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汤圆，团团圆圆
腊月里，正午的太阳，让穿着棉衣的后背，微微发热。而院子里，簸箕上铺着的雪块，毫无融化的迹象。当水分被阳光慢慢吞噬，它愈发坚挺。太阳渐渐西沉，晚霞搭载那一片纯白，映照出独特的色彩。
碰上几日好天气，似雪的汤圆粉，完全摆脱了糯米与清水在磨合中所留下的潮湿。母亲手里的戳瓢，永远张着鸭舌状的大口，含下一堆又一堆雪块。为了防止霉变，汤圆粉被安放在干燥之处，静待新年时开启甜蜜。
尽管种植的谷物中，糯米所占比重不大，但它仍然无可取代。大年三十晚上，熬夜守岁，耽误了瞌睡。正月初一清晨，许多人还是会被基因里对于软滑黏糯的钟爱所唤醒。
汤圆粉在母亲手里变得散碎，再淋半碗温热水下去，拌合、揉搓，粉团就会越来越滋润软和。捏捏耳垂的硬度，再试探面团的手感，彼此一致，是母亲当年做汤圆的小窍门。将粉团分成小剂子，包上试先备好的红糖馅料，便可搓成球形。
汤圆是“包”出来的，元宵是“滚”出来的。但母亲总说，团汤圆。手心的温度，会让汤圆重新泛出潮湿，掌纹在球体表面，不断交错重叠，像我们偶尔失神，毫无目的地重复走过的道路。
生汤圆重重地一头扎进开水锅里，再一点点上升，直到完全浮在表面，不时淋一点冷水，用小火慢慢“憨”。“憨”汤圆，“憨”滑肉，微弱的火力，慢慢渗到内心，柔弱的表皮莹亮润泽，却不会爆裂和夹生。
幼时，我每年都向母亲要一个汤圆，甜腻让我食欲收敛，脑袋犯困。母亲说，汤圆要双不要单。我只好硬着头皮吃下两个。初一不能吃面，是家族习惯。筷子夹面，磕磕绊绊；一勺汤圆，团团圆圆。十多个棉团似的大汤圆，垒在深碗里，被父亲笑盈盈地端走。我陷入一阵不可思议的冥想。
初三，徒步到十五里外的舅舅家，携幼带礼，爬坡上坎。这一趟跋涉，我们往往会带汗而至。喘着气，坐在长条凳上，牵牵后背内衫，再合上刚才敞开的外衣，只等舅妈用食物来慰藉。
当吃汤圆从仪式感变成娱乐项目时，先前的疲惫很快烟消云散。二舅妈在汤圆里包上稀奇古怪的东西，汤圆成型的速度，滚动着她的精干。当勺子伸进嘴里，咬到的可能是一枚硬币，或许是令人哈气的辣椒面。无论哪位长辈吃到那些特殊的汤圆芯子，都会令屋内一阵狂欢。我们在旁边跟着起哄，把年味越闹越浓。
元宵节，我们叫过大年，标志着春节要画上句号。吃汤圆，并不是这一天主要仪式，节日的氛围以及操办程度，略逊于三十的过年饭。桌上会有炸汤圆。汤圆剂子直接下油锅炸酥，它金黄的身体，轻盈而且蓬松，后再回锅，沾一层熬化的红糖，穿一层糖衣。炸汤圆，有新媳妇的甜美和娇俏。
现在，吃汤圆，并非过年的特殊饮食。但舌尖的记忆，就像心理学上的“印刻效应”。有一年年关，三爸家生意异常火爆，缺少人手。我们在细雨中，从市内搭车抵达万家。寒冷的街头，来往的人络绎不绝。跟着三爸一起吆喝，卖年货。脚下泥泞，仍然阻挡不了“年”在乡下人心中，隆重的期待。
晚饭后，三爸不顾连日来的劳累，又在厨房揉起汤圆粉，要做红糖汤圆。在并不太明亮的厨房里，看到他眼里放出微妙的光芒，一个沧桑的中年男人，有一瞬间的天真。像不辜负爱一样，我一口气把两个汤圆的甜腻，吞到本已饱足的肚子里。
我们成长的速度，似乎总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一代代人，不但有年龄上的代沟，也出现食物偏好上的断层。为了迎合越来越复杂的人群需求，汤圆的馅芯种类繁多，花生、黑芝麻、果仁、水果，不一而足，色彩也不再单一。若只用糯米粉搓成细小的颗粒，与枸杞、红糖一同煮熟，后放上醪糟，即是酒酿小丸子。而大汤圆，可将其炸熟，再与酸菜同炒，成炒汤圆。
汤圆单纯的甜道，早已有所拓宽。市中心有家汤圆小吃店，这些年来经久不衰。其咸味汤圆，成为一绝。鲜咸的肉汤圆，搭配海带丝和大骨熬成的汤头，入口过后，白胡椒的气味隐约可感，而后有葱花钻到口腔，被牙齿榨出浓烈的香气。还有野山椒味的肉松汤圆，像把潮流与刺激，统统请到碗里。
这些年的正月初一，家里对于早上吃何物，早就没有强行规定。初三又到舅舅家拜年，初四早晨起来，舅妈团的汤圆恬静地漂在锅里，灶上还有一大盆酸辣肉丝挂面。还健在的长辈，象征性地吃两个汤圆，筷子都往面盆里转移。他们的话里带着揶揄，目光里晃动着多年来熟悉又日渐衰老的影子。但生命的灵动，在屋内流转，只要亲人都好好活着，偶尔拌嘴，亦是幸福的团圆。
美桥说食话
陈美桥 一个梦想着“左手柴米油盐，右手风花雪月”的达州八零后女子，喜欢把美食用文字融入人间烟火。期待自己笔下的美食文字如同一根小小的火柴，在璀璨的城市灯光里发出一丝亮光，让你发现这世间还有最简单纯朴的温暖和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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