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电话为了医患健康和谐
在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中，殷勇认为自己也是受益者。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医院骨科医生殷勇
家庭与生活报记者 宁蕖 当了24年骨科医生，殷勇有一个习惯——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患者。有时候是递上名片，有时候是直接报出号码，在面对没有手机的老人时，他会扯下一张便签，将自己的手机号用加大号的字体写上去。这么做，有时是为了术后随访，“很多患者我需要跟踪他们的病情，了解术后康复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殷勇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平均每天，他都会接到七八个打来咨询的电话，电话那头，是焦虑、恐惧和疑惑，“都很正常，骨科手术往往不是小手术。”殷勇说话语调平缓，不紧不慢，如果你开口，他会立马停下来听你说。
“上帝派来的好医生”
13年前，张雪容的丈夫忐忑地拨通了那串号码，在那之前，张雪容遭遇了一连串的不幸——失足从四楼跌落后，她的右脚骨折，此后，她又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发现还是没办法走路，那时我死的心都有了。”张雪容和丈夫都在建筑工地打工，手术花去了四万多元，不能工作，家里捉襟见肘，他们去了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发现还需要缴纳五千多的鉴定费，只能作罢。“那时我不想医了，死了就解脱了。”
张雪容的丈夫在老乡那里打听到了殷勇的电话，“他们说这个专家技术高，态度也好。”电话那头，殷勇说：“赶紧把人带过来看看吧。”殷勇最擅长的是关节置换，但13年前，人工关节的使用年限还有限，“只有十五年左右。”考虑到患者年纪不大，殷勇建议患者做了接骨手术。出院前，他反复叮嘱张雪容，有什么不适，要给自己打电话。这次手术后，张雪容能站起来了，十几年的时间里，偶有疼痛不适，她都会电话咨询殷勇，殷勇每次也都耐心解答，张雪容回忆，康复的那段时间，因为药物副作用大，她很抗拒吃药，殷勇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她，“真的像亲人一样，他知道我家里困难，经常跟我说补钙就多吃白菜豆腐、牛奶，不用再买什么钙片。”张雪容无以为报，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她每次在网上看到关于殷勇的报道，都会一字一句地在评论区打下自己的经历，末尾，她都会说：“他真的是一位上帝派来的好医生。”
“医者也是受益者”
在殷勇看来，自己也是幸运的，从医24年，他也记不清到底把电话留给了多少患者，但自己从未感觉被这些来电“骚扰”过，“从来没有人夜半三更打电话来，就连中午休息的时候都很少。”每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开场白几乎都一样，“殷主任您现在忙吗？方不方便打扰一下？”如果因为忙碌而错过了患者的来电，殷勇会在事后拨回去，“万一别人有急事呢？”也有人曾经劝过他，“电话里你做不到精确的诊断，出了事谁负责？”“拿不准的情况我肯定会让他们去医院。”殷勇不否认这样的风险，“但更多的时候，我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是一颗定心丸。”
年近60岁的王地发和张雪容有着相似的经历，两年前，因为关节炎，他找了殷勇，综合评定了病情和患者年龄后，殷勇建议他过两年再做关节置换，两年的时间里，虽然通话次数不多，但殷勇成为了那个在他疼痛时安慰、迷茫时指引，关键时刻帮他做出判断的人，2019年的一次通话中，王地发告诉殷勇，自己的老伴确诊了癌症，“我的家人朋友里都没有做医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打给他了。”殷勇不知怎么安慰，赶紧给他推荐了肿瘤科的医生，老伴生病期间，无暇自顾的王地发关节炎愈发严重，“你这个手术要赶紧做了，你来找我我给你做。”彼时，殷勇已经离开原单位，入职了郫都区人民医院，王地发没有犹豫，从老家赶了过来。
“他这种信任真的很让我感动。”殷勇觉得，在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中，自己也是受益者，“我不觉得接患者电话是负担，医生就是因为病人的存在才有价值，一方面我是在看诊，另一方面也是在积累经验，医生只有见过足够多的患者，才能进步。”
在24年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一件耐人寻味的事，2006年，殷勇的一位手术患者因为血栓脱落不幸在术中猝死，情绪激动的家属围住了参与手术的几位医生，混乱中，一位病人家属把殷勇护在身后。那一次，殷勇哭了，“我觉得我能跟他们感同身受，亲人突然就没有了，谁都不好受。”殷勇从来不掩饰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患者，他首先是一个病人，我对他们更多的是报以同情的，医学的力量有时候很有限，偶尔治愈，总是帮助，常常安慰，就是这个意思。”4月20日，在郫都区人民医院，殷勇给王地发做了“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手术也是一件讲究天赋的事，髋关节置换手术是目前关节置换中最成熟的一种技术，成功率很高，但对于患者来说，术后的疼痛是最直接的评价指标，“术中的一些角度、深度、位置都是要靠经验、手感，有一点偏差都会造成术后的疼痛和感染等等问题。”这样的手术，殷勇每年要做四百例左右。这天的手术仅用时四十几分钟，术后第二天，王地发就能在搀扶下下地行走了，“现在我们的人工关节使用年限在二十到三十年左右。”对于年近六十的王地发来说，这个人工髋关节或许将会陪伴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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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该不该给患者留电话争论背后 是健康教育的缺失
□ 宁蕖
事实上，因为医院级别、科室性质等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医生都做到将自己的电话留给患者，而关于医生该不该给患者留下私人电话的争论其实也由来已久，站在医生的角度，留下电话，不仅私人时间会被占用，还要冒着误诊的风险；但对于患者来说，如果首诊之后，每一点病情的变化，心中的疑虑，都要再次排队挂号赶往医院看诊的话，也是极其不便的。
留与不留争论的背后，其实是健康教育的缺位以及一系列的基层医疗体系建设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常见病、慢性病来说，如果真正做到了医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化、普及化，患者能“心里有数”，其实大可不必打电话给医生，如能加大对社区卫生院、村镇卫生院（室）的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培养，患者也不会将三甲医院的医生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总之，医生的专业职能和政府应该履行的健康教育职能应该分工明确，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医患也一样，你不知道他苦读数年，却囿于一方诊室的苦闷，他也不理解你顽疾缠身，愁肠百转的痛楚，但任何社会制度的改革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在抵达那个更美好的世界之前，包容、善意、理解这些美好品质是我们前行路上的不灭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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