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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红色区域为历史上的成汉版图。
两征越嶲
统治凉山的賨人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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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征越嶲
统治凉山的賨人氏族
“五胡十六国”存在的一百三十余年（公元303—439年）间，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少数民族，并建立了前凉、后凉、前秦、后秦、南燕、北燕、胡夏、成汉等十六个主要政权。其交错兴替相当繁复，直至东晋灭亡也未能成功收复中原，而“成汉”作为当时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建立者史称“賨（cóng）人”。
賨人居住在汉代巴郡境内，是一个古老的土著部族，其活动范围以宕渠（今四川渠县）为中心。賨人善战也善防，早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刘邦就募集勇猛善战的賨人，平定了关中；东汉时，賨人组建的军队协助官兵击退了羌人的侵扰，被羌人惧称为“神兵”；东汉末年，賨人更因反对暴政多次起义，东汉朝廷只得封賨人头领为“賨邑侯”，以平息动乱。这也为賨人李特起义，战死后其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直至建立政权，埋下了血缘和精神上的伏笔。
但是即便经过时间的洗礼，“成汉”的建立仍为后世史家所不齿。“成汉”和凉山一点一滴的交集，亦在史册中有迹可循。
“大兴二年，骧伐越嶲，又分伐朱提。三年，获太守、西夷校尉李钊。夏，进伐宁州，大败于螳螂，还。”这是“成汉”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军凉山，在东晋的大兴二年（319年），亦是“成汉”的玉衡九年，“太傅”李骧带兵攻伐越嶲郡，又分兵征朱提，俘虏了东晋任命的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李钊。后李钊趁乱由成都逃返，东晋朝廷重新任命其为越嶲郡太守。
时隔四年，“成汉”仍旧觊觎凉山这片土地，于是再次派遣李骧、“镇南将军”任回攻打台登（今冕宁）。成汉玉衡十三年（323年），东晋大将军司马玖战死，越嶲太守李钊与汉嘉太守王载率众抵抗，终不敌“成汉”军，李钊、王载二人“以郡降”，越嶲、汉嘉二郡纳入“成汉”版图。
当然，越嶲一带的部族并未逆来顺受，而在同年对“成汉”入寇发出大规模的抵抗。“泰宁元年，越嶲斯叟部族反，攻围任回及太守李谦。遣其征南费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谦移郡民于蜀。”但结果令人唏嘘，东晋泰宁元年（323年），越嶲境内斯叟部族围攻“成汉”将领任回，以及“成汉”任命的越嶲太守李谦，“成汉”急派“征南将军”费黑前往营救。这场关于“身份”的拉锯长达三年，以越嶲郡民被迁移至蜀地而告终。
直至“成汉”后期，还陆续在凉山境内有过多次活动，如咸和七年（332年）征宁州，分兵从越嶲进入。咸康五年（339年）将已故“幽公”李期的妻儿发配至越嶲，又在越嶲境内将其暗杀。同年发兵讨伐归附东晋的建宁太守，“时权在越嶲”，于是“成汉”臣子从越嶲上书，主张向东晋称臣。
究其原因，凉山是当时“成汉”占据益州，攻伐宁州的必经之地，而据有宁州正是“成汉”的军事策略中，以攻代守、削弱东晋最有力的一记重拳。成汉玉衡二十三年（333年），宁州十四郡除牂牁郡（今贵州境内）外，全数归于“成汉”。
桓温伐蜀
凉山重回东晋版图
“成汉”后期，也是“汉王”李寿在位的最后几年，“成汉”交好后赵，在赵石虎“入侵中原、平分天下”的诱惑下，李寿大造船只、整修兵甲，编制七万军士欲与后赵联军。
眼看着华夏大地上其他强族的崛起，以及周围无数政权的混战，李寿的臣子心腹，先于他而感受到了唇亡齿寒的威胁。在群臣的极力阻拦下，李寿最终作罢，士兵徒众高呼万岁、流泪叩首。
成汉汉兴六年（343年），李寿去世，“太子”李势即位，改元“太和”。与其父辈相比，李势的政权来得太容易了，好像这“皇帝”天生就该是他的。正因如此，李势似乎从没好好琢磨过，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他骄狂贪吝、不理政事，更滥用刑罚、残害朝臣，一时间“成汉”上下人人自危。与此同时，东晋朝廷内部，也有一位野心家在韬光养晦，步步为营。他叫桓温，是东晋明帝的驸马，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最早提出趁“成汉”衰微时西征伐蜀，受到东晋朝堂的一致反对。
成汉太和四年（347年），桓温先斩后奏，率一万军士轻装急行，长驱直入。蜀地险阻，在没有任何援兵的情形下，桓温的西征不被看好。只有其挚友，名士刘惔认为此战志在必得，且刘惔看清了桓温的野心，称攻下蜀地后，只怕东晋朝廷再难控制桓温。果然，晚年的桓温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欲夺帝位，但那早已和“成汉”无关。
只看当时的“成汉”一盘散沙，李势昼夜寻欢作乐，桓温部队几乎未受太大的阻拦，就三战三胜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直逼成都。慌乱中，李势集结所有兵力，在笮桥（位于成都西南）做最后的抵抗。这是“成汉”与东晋之间的一场硬仗，双方均死伤惨烈，桓温破釜沉舟得以险胜，李势则连夜出逃，并向桓温送上降表。最终，李势被桓温赦免，封为“归义侯”，十四年后病逝于建康（今南京），一方政权也葬送在了他的手里。
随着“成汉”的灭亡，其所辖领地重回东晋版图，凉山亦然。但即便在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交集，凉山乃至整个四川境内发现的“成汉”时期地下文物却少之又少。除了“成汉”自身的短暂外，也与同时期政权更替频繁，以及战争不断有关。所以，当1989年凉山境内首次发现成汉墓时，在当时的四川亦仅属于第二次。且在那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只有成都及周边的什邡、德阳等地，发现过屈指可数的一些“成汉”遗存。
在有限的出土文物中，几乎所有的“成汉俑”都一改东汉以来四川陶俑圆润的面貌，而以奇特的外形存在着，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但基于“成汉俑”发现过少，对其研究资料发表亦少、成果不多，许多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族属问题
陶俑引发的学术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成汉俑”的族属问题分为两派。大多数学者认为，“成汉”政权为賨人建立，所以“成汉俑”应当是仿造了賨人的面部特征，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而以凉山州博物馆前馆长刘弘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其与巴蜀“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人像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他提出，汉晋时期，蜀地还完全笼罩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而天师道吸收了古蜀的巫觋文化，并深刻影响了“成汉”政权，因此，“成汉俑”反映出了賨人的宗教信仰。
《华阳国志》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其中所说的“鬼道”，后世称为“天师道”，又名“五斗米道”，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賨人因敬信天师道，并值汉末大乱，纷纷迁入汉中，而李特起义时，也因得到天师道首领、蜀中豪族范长生的大力支持，使得流民渡过难关，转危为安。
“成汉”建立之初，李雄本想拥立范长生为君王，以缓和流民与蜀民之间的矛盾，但范长生认为自己无法领导流民，于是充分利用信仰的力量“传授天意”。李雄称帝后拜范长生为丞相，在其“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的劝导下，“成汉”一度昌盛，天师道亦成为“成汉”统治集团的精神支柱。
无独有偶，在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三星堆”器物坑中，的确出现许多与“成汉俑”极为相似的面容，绝大多数三星堆青铜人像均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方形脸，眼睛外凸，眉弓凸起，宽鼻阔嘴，大耳招风，颈部硕长，双手多放于腹前……
近年，学术界又有了新的观点，以李绍明、蓝勇先生等为代表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家，从面貌和形体反映出来的体质特征分析，认为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族属很有可能同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索德浩先生结合文献、考古、民族学等材料，对“成汉俑”的族属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其认为：
首先，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表现出的人种一致，种族主体为蒙古利亚人种。“成汉”的建立者虽是賨人，但其领导的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多为西北陕甘地区的氐、羌人，体质特征自然以西北氐羌为代表。
其次，賨人迁至汉中后，属于当地的少数派，历经三世或许早已融入氐羌社会，严重氐化，而以氐羌为统治基础的“成汉”葬俗未必会依賨人之风。
再次，从考古材料上看，賨人分布区域范围内未见与“成汉俑”造型类似的陶俑，推测其并非賨人遗存。而蜀地在“成汉”以前、以后的历代也再未使用此类陶俑，确认其为六郡流民的遗存。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阴平这六郡，世为氐、羌的传统聚居地，而氐羌及其先民居住的地方，恰恰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地。
在对三星堆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其虽受长江中下游、中原等地的影响，但文化主体来源于“宝墩文化”，并在长期的分析过后，建立了三星堆文化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而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在甘青地区。
同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经过学界近四十年的分析论证，认为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主要源自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再结合复旦大学的遗传学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藏彝走廊”的人群也与甘青地区存在渊源关系。
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在漫长的几千年中，成都平原不断有族群从甘青、岷江上游地区迁徙而来，源源不绝、经久不息，将看似遥远的西北与巴蜀文化，隐约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更能笃定地确信，纵然文明的面貌从未停止地发生着变化，但延续的精神血脉没有一刻不指向记忆深处的祖源。藉由着这样的力量，一代代政权、一个个民族也得以像散落的珍珠，在幽旷的历史长河中，独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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