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雄与刘伯承司令员
1957年岁尾,负责安保接待工作的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汉雄把刘伯承元帅安排在武昌南山甲所下榻后,又陪他在东湖岸边散步。遥望天际,往事如烟,他感觉又回到了当年那位慈爱长者的身边……
刘伯承是朱汉雄的老首长。在挺进大别山前后的严峻岁月里,开江县永兴镇人朱汉雄曾担任刘邓大军政治部保卫部特派员兼任司令部协理员,长时间在这位“一号”首长的身边工作。
进军大别山,真苦了刘司令员。特别是过黄泛区,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不能骑马,每一脚踩下去都要陷进没膝深的泥沼里,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把腿拔出来。有时,在大雨之后的泥泞中行军,成千上万人踩来踩去,泥巴地一塌糊涂。刘司令员个头大,又是一只眼睛,拄着一根棍子走路,实在难走啊!大家给他拿来一副担架,他坚决不坐,没有办法,只好抬着担架跟着他走。
刘司令员骑马,身体重,马驮不动他,朱汉雄就为刘司令员准备了两匹马,换着骑。后来,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特意送来一匹很高很壮的马,这匹马本来是专驮大炮的,除了身架大、气力大以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四平八稳地走路,正好成了刘司令员的坐骑。大家都松了口气,说这下子解决问题了。可是,司令员心疼他的马,马背常常磨烂,一到宿营的地方,司令员就说,不要忘了用盐水给马清洗伤口。在山路上行军,白天还好办,前边有人牵马,旁边有警卫员照料。最难的是夜晚行军,老人家骑在马上,眼睛不好使,前边有了树枝,警卫员就要喊:“低头!”老人家才知道低下头,把身子伏在马背上。没有树枝了,他也不晓得把身子直起来,还要向他喊:“抬头!”他才知道把头抬起来。
刘司令员酷爱读书,但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看书很吃力,却又不知道休息,周围的人都拿他没办法。只有他的爱人、孩子和警卫员拖着他,他才出去散散步。
刚到大别山,在安徽搞“急行土改”、搞粮食的时候,还搞到了一些古书、线装书。有人拆散这些古书包东西,司令员看到了,就心疼地说:“同志们哪,这是中国文化呀!你们赶快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别的书,帮我把书收起来,带得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找个地方存起来,不能糟蹋文化。”他还说:“我年纪大了,打完仗以后,我的愿望就是搞搞军事教育。”在战事频繁的岁月里,刘司令员还翻译了苏联的军事著作《合同战术》。
有一次,从宿营地出发前,司令部各部门都在忙着打扫房子,把铺地用的稻草送还给老百姓。刘司令员的警卫员雷保生忽然跑来对朱汉雄说:“‘一号’叫你。”朱汉雄急忙跑过去。刘司令员正坐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石礅上,看到朱汉雄来了,就指着地上的稻草对他说:“特派员同志呀,你要去管一管,要大家心疼稻草,不要走着撒着,把稻草撒了一地,老百姓要用稻草喂牛的呀,牛没有草吃,怎么耕田呢?”这个时候,朱汉雄一点也看不出刘司令员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1947年1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又面临蒋介石33个旅的“围攻”。大别山区回旋余地太小,供应问题严重。刘邓决定,邓小平与刚刚回到大别山的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和参谋长李达,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刘伯承率其余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
刘司令员率总部大部分人员,随第一纵队向淮河以北转移,夜行军时与敌人搅到了一起。到了一个村子,刚刚住下来,刘司令员听到旁边村子里传来狗叫声,就让参谋王文贞快去看一下旁边是哪个部队。王文贞带着三个通信员到了那个村子,对方哨兵问:“谁?”王文贞反问:“你是谁?”敌人就打过来一阵排子枪。一个通信员牺牲了,一个通信员受伤了,一个通信员跟着王文贞跑了回来。
枪一响,就开始了一场混战。敌我驻扎的村庄犬牙交错,到处都是枪声。刘司令员带着身边工作人员迅速离村,向西北方向走了。一纵一旅旅长尹宪斌急红眼了,他的任务是保护刘司令员,刘司令员却悄然不见了。他只身拿着驳壳枪,抓到一个营是一个营,抓到一个团是一个团,向刘帅转移的方向猛冲猛打,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不缴敌人的枪,不抓俘虏兵,逢村过村,遇水过水,棉衣都湿透了,向刘司令员去的方向急进。敌人也搞不清这支队伍是怎么回事。尹宪斌从夜里一直冲杀到次日下午,才碰到司令部的一个干部急急地跑过来。尹宪斌问:“你是谁?”那人答道:“我是司令部科长张涛,‘一号’命令我来和你们联系。”尹说:“你马上带我走,我要亲眼看到‘一号’。”他拉着张涛疾走如飞,到了一个村庄,见到刘司令员平安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叫了一声:“首长!”身子就软了下来,站不住了。
刘司令员爱兵如子,下级对他,也就敬其若父了。
十年后,朱汉雄终于在武汉东湖又见到了当年的“一号”首长。话别时,首长给朱汉雄留下了一封信和题词,令他感动不已。
□贺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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