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教授周裕锴：杜诗是引起我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

川大教授周裕锴： 缪钺（右二）、叶嘉莹（右一）参加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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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周裕锴生于四川双流一个书香之家。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中学老师。12岁小学毕业的周裕锴，就在家里看书，一部新华字典也看得津津有味。后来他有机会读了初中，然后下乡插队落户。有次在同一生产队的知青那里得到一卷《北京晚报》集成册，周裕锴对上面的散文、小说连载产生浓厚兴趣。后来通过双流氮肥厂招工，他离开农村回到城镇，依然自学不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周裕锴朦朦胧胧觉得，真正的转机来了。

虽然跃跃欲试，但一开始周裕锴还真不太敢报考，“毕竟只读到初中，很多知识都没学过。”但是当时厂里面有几个上过大学的大哥大姐很欣赏他，鼓励他去报考。周裕锴虽然也自学过数学，但毕竟没上过高中，物理化学知识很欠缺，所以他只能选文科。

此前多年的自学积累还是管用，恢复高考第一年，23岁的周裕锴就考上了川大中文系。他30岁的哥哥之前上过高中，报考理工科，当年考上了上海化工学院。兄弟二人同年考上大学的消息传来，全家沉浸在喜悦之中，“尤其是我母亲，特别开心。在此之前，她因为受到迫害，患上精神分裂症。我和哥哥同时考上大学的消息一传来，她的病情一下就好了很多。”周裕锴回忆至此，眼泛泪光。

2021年秋天，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周裕锴位于成都双流川大新校区对面的家中。周教授气质清朗，谦和亲切。听他讲述自己的著述、思路，少年往事，成长经历，其中有孤独，有悲伤，也有奋进，有喜悦。周裕锴通过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将过往种种经验融入自己的学术生命，加以整合、升华，收获了值得过的大半生。

传承传统，不光传承知识更要传承品格

封面新闻：您从工厂考入川大读书，当时氛围怎么样？

周裕锴：除了读书氛围很浓之外，那时候校园里还有很多文艺演出，我们班上有很多才子才女，轮不到我上台。但我们成立了文学社——锦江文学社。我是文学社成立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文学社诗歌组的组长。

封面新闻：我曾经读过一篇您发在2021年第3期《杜甫研究学刊》上的文章——《草堂人日我归来——写于〈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年之际》。其中提到1980年您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大三。那时的大学本科生，要先后完成学年论文（大三）和毕业论文（大四），才能取得学士学位。杜甫研究专家张志烈老师成了您的大三学年论文导师，之后您就跟着他40多年。在川大读书，有哪些老师对您的治学影响特别大？

周裕锴：当时有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比如缪钺先生，他对人温文尔雅，特别谦逊。张永言先生是教汉语史的教授，读本科的时候，我上他的选修课。他头脑非常清楚，学贯中西，讲课没有废话，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还有我的研究生导师成善楷教授，他治学严谨，诗词写得非常好。

封面新闻：您在川大读书的时候，应该有机会见到缪钺先生吧？

周裕锴：那时候在川大读书，我经常去他家拜访，当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缪钺先生文史兼通，学识渊博。听他说话，如沐春风。他整个人温文尔雅，谦虚有礼，具有学者品质。他家跟我的导师成善楷先生住得很近，两人关系很好，我经常去他们两家。成先生1989年去世的时候，缪先生还写过两首诗悼念。

将杜诗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

封面新闻：1981年4月，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在杜甫草堂召开。我在不少学者的回忆文章里看到对这次会议的深情回忆。您当时也参加了吧？

周裕锴：那是暮春天气，景色宜人，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有幸受邀参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知名老学者，如缪钺、屈守元、杨明照、成善楷、王仲镛、钟树梁、白敦仁、王文才、刘开扬、金启华、叶嘉莹等先生，一时盛况空前。还记得叶嘉莹教授当年声情并茂地讲杜甫《秋兴八首》，讲到“每依北斗望京华”时，竟潸然泪下。这次年会上，我认识不少研究杜甫的学者，也结识了不少杜甫草堂以及《草堂》编辑部的朋友。可以说，跟杜甫草堂的结缘，使我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学术之路。

1982年初，我考取了成善楷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先生读《诗经》和杜诗。成先生的研究和讲义集结成《杜诗笺记》，在巴蜀书社出版。更重要的是，成先生的诗词造诣很高，学杜而得其骨髓，对我影响很大。读研期间，我还在川大历史系旁听缪钺、叶嘉莹先生联袂主讲的唐宋词解读。这些读书求学的机会，多少都跟草堂的杜甫学会年会有某种机缘。

封面新闻：杜甫和他的诗在国外汉学界很有名。包括英国还做了一个纪录片，把杜甫跟莎士比亚对比，把他提升到世界名人的高度。苏东坡与杜甫这两个人物，如果对比分析，各自有怎样的特点？

周裕锴：如果单从诗歌成就的角度来看，杜甫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从社会影响等综合方面来讲，苏轼的影响力更大。因为如果仅仅把苏轼当成一个文学家，有点贬低他。他还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政治家，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美食家。苏轼就好像是一个大海，无所不包，他不光诗词文章强，还在绘画、书法、博物学、美食等领域有不俗的开创性建树。我参加过苏轼研究的一些专题会议，每一个会议我几乎都能找到一个新鲜的点，写成一篇文章或论文。比如说苏轼的教育思想、苏轼的廉洁思想、苏轼的税收思想、苏轼的法治思想等等。

封面新闻：杜甫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成都对于杜甫的意义很重大。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来到成都，他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杜甫草堂这样的地理空间存在，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空间。

周裕锴：是的。四川不是杜甫的家乡，但成都却成为杜甫一生心灵安息的地方。杜甫一生漂泊后，在成都找到他的家，杜甫草堂就是他心灵的安顿之所。杜甫去世这么多年，他的灵魂也就安放在成都，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候就在成都。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在他的诗歌里有体现。杜甫在成都写的诗，快乐、轻松的居多。等他离开成都到了夔州，你会发现杜甫很多诗歌里总是在回忆，包括《秋兴八首》。说到杜甫草堂，虽然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是清代的，但是它从北宋开始就有遗址，一直在这个空间。历代传承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封面新闻：杜甫的诗对您影响大吗？

周裕锴：在我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杜诗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我的学术和人生始终具有最重要的潜在影响。我的书斋里，除了仇兆鳌《杜诗详注》，还有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金圣叹《杜诗解》、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含宋人《九家集注杜诗》）以及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我并不只是把杜诗当作单纯的古典文献，而是将其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视为最重要的灵魂导师之一。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

实习生李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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