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员让视障人士观影“身临其境”
刘云正在解说电影
“蔚蓝的天空下,一面鲜艳的红色丝绸国旗,似波浪般随风飘动,从银幕左边慢慢地覆盖整个银幕。在舞动的红旗衬托下,金黄色的大字《我和我的祖国》出现在银幕上……”
电影开始了。黑暗的观影场内亮起一座微弱灯光的台灯,刘云手拿话筒、伏案埋首,随影片进度不断翻动眼前的解说台本,对着电影画面娓娓道来。她是这场无障碍观影活动的解说员。
在无障碍电影中,解说员必不可少。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影片播放过程中,通过增补配音解说的方式,让视障人士“看”懂电影,探索光影世界。透过这样一种感受文化的活动,满足他们的情感表达和精神世界的需求。
“看”电影
2019年11月,青芒无障碍影院走进达州。这是有视力障碍的蒋小妹(化名)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观影,随着一声声温柔的解说自刘云的口中流泻而出,那些光怪陆离的画面、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白、无声的转场、带有隐喻的场景变得通俗易懂。“原来电影这样精彩!”
“从前不是没有尝试过,只是单凭听觉,一旦人物出场过多,就分不清了,连故事都很难明白,更不用说怎么去感受画面特效有多么惊人,或者是理解画面背后的深沉含义。”而透过解说,蒋小妹会随着电影中的故事发展,或欢呼或落泪。此刻,电影艺术不再是形而上的东西,变得清晰可“见”、触手可“及”。
回家的路上,影片内容不断在蒋小妹的脑海中闪回,两个小时从未有过的经历,让她喜欢上了电影。在过去,蒋小妹的娱乐方式是听书和听新闻。“受限于盲人大多从事按摩这个工作,有很长的时间待在店里,听书、听新闻也是我们最方便和可接触的娱乐方式。”没有客人的时候,蒋小妹可以抱着手机坐半天,光是听到的世界已然万分精彩。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今年,达州盲人协会主席邱罡再次告知大家要举办观影活动,蒋小妹很激动,积极地报了名。与《我和我的祖国》这类剧情片不同,这次选择的是观赏度较高的谍战片——《悬崖之上》。该影片人物背景复杂,故事线多,人物情感的表达也不再靠对话理解,眼神、动作、物件,每个细节都是关键,视障人士要看懂,非得依赖解说员。
对于这次观影体验,蒋小妹更感新奇,观影结束后,她乐此不疲和同伴探讨剧情。“难度有点大,有一些没有完全理解,和朋友沟通也很有趣。”
“做”眼睛
一场无障碍电影活动效果的好与坏,最关键的无疑是解说员。
“要做他们的眼睛”是刘云对自己担任无障碍电影解说员时的定位。她是一名媒体人,活动能在达州顺利举办,与她的积极参与分不开。
两年前,刘云在朋友圈里,看见成都的好友为视障人士解说电影,“达州也有相当数量的视障人士,我们是否也可以操作呢?”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前往成都,亲临无障碍观影现场,闭上眼,“看”了一场无障碍电影。被全场响起的掌声和道谢所感染,刘云决心有机会做一场公益无障碍观影活动,“电影是一种很美的艺术,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欣赏。”
一场无障碍电影效果的好与坏,解说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公益组织所提供的解说词更像是剧情梗概,对人物关系、线索的交代有所欠缺,想做一场真正让视障人士看懂的电影,需要解说员自己的悉心打磨。”为此,刘云一遍遍地观看、暂停、记录关键点、回放,然后重头播放,数次过后,她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脉络,并不断在既有的解说词中增添细节。
解说中,找寻恰当的出声时机是最难的,有的画面一闪而过,而当多个人物同时对话时,再出声解说只会给听者造成更多困难。为了更好地把握节奏,解说电影前,刘云往往会提前前往电影院,一边观看,一边在心中预演。
挑战不止于此。面对长达120分钟以上的电影,一个人不停歇地解说,显然不现实。在解说《我与我的祖国》时,刘云与四位来自成都的好友分工合作,一场下来,声音皆已沙哑。
“让视障朋友们看懂只是解说员最基本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电影的美好。”刘云总结出三个技巧:高度凝练的语言、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富有感情的声音和节奏。
盼斑斓
“主席,这真是好活动,以后我们还要多搞哟!”“主席,下次有机会看法律题材的电影就好啦,还能学点知识!”面对期盼,作为组织者,邱罡既高兴又担忧。
无障碍电影非常小众,组织一场活动并非易事。从向残联报批、联系场地等,邱罡前后忙了一个月,就连视障朋友安全到达影院都是一个挑战。“视障人士很难单独外出,从哪儿上电梯、找座位都很麻烦,就连活动结束后的聚餐,都得要志愿者帮忙夹菜。”
庆幸的是,有达州太平洋影城、大地影院提供场地以及刘云和她一众好友的倾力支持,两次活动得以顺利举行。
达州有10万余名视障人士,然而体验过无障碍观影的却只有数百人,这远远不够。
如何让电影真正走进视障朋友的世界,还需社会的共同思考。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戴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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