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戏文 精彩纷呈
清代绘画中的戏曲搬演
取材广泛 剧本丰富
汉族地方剧种的戏文与关目（戏曲的重要情节），舞台上的功法和程式，总体上是相通相合，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那么，如何来体现和象征剧种特色和地方风格？就戏文和戏艺而言，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对于大同小异的戏文本剧化的舞台演绎与个性化地渲染呈现，是其他剧种所不及或所未有的，诸如“以乡音搬演戏文”，本剧独有的演出路子，本地特有搬演仪式；一是在已有的戏文与关目之外，创演了新的演出剧目，创造了新的演出关目，它们是其他剧种所不及或所未有的。后一种情况，在清代时期的川剧剧本中尚不多见，到近代以后越发突出。凡此种种，丰富完善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戏文宝库，带动并创造了地方剧种的成长发展。
戏曲的演出活动，旧称搬演戏文。戏文，包含了戏目、戏本的含义。川剧戏文的搬演，分别有本戏连台、折戏献演，以及坐唱“围鼓”等。虽说川剧与外剧种的戏文，本质上是同源合流、大同小异，但是通过戏文的在地流转与舞台呈现的不同——川话表达、川伶演绎、川人剔选等，形成本剧化的戏文与关目，成为川班子的“打炮戏”“亮台戏”，成为川伶的“看家戏”“买米戏”。
由于源流甚广、取材甚广，川剧剧本十分丰富。民国时期就有业内人士估计，“川剧剧本共有4000余出，其数量不能不说惊人了”，“不但所有大书，如《三国》《水浒》《说岳》等历史小说所记载者，应有尽有，其他如弹词小说、笔记小说上的故事，也采取得很多，《六十种曲》《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上的一些动人的故事，也大都搬上了舞台。”正如艺谚所称的，川剧剧目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三国戏、列国戏）”。
南北交流 文人修订
川剧舞台流传的戏目，既有外传流入的南戏北曲、明清传奇，也有在川文人创作的杂剧，如“耽音律，爱花竹”的杨潮观，知州邛崃期间，筑吟风阁，“制乐府数十剧，付梨园歌舞，以落其成。”
川剧从中国戏曲的母体文库中，吸纳了大量的本源戏文。川剧界公认的高腔、弹戏的“四大本头”，以及高腔的“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均可以找出原来出处，“四川高腔之名剧本如《红梅阁》《琵琶记》《金印记》等，其台词与南曲完全相同，尤以四川高腔《红梅阁》中的《放裴》一折，与南曲《红梅记》中《脱穿》一折，其词白与曲牌名完全相同。又与湖南高腔相较，以《幽闺记·抢伞》一折为例，彼此词白相同之文颇多。”，也就是说，这些剧目绝非民间掌故所说的乃川人自创。不过四川名家的文墨修订，以及四川优伶的天才创作，却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
黄芝冈先生认为，李调元为川梆子的“导源人”，乾隆晚期将梆子戏自北京携来四川，“据熟于川剧掌故的人说，李先生所得的剧本有《梅绛亵》《花田错》《木荆钗》《凌云渡》四种。《凌云渡》，一名《青儿大报仇》，以青蛇为主角，大概是李先生所自编的《雷峰塔》翻案戏”；川剧弹戏“四大本头（戏本）”（《春秋配》《苦节传》《梅绛亵》《花田错》），戏曲史家卢前先生认为，“四大本头”为李调元所作，“犹临川之有四梦”（卢前《明清戏曲史·花部之纷起》），虽然言过其实，这些戏文也很可能是经过李调元的修订而搬演于四川舞台。
川剧的灯调戏文，主要来自四川灯戏；川昆剧目，基本来自昆腔；川剧的胡琴戏文，主要来自皮黄系统，也是并无异议的。很多戏文，照原戏原演，有的则做改动、增补。
传统戏目 常演不衰
川剧常演的本戏戏目，主要有“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以及高腔“四大本头”，弹戏“四大本头”等戏目。具体戏目不尽相同，如“江湖十八本”在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戏目。
高腔“四大本头” 《黄金印》《琵琶记》《红梅记》《投笔记》。
弹戏“四大本头” 《春秋配》《苦节传》《梅绛亵》《花田错》。
江湖十八本 《幽闺记》《玉簪记》《彩楼记》《白蛇记》《五柱记》《荆钗记》《三孝记》《古城记》《三元记》《蓝关记》《白花亭》《香罗帕》《白鹦鹉》《葵花井》《上天梯》《铁冠图》《全三节》《汉贞烈》
五袍 《红袍记》《黄袍记》《青袍记》《绿袍记》《白袍记》
四柱 《撞天柱》《水晶柱》《五行柱》《九龙柱》
这些“本头戏”，以连台的方式演出，通常用于庙会戏、行会戏、会馆戏的演出活动。
现存的戏楼题壁中，就有戏班搬演连台的记载：
三台县郪江镇王爷庙，戏楼题壁记有“道光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长兴班演十四本： 《九龙山》《紫寿口》《两河关》《凤凰城》《清平海》《九松亭》”，该班于正月初九在王爷庙开台演出，至正月二十三，总共演出了14本。考证民国版《三台县志》的岁时节令，正月初九为上元会，有演剧祀神活动，可以确定所演者为上元会的神会戏。另外，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四日至二十四日，又有大顺班与长合班在王爷庙演唱了二十本的神会戏，乃是中元节盂兰会的演剧。
清同治年间，绵竹庆华班在马鞍寺演出“踩台大贺戏”，乐楼题壁中记载六本戏文：“正本《黄金印》、二本《全三节》、三本《禹门关》、四本《双大刀》、五本《斩二姬》、六本《反五关》”，以及射邑金玉班在乐楼演出的“本头戏”：《渑池会》《红梅亭》《倒二宝》《七星剑》《金龙印》。
清代中晚期，川剧艺人折子戏的创造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城市戏场的“垫台戏”和戏班的“亮台戏”中，演出花折子戏。“都市人不喜看整本戏，便在每本内采最精彩者演出，名曰花折子，如《红梅阁》采演其中最精彩之《幽会放裴》，《夕阳楼》只演《前楼会》《后楼会》，而整本戏尽被肢解”。
丁治棠旅蓉日记中记载了成都戏班演出的折子戏，如《八郎看母》《挂画》《活捉王魁》等。
“湖广馆，看文星班演《玉石琵琶》与《挂画》《调叔》三出，俱小旦张四娃登场，声、色、艺三长俱擅，可为诸旦之冠。
火神庙，文星班，看《八郎看母》一场。扮茶氏者为张四娃，唱口铿锵，累累如珠洒盘。”
折子戏，可以更精妙传达戏曲之美，可以更完美展示名家风采，名家与名折成为城市戏场的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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