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超:垃圾“淘金记”
温江万春镇投放点
奥北的垃圾分类
宜家自助投放点
垃圾分类展示墙
在新厂
与5吨塑料袋合影
本报记者 吴亦铮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提要
今年7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引发了关于垃圾分类的全民大讨论。
很快,《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成都实施严格垃圾分类进入倒计时。由此,垃圾分类带动的创业创新再次受到关注。
在成都做垃圾分类回收8年,汪剑超体验了个中的酸甜苦辣,又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与垃圾相关的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当人们度过“阵痛期”,开始适应和深耕市场,国家将从中获得巨大收益,甚至可能作为一种文化输出到世界。
嘉宾
汪剑超,本科毕业于中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于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专业。曾在微软中国先后担任研发工程师和产品经理,2011年转向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尝试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引入传统的垃圾管理领域。2017年创立奥北环保,被媒体称为“捡破烂的微软工程师”。
对话
微软工程师跨界创业捡破烂
希望把自己的所学所知与时代更紧密结合,让它们能够充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初放弃微软工程师的高薪,转到“绿色地球”做垃圾分类,是怎么考虑的?
汪剑超(以下简称汪):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人朋友都非常不理解甚至反对。因为2010年离开微软的时候,我的年薪加上股权分红差不多每年有50万左右,转到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领域,做一份与之前几乎不搭边的工作,甚至这个领域在很多人看来充满了脏乱差,所以不止一个人问我,为什么?
对我而言,第一,2010年前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相关产业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些新兴产业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对创业者来说是绝佳的创业时代。我不愿意成为旁观者。第二,之前在微软的工作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里完成的,我更希望能把自己的所学所知与时代更紧密结合,让它们能够充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第三,2011年,成都的环保科技公司“绿色地球”有了一个和政府合作推广垃圾分类的机会,且自主权较大,能够让企业来设计垃圾分类的方案和方式,我认为这个工作一来能让自己学以致用,二来也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并且该领域在国内还属空白,发展潜力巨大。综合考虑之下,就排除了所有质疑与不理解,来到了“绿色地球”。
记:成都人对垃圾分类其实并不陌生。
汪:是的,中国从1999年启动垃圾分类,但一直到2019年才在上海正式实施“史上最严垃圾分类”,20年当中进展一直比较有限,原因当然很多,不过我们成都在垃圾分类上其实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记:当时你是如何破局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
汪:最开始的灵感来源于美国一家名叫“再生银行”的垃圾公司,这家公司在全球首家推出了创新性的垃圾回收模式,将垃圾投放与居民身份绑定起来,通过量化居民的垃圾投放数量,给予相应积分,积分可以到指定商家进行消费,以此鼓励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根据中国的情况,设计了新的方案,为参与的居民开设账户,详细指引垃圾分类,把回馈绑定在积分体系上。居民每投递100克可再生垃圾积1分,用积分可以兑换小至香皂、电影票,大至手机等生活用品。
这种模式相比之前停留在“发传单、发垃圾桶、挂横幅”的形式,一方面能够将宣传动员、回收运营统一起来,实施积分回馈,让垃圾分类理念更容易接受,也能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另一方面能够形成数据化的资源,对垃圾分类实施有着准确的量化作用。
垃圾分类,八年拓荒
可回收垃圾在城市垃圾中占近一半,将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效率做到最高,可从中获取运营发展的收益
记:作为垃圾分类的拓荒者,你们面对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吧?
汪:当时可以说方方面面全都是困难,第一,和各级政府部门、街道、社区的配合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当时大家对垃圾分类的概念理解还不很清晰,不同的街道社区物业的配合度高低不同,工作开展起来效率不是很理想。
第二,当我们费尽心思进了小区,公众的支持和理解也很有限,参与度不足,经常一个小区里支持垃圾分类和观望垃圾分类的人群占比大致是二八开,即使是支持的这20%人群里,真正参与的,也不足一半,甚至有的居民认为我们是诈骗公司,是来获取用户信息的。
第三,自身的工作开展从零开始,下游行业也需要时间来磨合。垃圾怎么收,是垃圾桶还是其他容器?什么时间收,怎么收,怎么设置积分,积分兑换怎样的礼品?等等。再有,垃圾收上来后怎么处理,让谁来收?这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接触过的领域,里面门道也很多。而且我们的初衷是通过垃圾回收达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如果我们收上来的垃圾所交到的下游处理商不规范处理,那也违背了初衷。
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靠时间和毅力一个一个死磕。好在经过了几年时间来理顺关系,推广服务后,我们的工作还是有所成效。从2011年到2017年,“绿色地球”已覆盖成都市25.9万家庭,931个小区,总共回收1.12万吨可回收物,我们的模式还一度被评为全国试点范围最大、效果最明显、业务模式最可持续的垃圾分类项目。
记:拓荒结束,为何又离开“绿色地球”,创办“奥北环保”?
汪:到2016年,“绿色地球”的垃圾分类推广模式已比较成熟,之后又中了成都市城管委的一个标,将之前的分类模式拓展向其他区域。虽然规模扩大了,面向的群体增多了,但是我们也发现要面对更多新的问题,面对更大的竞争。所以2017年,我决定换一个方式开展垃圾分类事业,正式成立“奥北环保”。
当前国家将垃圾划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对企业来说,最直接有效的切入点就是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在城市垃圾中占近一半的比例,通过企业进行垃圾分类和对可回收垃圾的处理,将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效率做到最高,并且企业能够从中获取运营和发展的收益。
“垃圾银行”,市价折现
通过亲身参与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提高垃圾分类的接受度
记:你们的垃圾分类运行模式,有什么独到之处?
汪:首先,通过企业化运营,打破以往的地域局限,将垃圾分类沉浸到基层。我们的服务领域不再以街道、社区为单位,而是面向真实需求,面向每一个公众。一个学校、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住户,都能够通过我们提供的平台,实现和推广垃圾分类。目前我们在机构中设点214个,社区点位58个。
第二,我们的垃圾分类更加细化。在可回收垃圾这一块,我们一共细化了14项,包括PET瓶、PE瓶、硬质塑料、塑料袋膜、泡沫、铝拉罐、金属、织物、书报、黄纸板、综合纸、复合材质、玻璃、电子电器。这当中有许多项,并不在传统垃圾回收的项目中。
第三,将垃圾分类回收的奖励模式从积分变成了现金,根据不同的回收种类和重量,直接按照市价折现,并将现金存到用户的APP账户,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所以也有人把我们称为“垃圾银行”。在居民亲身参与的过程中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进一步扩大垃圾分类的影响力,提高垃圾分类的接受度。
第四,通过移动互联网和细致精准的垃圾分类,让垃圾回收和处理的效率更优于传统垃圾回收模式,并且能够量化,给政府提供数据参考。这种可量化的数据,我们目前是全国首创。
开源节流,垃圾产业前景广阔
有效的垃圾分类回收,是国家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记:城市垃圾面临的严峻形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汪: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还是填埋和焚烧两种,如果不做垃圾分类,会产生许多问题。
比如填埋处理的垃圾,经过发酵后会产生渗滤液和温室气体,而且其中的有害垃圾,如日光灯管和废旧电池等,还会产生有害物质,随着渗滤液进入空气、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环境的综合污染。焚烧相对填埋,在渗滤液产生的污染治理上有明显优势,但对空气的污染也难以避免。
记:那垃圾分类给城市会带来怎样的意义?
汪:首先是无害化。垃圾填埋和焚烧时,产生有毒物质和污染的,其实大多是可回收垃圾,少量是有害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能够很大程度地避免垃圾对城市环境带来污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垃圾分类其实也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种诠释。
其次是资源化。可回收垃圾在城市垃圾中占比一半左右,这些垃圾通过分类和回收,能够实现再利用,比如纸箱纸板回收后到造纸厂,可以直接处理成纸浆,然后再造纸。塑料瓶、塑料餐盒回收后,再生塑料厂可以通过切片清洗,重新溶解造粒,变成原材料,虽然不能再用于食品级的产品加工,但可以用于其他工业。金属回收后可以通过重新冶炼,再制成金属制品,比重新提炼处理矿石效率要高得多……有效的垃圾分类回收,是国家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第三是减量化。通过对垃圾分类和回收,能够有效控制城市垃圾的增长,减少垃圾处理的负担。我们在邛崃高埂镇设置了垃圾分类回收站点,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与其中,以前他们每周的垃圾清运量为700多公斤,现在只有300多公斤,垃圾分类对垃圾减量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记:那可回收的范围会不会也随着科技和产业发展而扩大?
汪:当然,举个简单的例子,牛奶包装“利乐包”由三种材料组成——纸壳、聚乙烯涂层和铝箔层,江浙有专门的再生厂商回收利乐包,因他们具备将三种材料分离的技术和设备,回收价格在所有可回收垃圾中最高。而四川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回收厂商,利乐包的回收价格与废纸持平甚至更低,因为它构造复杂,用作造纸的话还会产生额外的处理费用。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可回收垃圾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减量化和资源化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记:垃圾分类的意义不仅是节流,也是开源,与之相关的行业市场的确很大。
汪: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在国家GDP里,与垃圾相关的行业占比达8%。中国2018年GDP突破了90万亿元,与垃圾相关的行业至少也是万亿级的。我认为在这方面进行深耕和研发,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且实施垃圾分类,带来的是整个行业的产业升级,小到垃圾桶、垃圾袋、垃圾清理工具,大到垃圾处理设备、垃圾处理管理模式。我的展望是,再过5-10年,在垃圾分类带来的产业升级机会下,中国将催生出一大批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好产品、好模式,它们可能像中国高铁一样,向全世界输出中国的产品、经验以及文化。
手记
“你是什么垃圾?”
这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段子。倒不是一句骂人的话,而是形象地反映了上海市民在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对垃圾分类表现出的不适应与不习惯。诸如此类的段子在网上流传不少,对尚未亲身经历的我来说,听后也就一笑而过,以前该怎么扔垃圾还怎么扔。
然而有件事让我触动极深。有一天4岁的女儿从幼儿园放学回家,自己翻出几个塑料袋,把扔在垃圾桶里的废纸、塑料袋、果皮果核等分门别类地放进不同的袋子。我正在工作,还不耐烦地训斥了她,弄得到处既乱且脏,她却说,“老师教的,垃圾不能混着扔,要做好分类,废纸塑料袋要扔到可回收垃圾桶里,果皮剩饭要扔到厨余垃圾桶里……”说实话,当时我震惊又羞愧,一个4岁的孩子已在老师教育下对垃圾分类有了深刻印象,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却对此漠然……
于是我暂停手上的工作,一边表扬女儿,一边和她一起把家里的垃圾分类装好,然后带着她把垃圾扔到了对应的垃圾桶里。从那以后,家里扔的垃圾分成了两袋,一袋厨余垃圾,另一袋基本是可回收垃圾,虽然麻烦了许多,也暂时达不到严格垃圾分类的标准,但至少在慢慢适应给垃圾分类,避免真正实施严格垃圾分类后,自己也成为段子里的一员。
采访汪剑超时,我们聊起了当下与垃圾分类有关的“段子”。他说,许多人对垃圾分类感到焦虑甚至恐慌,本质是对新生事物的不适应,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养成新的理念和习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国家刚开始设置行人红绿灯时,也有很多人不习惯,因为以前人们过马路是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普及教育和政策约束后,现在绝大多数行人都能遵守红绿灯规则。垃圾分类也是如此。”
对垃圾分类的前景,汪剑超有着极大的信心。他说,在实施垃圾分类的发达国家里,与垃圾相关的产业在国家GDP中能占到很大的比例,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大市场和GDP基数的国家,与垃圾相关的产业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当人们度过“阵痛期”,开始适应和深耕市场,国家将从中获得巨大收益,甚至可能作为一种文化输出到世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对此,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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