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一年成德绵两会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过去一年里，代表委员们肩负群众期望，脚步从未停歇。
今天，让我们和六位成德绵市级代表、委员一起，追踪履职过程，探讨履职方法，倾听履职感受，分享履职心得。
1
用4年时间追出一条政策
□本报记者 蒋君芳
看上去年龄不大的付天力，不光是成都人大代表圈里的“老面孔”，也是一位“高产”代表。
今年也一样——当他把自己准备提交的议案、建议铺开时，一整张桌子瞬间被占满。4份议案、9条建议，“我都是牵头人。”
当了8年的人大代表，付天力把撰写议案、建议当做是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和权利，说成“热衷”也不为过。“既然当选了人大代表，就应该发出人大代表的声音，写议案、建议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这些都不做，还不如不当。”
在当选成都市人大代表的第一年，付天力走访发现，成都中心城区有不少低保困难家庭，因为交不出天然气初装费，只能用煤等燃料代替。“我在建议里提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免除这些低保家庭的天然气初装费。”
但这条建议在当年并未得到有效办理。付天力注意到，在建议分发时，这条建议被分到了天然气公司，“让天然气公司自己来消化初装费是不可能的。”
第二年，付天力“卷土重来”。这一次他在建议中指明希望交由民政部门来办理。但得到的仍是“办理难度太大”的意见反馈。
付天力在第三年继续提交了这份建议，并增加了建议的“分量”，“我发现青羊区政府解决了类似的问题，就把这个例子加到了建议里。既然区一级都能做到，市一级为何不行？”
这一次终于触动成都市民政局，对全市“有条件、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未开通天然气”的低保困难家庭情况做了摸底，但全市有1万7千多户低保困难家庭有安装天然气的需求，意味着初装费需要几千万，如果全由政府出，压力不小。
第四年，对情况越来越熟悉的付天力，在建议中给出了解决方案：政府部门、天然气公司、低保家庭三方以一定比例共同分担初装费。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万多户低保家庭的天然气基本安装到位。“我的个人经验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花点精力、反复多提几次总没坏处。另外，今年提不成功，也许过一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瞅准时机再提就能成功。”付天力认为，既然选择当“人大代表”，就一定要愿意“付出”。
2
平时的关注和调研更重要
□本报记者 王域西
1月22日，德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德阳市人大代表张辉平匆匆走出会场。这次，他提出了6条建议，条条紧扣民生细节。
张辉平是中江中学的一名高中物理教师，9年人大代表经历让他得出结论：一条能够上会的优质建议，功夫都在平时。
他在今年人代会上最后完成的建议是《关于增加个税征收透明度的建议》，呼吁德阳探索建立面向企事业单位职工的个税查询系统，向纳税人晒出缴税明细。
原来，2014年春节前，张辉平和同事们各收到一张个税缴税发票。不少同事讨论说：发票上只列出总额，至于每月缴了多少税，分哪些种类，却说不清楚。
张辉平把同事们的意见记在心里，自己下来连着跑了三十多个单位和企业，与一线职工面对面交谈，记录梳理了一系列纳税人对个税征收的共性意见：能否参照公积金管理系统，建立个税查询系统？“建议不仅仅是说意见，只有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人大代表的建议才站得住脚，才更有可行性。”张辉平说。
这样的调研，张辉平乐此不疲。他自己不会开车，调研和走访就靠走路或者坐公交。2013年，为调研农村学校教学设施设备配置情况，张辉平连着跑了积金、广福等几个乡镇。“功夫在会外，除了在会上举手发言，人大代表平时的积累和关注更重要。”张辉平说，连朋友聚会自己都绷紧着“抓问题”的弦，“亲朋好友在聊天中提到的一些线索，也许就会是我们人大代表需要关注的问题。”
由于平时要上晚自习，张辉平只好更多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来完成代表履职工作。2014至2015学年恰逢张辉平带高三毕业班，每周14节课、8节晚自习的教学任务与人大履职责任叠加，更让张辉平又多了几分压力。据他估计，他花在代表履职上的时间几乎达到了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
3
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写提案
□邹俊川
1月21日，在绵阳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会上，绵阳市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绵阳市委秘书长张友刚抢过话筒，对报告稿中关于环保和依法治国等表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从2005年当选绵阳市政协委员，到2011年当选人大代表，张友刚参政议政已历10年。在这10年中，张友刚关注的重点都紧紧围绕绵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过去，我的提案主要集中在绵阳科技城建设、法制、农村、三产等领域。”张友刚说，近年来，雾霾天气、水污染、食品安全等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他关注的重点又转移到了环保议题上。
为了提高环保提案的含金量，张友刚走遍了绵阳的主要园区和小流域，通过深入调研后发现，绵阳的突出问题是工业园区和农村面源污染。
目前，绵阳有各类工业园区13个，工业企业近500家。工业企业基本上都聚集在园区，但有的园区虽设有环保工作人员，落实却不到位；绝大部分园区还面临着没有专职的环保监管人员和机构，园区环保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等问题。
此外，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也让张友刚感到忧心。绵阳共有277个乡镇，目前已建和在建乡镇污水处理厂仅24个，年污水处理能力仅450万吨，不到总量的10%。乡镇既无环保机构，也无人员、经费，以致垃圾“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制度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张友刚提出：能否探索在市级园区设立环保分局，解决工业园区环保监管问题，同时整合乡镇力量充实到环境保护岗位，结合美丽乡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工作，科学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实施雨污分流；探索政府采购环保公共服务，引入第三方运营单位，对乡镇污水处理厂实施专业化运行管理。“环境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长期、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和科技支撑，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张友刚说，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不断吸纳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4
“议案都是用脚跑出来的”
□本报记者 张明海
今年60岁的成都市成华区跳蹬河街道跳蹬河村书记李玉兰，已经是三届成都市人大代表了。用李玉兰自己的话来说，“十多年时间，从最初的无所适从到如今的积极履职，民主意识和民生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何“积极履职”？为促成成都市区当时最大的污染源某电厂的搬迁，李玉兰曾发起了10000多人的签名；为让电子科大附小的小学生们过街不再担惊受怕，李玉兰一连跑了4个月促成道路绕行；近年来，李玉兰每年保持15件以上的建议数，一直都是其所在的成都市人大代表成华团最多的。
“作为人大代表，议案都是用脚跑出来的，而不能是道听途说得来。”李玉兰认为，作为一个人大代表不能只是“两会”期间发发言，更主要是在闭会期间的选题、调研和持续跟进以及督促办理上，“要对照法律法规，用自己的实际建议来回应群众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并尽量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么，当人大代表如何与“相关部门”打交道？“不满意”3个字，是李玉兰的“尚方宝剑”。
不过，对于这一回复，李玉兰已经把握得有些“艺术性”。“我并不是简单回复‘不满意\’，这样一来不仅挫伤部门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经常是通过自己的多次协调，促成事情解决，尽量最终达成满意，从而让双方都满意。”
现在的李玉兰，开始发挥老代表的光荣传统，“传帮带”了4个“新入行”不久的人大代表，指导其调研、写议案建议，“更关键的是教会他们要履职尽职，不能开会时领导面前发言当‘运动员\’，闭会期间反而当‘潜水员\’不作为。”“去年我提出建议，65岁以上的成都市民坐公交免费，现在财政已经在进行测算，估计不久就要试行了。”今年，李玉兰又提交了关于代表意见和政府回复公开制度的一系列建议。李玉兰认为，通过这一机制，不仅更能督促政府有效作为，也更利于市民对于人大代表工作的了解。
5
“两次提案都没被采纳，我会更努力”
□本报记者 黄泽君
虽然才28岁，但罗忠诚被推荐为成都市政协委员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位来自蒲江县的大学生村官，因为带领乡亲们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出色，于2013年初被推荐成为了县上的五名市政协委员之一。
新的身份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思考。“我能做点什么？”罗忠诚在村里的田埂上，想过很多。
“我得关注乡村里发生的事儿，为乡亲们说话。”罗忠诚很珍惜作为“委员”的话语权。2013年，履职之初，他就专门撰写了“关注留守儿童”的提案，呼吁对乡村留守儿童应该建立长效关怀机制。
不过，这个提案并未引起关注。“我想过原因：我只是提了问题，但没有解决方案。”第一次的失败，他有了反思。
2014年，罗忠诚决定为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提些建议。“情况了解得充分，自己就是这个群体之中的一员，能把问题和解决办法讲清楚！”再次参加“两会”，罗忠诚就将自己的想法大胆地讲了出来：不少村官都不下到基层，而在政府里面“打杂”，这有啥意义？另外，每年招聘如此多数量的村官，仅仅是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困难么？
“鼓足了勇气讲出想法，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提案。”罗忠诚希望，自己的建议能得到重视。
“两会”后，他收到了来自相关部门的回复：三份文件。“我挺生气的。”罗忠诚对此给了一个“差评”。“我就不满意他们的态度，文件哪儿都可以查，但文件执行到位了吗？如果没有，那么基层出现的这些问题，咱们该怎么面对？”
虽然两次提案都没得到采纳，但罗忠诚说，他现在已经能比较客观地对待：自己资源有限，提案的“硬件”就不够，在解决方案上，提的可行路子也不多。“关注点太小了，可能也不太容易引起重视。”
现在的罗忠诚，还是一家家庭农场的老板，栽种了40余亩林木，养了30多头肉牛。“下一步会更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通过自己的实践，结合乡亲们的情况，希望自己能在履职的过程中，真正提出有益于百姓的建议。”
6
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察民生细节
□本报记者 唐泽文
1月22日中午，抽出中午吃饭的时间，成都市政协委员朱玲英给自己正在德国考察学习的团队员工打了个电话：“多看看他们降低污染排放的工艺。”
作为成都市政协委员，朱玲英认为，自己的观察应该涉及到成都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产业发展的大事，关系民生的细节，我们都应该注意。”
2014年，朱玲英到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考察，将制造水平与国内进行对比，发现其实在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上，国内并不算落后，但在安全性和环保性上，就出现了差距。作为成都市的政协委员，去年的两会上，朱玲英就将自己在国外考察的收获写成提案，提交了上去。
朱玲英介绍，德国人的设计理念特别注重资源的可循环使用，例如在木地板的设计上，按照他们的设计理念，即使木地板不用了，仍可以用做材料进行再生产。“我建议的内容，就是关于制造业中的可循环设计。”
朱玲英认为，产业的升级，主要是要提高产业的业态，而从目前国际上的标准来看，制造业到底高不高端，跟它到底“绿不绿色”有着更多的联系。“作为西部经济的重要一极，成都的发展更具示范作用，而在制造业的环保水平上，我认为我们更应该走在前面。”
今年的两会上，朱玲英则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另一个“安全问题”上——孩子的安全问题。“这，希望将‘儿童系好安全带\’的内容纳入教材，让他们从小就有安全意识，懂得保护自己，明白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朱玲英认为，这样做能够取得两方面的成效：“首先这能够直接降低交通事故中孩子的伤亡率，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另外，这会让孩子们更加珍视生命，更有安全意识，等他们长大之后，在自己的生产工作中，也会更加注重安全规范、可持续发展。这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将会有更多帮助。”
今年，朱玲英打算继续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生产生活。“今年主要关注他们的培训问题，一技之长是他们在城市的立足之本，政府如何在这方面给予他们更合理的扶持，这需要重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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