掏开一个小孔,看看红薯皮的成色,凭着经验等到红薯烤熟。红薯烤好了以后,扒拉出来,认真一点就装在土陶碗里,率性一点就直接丢在地上,等到不再烫手的时候,再开开心心地吃起来。有时候那沾着柴草灰的红薯皮,烤得香香脆脆的,和兄弟姐妹们还要争着抢来吃。

在成都生活了几十年,还是爱吃渠县稀饭。早上,一碗红薯稀饭,暖暖的、甜甜的,就着咸菜,也就解决了口腹之欲。现在买红薯方便了,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秋天到了,出去秋游的时候,在农户家里买上几大口袋,回家蒸煮煎炸慢慢地吃。

我在工作的地方买了个烤火炉,天气冷的时候,也会烤红薯,呼朋引伴,一大帮子平时找不到更多聚会理由的朋友,这下找到了一个温暖的理由,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一起兴致勃勃地烤红薯,一起分享人生的闲适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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