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教授周裕锴:杜诗是引起我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

华西都市报 2021-11-29 02:32 大字

川大教授周裕锴: 缪钺(右二)、叶嘉莹(右一)参加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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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周裕锴生于四川双流一个书香之家。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中学老师。12岁小学毕业的周裕锴,就在家里看书,一部新华字典也看得津津有味。后来他有机会读了初中,然后下乡插队落户。有次在同一生产队的知青那里得到一卷《北京晚报》集成册,周裕锴对上面的散文、小说连载产生浓厚兴趣。后来通过双流氮肥厂招工,他离开农村回到城镇,依然自学不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周裕锴朦朦胧胧觉得,真正的转机来了。

虽然跃跃欲试,但一开始周裕锴还真不太敢报考,“毕竟只读到初中,很多知识都没学过。”但是当时厂里面有几个上过大学的大哥大姐很欣赏他,鼓励他去报考。周裕锴虽然也自学过数学,但毕竟没上过高中,物理化学知识很欠缺,所以他只能选文科。

此前多年的自学积累还是管用,恢复高考第一年,23岁的周裕锴就考上了川大中文系。他30岁的哥哥之前上过高中,报考理工科,当年考上了上海化工学院。兄弟二人同年考上大学的消息传来,全家沉浸在喜悦之中,“尤其是我母亲,特别开心。在此之前,她因为受到迫害,患上精神分裂症。我和哥哥同时考上大学的消息一传来,她的病情一下就好了很多。”周裕锴回忆至此,眼泛泪光。

2021年秋天,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周裕锴位于成都双流川大新校区对面的家中。周教授气质清朗,谦和亲切。听他讲述自己的著述、思路,少年往事,成长经历,其中有孤独,有悲伤,也有奋进,有喜悦。周裕锴通过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将过往种种经验融入自己的学术生命,加以整合、升华,收获了值得过的大半生。

传承传统,不光传承知识更要传承品格

封面新闻:您从工厂考入川大读书,当时氛围怎么样?

周裕锴:除了读书氛围很浓之外,那时候校园里还有很多文艺演出,我们班上有很多才子才女,轮不到我上台。但我们成立了文学社——锦江文学社。我是文学社成立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文学社诗歌组的组长。

封面新闻:我曾经读过一篇您发在2021年第3期《杜甫研究学刊》上的文章——《草堂人日我归来——写于〈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年之际》。其中提到1980年您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大三。那时的大学本科生,要先后完成学年论文(大三)和毕业论文(大四),才能取得学士学位。杜甫研究专家张志烈老师成了您的大三学年论文导师,之后您就跟着他40多年。在川大读书,有哪些老师对您的治学影响特别大?

周裕锴:当时有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比如缪钺先生,他对人温文尔雅,特别谦逊。张永言先生是教汉语史的教授,读本科的时候,我上他的选修课。他头脑非常清楚,学贯中西,讲课没有废话,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还有我的研究生导师成善楷教授,他治学严谨,诗词写得非常好。

封面新闻:您在川大读书的时候,应该有机会见到缪钺先生吧?

周裕锴:那时候在川大读书,我经常去他家拜访,当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缪钺先生文史兼通,学识渊博。听他说话,如沐春风。他整个人温文尔雅,谦虚有礼,具有学者品质。他家跟我的导师成善楷先生住得很近,两人关系很好,我经常去他们两家。成先生1989年去世的时候,缪先生还写过两首诗悼念。

将杜诗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

封面新闻:1981年4月,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在杜甫草堂召开。我在不少学者的回忆文章里看到对这次会议的深情回忆。您当时也参加了吧?

周裕锴:那是暮春天气,景色宜人,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有幸受邀参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知名老学者,如缪钺、屈守元、杨明照、成善楷、王仲镛、钟树梁、白敦仁、王文才、刘开扬、金启华、叶嘉莹等先生,一时盛况空前。还记得叶嘉莹教授当年声情并茂地讲杜甫《秋兴八首》,讲到“每依北斗望京华”时,竟潸然泪下。这次年会上,我认识不少研究杜甫的学者,也结识了不少杜甫草堂以及《草堂》编辑部的朋友。可以说,跟杜甫草堂的结缘,使我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学术之路。

1982年初,我考取了成善楷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先生读《诗经》和杜诗。成先生的研究和讲义集结成《杜诗笺记》,在巴蜀书社出版。更重要的是,成先生的诗词造诣很高,学杜而得其骨髓,对我影响很大。读研期间,我还在川大历史系旁听缪钺、叶嘉莹先生联袂主讲的唐宋词解读。这些读书求学的机会,多少都跟草堂的杜甫学会年会有某种机缘。

封面新闻:杜甫和他的诗在国外汉学界很有名。包括英国还做了一个纪录片,把杜甫跟莎士比亚对比,把他提升到世界名人的高度。苏东坡与杜甫这两个人物,如果对比分析,各自有怎样的特点?

周裕锴:如果单从诗歌成就的角度来看,杜甫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从社会影响等综合方面来讲,苏轼的影响力更大。因为如果仅仅把苏轼当成一个文学家,有点贬低他。他还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政治家,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美食家。苏轼就好像是一个大海,无所不包,他不光诗词文章强,还在绘画、书法、博物学、美食等领域有不俗的开创性建树。我参加过苏轼研究的一些专题会议,每一个会议我几乎都能找到一个新鲜的点,写成一篇文章或论文。比如说苏轼的教育思想、苏轼的廉洁思想、苏轼的税收思想、苏轼的法治思想等等。

封面新闻:杜甫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成都对于杜甫的意义很重大。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来到成都,他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杜甫草堂这样的地理空间存在,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空间。

周裕锴:是的。四川不是杜甫的家乡,但成都却成为杜甫一生心灵安息的地方。杜甫一生漂泊后,在成都找到他的家,杜甫草堂就是他心灵的安顿之所。杜甫去世这么多年,他的灵魂也就安放在成都,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候就在成都。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在他的诗歌里有体现。杜甫在成都写的诗,快乐、轻松的居多。等他离开成都到了夔州,你会发现杜甫很多诗歌里总是在回忆,包括《秋兴八首》。说到杜甫草堂,虽然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是清代的,但是它从北宋开始就有遗址,一直在这个空间。历代传承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封面新闻:杜甫的诗对您影响大吗?

周裕锴:在我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杜诗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我的学术和人生始终具有最重要的潜在影响。我的书斋里,除了仇兆鳌《杜诗详注》,还有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金圣叹《杜诗解》、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含宋人《九家集注杜诗》)以及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我并不只是把杜诗当作单纯的古典文献,而是将其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视为最重要的灵魂导师之一。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

实习生李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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