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考古密不可分
2007年，蒋廷瑜（左二）和彭书琳（左一）在大新县考察巷口崖洞葬。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蒋廷瑜与彭书琳1962年摄于北海公园。
蒋廷瑜
核心提示：他是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领域著名专家，主持过广西众多考古项目的发掘，一批批奇珍异宝从他的手下重见天日；她是广西第一个探索古代体质人类学的“先锋”，发现了广西年代最早的稻米，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他是蒋廷瑜，她是彭书琳，广西考古界一对比翼齐飞的模范夫妻。一起走过的半个多世纪，无论风雨兼程，始终携手并进，为广西考古事业默默奉献……
我的家在桂林市兴安县城北的田心村，湘江自南向北从村东流过，我将近20岁的时候才离开这里外出求学和工作。
1959年我参加高考。那时高考与现在不同，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我没有很多想法，只选了北京大学，稀里糊涂填了5个专业，其中有古典文献专业和考古学专业。录取通知书下来，我才知道自己被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录取了，但对考古学一无所知。
1959年秋入学后跟同班同学谈起，才知道他们对考古也不甚了解。直到后来，我学习了专业知识并且到野外实习后，才渐渐认识了考古学，了解了考古的内涵和意义，并以考古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我在北大5年，除了前后有一年在外地实习和每年有将近一个月下乡劳动以外，凡在校内，只要不上课，我都争取去听讲座。当时兴趣广泛，各种讲座我都去听，兼收并蓄。
作为考古专业学生，我对考古讲座特别关注。1962年至1964年，先后听了裴文中、贾兰坡、苏秉琦、郭宝钧等这些知名学者的专题讲座。北大讲座是开放的课堂，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让我们直接接触到当时的学术前沿、热点课题，不但懂得本专业的发展历程，也了解了其他学科的情况，深深激发了我广泛学习、深入钻研的兴趣。
我与妻子彭书琳都是1939年出生，她比我小两个月。我们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关系一直不错。初中我们同班，高中同年级不同班，也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当时中学后面有一座坟山，墓碑雕刻精致，祭台平整干净，同学们经常到那里游玩，也在那里看书聊天。有段时间我和书琳也常到那些地方去，有时各看各的书，有时讨论功课。我们两个对数学都有兴趣，她还读过不少小说，有时给我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书琳是兴安县城人，家在北街里，紧临灵渠上的万里桥。我上中学也走这条路，经过她家门口，有时会碰到她。她父母早逝，大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桂北游击队打过游击，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干部，后来到大学教书，全力供她读书。
我们的中学时代需要勤工俭学，开荒种菜、种红薯，上山砍柴都做。高中毕业后，高考都过了，还要上山砍柴交给食堂。有一天，跟一些同学到附近董田村砍柴，可能是天气太热、出汗太多的缘故，我中暑了，当天晚上发高烧，半夜起来上厕所晕倒。第二天清晨，清洁工发现了我，才把我扶回房间。那时一个村子只有一部电话，家人赶来送我上医院拿药。我在县里静养了好几天，书琳几乎每天都去看望我。
很快，我们各自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她考上了广西大学采矿专业，将要各奔东西。开学前，她陪我到县政府文教局领取去北京的路费。那时从兴安坐火车去北京3天才能到达。离开老家那一天，母亲送我到村口，父亲一直送到火车站。路过书琳家门口，书琳接过我的行李，陪父亲送我到车站。火车开动了，我们挥手告别，看着他们的身影越退越远，第一次感觉到离别的痛苦，忍不住流下泪来。
从前日子过得慢，车马交通慢，邮件也慢。同学们分别之前，都互留通信地址，叮嘱到学校后多通信。
我到学校后，非常思念家乡、父母和老同学，一口气给十几位同学写了信。十天后陆续收到回信。书琳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抬头写的是“亲爱的蒋廷瑜同学”，用了“亲爱的”的称呼，我很吃惊。但以后她再也没用这个称呼，只是直呼其名，仍很亲切。我们一般一个月左右写一封信，主要是问候同学老师，交流各自近况，很少提到情爱字句。我们感觉到，情绪波动会影响学习。学习紧张时，一两个月也不写信。
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回老家，留在学校度过，但很想家，就给书琳写了一封信，请她代我回田心看望父母，信里附了一张从她家到我家的详细路线图。她邀了同街的小学同学，拿着这张图到田心找到我的家。不巧，那天父母都不在家，母亲带着年幼的妹妹去西山外婆家了，家里只有3个弟弟。他们见客人来，手忙脚乱地生火煮饭，搞得厨房乌烟瘴气，炒了几个鸡蛋，煮了一碗茄瓜。后来她告诉我，她最讨厌吃茄瓜。她写信给我，说因为这次探望，我母亲可能误解了，以为她是我的对象。我回信说：“可能是。”她很恼怒。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广西地质局，下到大新县下雷镇锰矿劳动实习一年，接着又到田东县搞“四清”运动一年，最后被分配到四二四地质队，在德保钦甲山区工作。我被分配回广西，进入自治区博物馆工作。
1966年10月13日，我们在南宁登记结婚。她用攒了两年的钱买了一块英纳格手表，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我们的新房是自治区博物馆内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单人平房。博物馆历史考古组、美工组的同事送来毛主席像、对联和语录，为我们布置新房。与书琳同在下雷实习的十多人也来贺婚，送来了毛主席语录和笔记本，这两个笔记本我们现在还留着。
两个星期后，书琳回下雷锰矿，随后分去位于德保县钦甲村的四二四地质队。两地分居，日思夜念。“文革”期间，工作停顿了，所以我有机会久不久跑到地质队去住几天。
1968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地质队修简易的盘山公路时，要沿路埋炸药爆破。书琳怀孕六七个月时，还要去埋雷管点炮。她把引信设计得有长有短，从长的开始，一路点过去，点到最后一个就和身往山边滚。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星期左右，她挺着大肚子，从德保山区走七八里路到公路边等过往的班车，挤上车，一路颠簸回到南宁待产。
我很幸运，一到自治区博物馆便加入历史考古组，参加了广西的文物普查工作。那时，广西考古还比较落后，没有经费，也缺少人才。历史考古组有七八个人，都是大学生，但真正学过考古专业的只有我一个。但是他们很勤奋，自己摸索，总结了一套适合广西本地文物普查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就跟他们学习，全身心投入，很快入了门，每次都较出色地完成任务。半年下来，我就能独当一面了，率领十几个人的文物普查队伍到陆川、全州做文物普查工作，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领队。
当时，广西考古工作刚有了一些起色，但随着“文革”席卷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被迫中断，不得不把业务工作停下来。为了不让业务荒疏，我冒着戴“白专”帽子的风险，读古书，研读地方史志，暗中为积累资料使劲。
“文革”后，考古工作恢复了，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压抑了十多年的力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其间，我除参加桂林、玉林的文物普查，还参与主持了柳州、百色、钦州、河池等地的文物普查，并深入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村寨，征集民族民俗文物，足迹遍及广西70多个县市，对八桂地上、地下文物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
文物普查靠走路，跋山涉水是家常便饭；考古发掘蹲田野，日晒雨淋更平常。横县秋江的贝丘遗址，合浦堂排汉墓群等都留下了我的汗水。我主持过南宁豹子头贝丘遗址，贺州石壁湾汉晋墓群，兴安石马坪、界首、龙山湾等墓群的发掘；还主持过兴安秦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一批批奇珍异宝从我的手中重见天日……
为了这个家，书琳改行了。1978年将近40岁时，她调到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她大学读的是采矿专业，在地质队工作了14年，接触过许多古生物化石。文物工作队领导根据她的专长，分配她做古生物化石鉴定和研究工作，并送她到当时广西医学院（今广西医科大学）进修体质人类学。在进修的一年中，她每天都与尸体打交道，每一条经络、骨骼都要摸熟摸透，以便为考古发现骨骼作鉴定。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是一项非常细致而枯燥的工作，在广西还没有人做过这个工作，她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因而她成为广西第一个古代体质人类学“先锋”。退休之前，她想找一个年轻人接班，有的来了一段时间，经不起寂寞，很快就跑了，以致这项工作后继乏人。
广西是收藏古代铜鼓最多的省（区），历来比较重视铜鼓的收藏和研究。1979年4月，我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这次会议将铜鼓研究列入南方民族考古的重点课题，并倡议在南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铜鼓学术讨论会。自治区博物馆负责筹备这次会议，我被派往广州、昆明、成都、重庆、贵阳等地调查铜鼓，并搜集古代铜鼓文献资料。
1980年3月，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召开后，刚成立的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指定我起草《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并派我去北京参加编辑论文集。在编辑论文集期间，文物出版社编辑鼓励我写一本有关古代铜鼓的通俗读物，我写出了6万字的《铜鼓史话》，1982年出版，意想不到这本小书竟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中国史学会评为“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荣获了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从此，我步入铜鼓研究王国的大门。
1984年，我被选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1996年担任理事长。1988年，我写出20多万字的《铜鼓艺术研究》专著，1999年出版了《古代铜鼓通论》，2005年出版了《壮族铜鼓研究》。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中成了“首席专家”。
1997年以后，广西考古进入丰收期。顶蛳山遗址被发掘，此项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以它命名的“顶蛳山文化”成为中国原始文化序列中广西第一个以当地地名来命名的史前文化。书琳参加过这处遗址的部分发掘。从1998年起，资源晓锦遗址连续进行了4个冬天的发掘，书琳都参加了，我是这个考古工地的领队，断断续续也参加了发掘。这个遗址展示了桂北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新型原始文化。加上百色革新桥遗址、都安北大岭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址的大面积揭露，奠定了广西考古序列的整体框架。
1999年，书琳退休。2000年，我也退休。但是我们还坚持在考古工地，当年还一起去湖北巴东参加三峡考古大会战，没有感觉到自己已退休。2012年，我被推荐为20世纪中国知名考古学家，这是考古学界给我的最高荣誉。
我和书琳在事业上一路扶持，一起合作写过专著《文明的曙光》《历史的足迹》和不少学术论文。我属于“学院派”，对古代文献比较熟；她则是“技术流”，从理工科转到文科，对考古来说是“半路出家”。对某些课题而言，我们的合作，文理互补，查漏补缺，相得益彰。遇到分歧，也像中学时代讨论数学一样，有争论，不争吵，只有探索。
有不少考古发掘，我们两个是同时上场的，如1997年香港大屿山东涌唐代遗址的发掘，1998年香港西贡濠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等等。田野考古有苦有乐，大部分时间猫在探坑或墓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偶尔伸伸懒腰，抬起头来仰望蓝天，一旦有重要发现就欣喜若狂。
1998年至2002年的4个冬天，我们投身资源晓锦遗址的发掘，每一次都待一两个月。让书琳无比自豪的是，正当她60岁生日那天，亲手发掘出第一颗碳化稻米。她说，这是上天给她最好的生日礼物。此后她指导工人用水洗法拣选出3万多颗碳化稻米。这些距今4700多年的稻米在越城岭腹地的发现，打破了学术界关于广西水稻种植历史不长的推论，对于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退休之后，我和书琳接受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返聘，仍然下考古工地。她仍在百色革新桥、邕宁顶蛳山、南宁灰窑田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蹲探坑，继续完成在职未竟的古代崖洞葬考察和研究。
为了研究崖洞葬，我陪她走遍了大新、隆安、龙州、平果、天等等地，攀悬崖，入洞窟，历艰险。2007年，我们都已68岁，春天来到大新县，深入宝贤洞考察。进洞时，需四肢伸直爬行18米，双手向前伸，双腿向后蹬，艰难地在狭小的洞穴管道里蠕动。洞穴如此漫长，空气潮湿腐臭，时刻担心进去以后怎么出来。工作结束后，爬出洞口才松了口气，但久久还是后怕。
经过多年的补充调查和资料清理，她终于完成了《广西古代崖洞葬研究》专著，2013年得以正式出版。与此同时，我也修改补充完成了《广西考古通论》，也已顺利出版。这为我们的考古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我们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经历过最单纯的时光、最幽暗的时刻，也有过光辉灿烂的日子。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的境遇如何，我们从未放弃努力，从未忘记相互扶持，相互激励，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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