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信靠背诵的地下党奇才
初春的一个上午，我与牟侠夫约在渠县工商局见面。这是我第二次采访他。
86岁的牟侠夫看上去和5年前差不多，只是听力稍差了些。得体的中山服，灰色的鸭舌帽，花白的胡须，有神的目光，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和敬畏。他从挎包里拿出一沓资料，还有笔和本子，像一名等待命令的士兵，严肃而又期待。
在达州和广安，不少人知道牟侠夫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印迹，是我党地下工作的点滴残片。
1931年7月，牟侠夫（原名牟世常）出生在广安市大兴乡（后为大安乡）一户农家，家里有三十担谷子的田地，算是穷人中的富人。牟侠夫祖上好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先祖们都给地主老财家当过夫子（私塾老师）。
5岁那年，牟侠夫哭闹着要去同院子隔房二伯门下读私塾，二伯坚决不收，说他年龄太小，还是二伯母向二伯父担保后才争取来个“旁听名额”。他这个“旁听生”读起书来比“正听生”还读得好。读了二三年，很多人说他是一个读书天才，记性特别好，读一课背一课。
父亲不信，决定考考他。父亲抽出一本《诗经》让他背，他背得很流畅，父亲又叫他写出来，结果他一个字也写不来，一个字也认不到，气得父亲举起筷子向他的头上敲去，头上立即鼓起鸡蛋大个包。
10岁那年，牟侠夫来到离家三里远的牟家祠堂上新学，老师认为他读过私塾该从初小四册读起，可他三天之内将语文书上的课文全背下来了。老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你这个样子我没法教你。
第一个学期还没结束，他就提前去了观音岩的“保国民小学”读七册，表叔蒲跃伦当他的老师。知根知底的表叔见他读这样的书太没意思了，就劝他去读新鲜的算数课。他去了离家7.5公里的乡场读高小二册。
学校有一位姓贺的政治老师很有来头，其父是当时的乡长，本人是北大毕业生（后来得知他是名资深地下共产党员）。上课时贺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外国人像，一个大秃顶，一个大胡子，同学们很不理解。老师放下粉笔，讲了这两个共产党人的故事。从此，牟侠夫对“卡尔·马克思”、“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两个名字记得很牢实。
14岁那年，在表哥李文龙的劝说下，牟侠夫背地里步行30公里来到广安报名考中学，报名的钱全由表哥出。报名需要出示本人毕业证，跳级读书的牟侠夫拿不出毕业证，一时无所适从。学校的人说可以让他参加考试，但录取分数必须比录取线高出20分。“来都来了，啷个都要试一下。”他和表哥四目相对，想法相同。
第二天看榜的人很多，牟侠夫的名字排列第二。开学不久，哥哥被抓壮丁了，关在广河司管区里三个月都不把人送走，还派人到学校找牟侠夫，说只要交出二十担谷子就可以放人。家里交了谷子后，牟侠夫也因此无钱而辍学，回家当起了放牛娃儿。一年后，牟侠夫在亲戚的帮助下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他变得成熟稳健了。
一天下午，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先生找到牟侠夫，对他说：“乡长请你晚上到他家里去一趟。”三更时分，牟侠夫如约来到乡长家里。“这个世界上的人本来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一生来就是穷人，地主家的田地也是从大家手里剥削去的，我们应该把它夺回来还给那些穷人。”乡长的一席话把牟侠夫从梦中喊醒了。
几天后的深夜，牟侠夫应乡长之约，来到较为偏僻的观音庙。大殿里有三个人，一位是乡长，一位是乡长家的师爷，一位是与自己不常来往的堂哥（乡长是支部书记，另两人则是支委）。堂哥递给他一张纸，纸上竖写着八句话，堂哥要求他把这几句话背到。乡长把牟侠夫拉过来对着一面空墙，然后几个人站成一排，举起右手，乡长读一句，他们就跟到读一句，句句坚定有力，句句字正腔圆。
读完，乡长紧紧地握住了牟侠夫的手。有人提议给牟侠夫改个名字，经过一番讨论和斟酌，乡长说：“你为人直率仗义，颇有侠者之风，一定得有个‘侠\’字；你又刚入党，不如学苏联布尔什维克带上一个‘夫\’字。”
“牟侠夫”，一个新党员的名字由此诞生了。
自从牟侠夫取了个带有苏式味道的名字后，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俄国大力士”，对付三五个同龄人一点不含糊，遇到欺压百姓的恶霸或反动派，从不给好脸色看。有一天，正在山坡上放牛的牟侠夫，看见赶场的大路上走来三个人，一眼就看出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像搞侦察的国民党特务。他把牛牵上大路向那几个人迎面走去，一头大水牛占了道，人过路很困难。那几个人仗着人多非要他和他的牛让路，他坚决不让，扮演起大侠角色，三拳两脚把那三个人打趴下了。
入党后，牟侠夫的主要任务是送信，好比电视剧里的交通员。他送信从不带实物，靠的是自己的记忆、机智和勇敢。有一次，组织要求他在两天之内把一份三页纸的《苏区战报》送到合川地下党组织。
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一炷香过后上路了。路上，他背着一只羊，闯过敌人四五道封锁线。愚蠢的敌人哪能看出他交通员的身份呢？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牛娃儿。在一个农民家灶房里，他向接头的女同志先后背了两遍，一字不落，只是在核对记录时发现中间有一个标点符号前后不一致，结果竟被接头的女同志狠狠地批评了一番。
1949年11月，哥哥牟世伦奉命清理上报地下党员名单，到处打听牟侠夫这个人，结果谁都不知道。正在哥哥焦急万分之时，牟侠夫贴近哥哥的耳朵说：“我就是牟侠夫噻。”哥哥吃了一惊。上级要求，清理时要用自己的真名或者乳名，意在还原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本来面目。哥哥要求他把名字改回“牟世常”，他坚决不从。牟侠夫多年后得知，乡长“王破六”这个名字也是假的，他本名叫张秉涵，是最早活跃在四川的老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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