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证明 古蜀语是汉语源头之一 汪启明等获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汪启明等获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获奖证书。
获得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的《中上古蜀语考论》。
汪启明教授向记者介绍《考论》。 图据川观
“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南宋诗人陆游曾入蜀9年，他在一千年前，就用四川话中的“老子”指称自己。四川眉山人苏轼21岁时出蜀，他带到海南的话至今仍有影响，被称为“苏东坡话”。
蜀语和如今的汉语有怎样的渊源？在汪启明教授等著《中上古蜀语考论》（下称《考论》）中，“蜀语”“蜀方言”与“四川方言”得到界定，且证明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古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之一。
2019年12月，汪启明等人的学术著作《考论》获得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该奖项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生前捐款设立，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这是自2013年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教授获该奖以来，成都高校教师第二次获此殊荣。到目前为止，整个中西部地区也仅有赵振铎、汪启明两位教授获得该奖项一等奖。
从蜀语到汉语
挖掘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蜀语”一词最早见于《抱朴子·道意》，指蜀地人之语。古蜀语是华夏民族语中的一员，也是早期汉语最重要的分支。在秦人入蜀之后，蜀语吸收了秦语等的成分，成为独具特色的华夏语地域方言。
根据地域名称及行政归属的演变，汪启明等人将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不含少数民族）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湖广填四川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
最终，从唐以前的古代文献中，汪启明等收集到古蜀语材料700多条，“没有想到能找到如此多的资料”。而且，这些材料的选用格外审慎，对于那些归属地争议较大的文献，统统没有归纳进去。
比如《山海经》，汪启明说，《山海经》中有不少四川方言，许多学者认为是四川人写的；也有人认为并非四川人写的，因为其中还有别的地方方言。最后，《考论》中没有用到《山海经》中的内容。
在研究方法上，《考论》用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远古传说三重证据法。根据远古传说，上古时期，黄帝娶了蜀妻，两个儿子分封到蜀地，儿子也娶了蜀地人。汪启明说，“我们不能把这些传说当成信史，但这些都寓含着大规模移民。黄帝娶妻是蜀民出蜀，为其子娶妻且居蜀是入蜀，这正是上古蜀人与华夏族融合的过程。”
三星堆遗址时代与商代接近，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出现了龙纹、跪坐人像、玉琮等文化符号。汪启明说，龙是华夏民族的崇拜物，跪是华夏民族古代的重要礼俗，玉琮是良渚文化的代表，这证明在商代甚至更早，蜀、夏关系密切，蜀人至少有一支是华夏族重要分支。
前人曾认为，古蜀人可能与羌人、三苗、彝人有关，或者是蜀地一支新的民族，也有认为是“华夏-黄帝族”的一支。《考论》最终得出结论，“夏蜀一体，禹生古羌”，“夏”是华夏的核心，蜀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源头，蜀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因此，“蜀人”并非少数民族，而是蜀地各族人的泛称，其中一支是华夏族的一员。他们所用的蜀语也因此是华夏语的一支方言。从“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蜀文化构成完整的序列，与中原文化一道，成为中华两河文明的重要起源。
蜀语和移民有关
古代文人留下古蜀语材料
《方言和中国文化》中指出，“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方言的演变体现了人和环境的变化。“‘蜀’不仅所指人因不同时间而有所不同，所指地区也因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汪启明认为，移民规模影响着蜀语内部结构和外部面貌。
从远古开始，蜀地就是移民社会，成都平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蜀地的移民文化。根据孙晓芳的研究，从秦灭巴蜀到清代前期，2000多年来四川历史上共有五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活动。汪启明提出，蜀人以移民和多民族杂居为基本特征。古蜀王五大序列，都是移民入蜀的。
“外地人来蜀和蜀地人出蜀，让蜀语的接触和融合具有双向性”，汪启明说，“许多古蜀语材料都是古代文人留下来的。”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在21岁时出蜀，他带到海南的话至今仍有影响，被称为“苏东坡话”。苏东坡曾说，“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
汪启明认为，“‘四海语音’肯定包括蜀语在内，说明当时蜀语在这一方面与中原语言是一致的，而与闽地语音有所不同。苏轼在诗文中还用过“鲜翠、元修菜”等古蜀方言词，也是这类情况。
杜甫曾在蜀中八年，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蜀语词。他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一诗中写“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其中“土锉”一词，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指类似砂锅的一种炊具。
至今仍在使用“老子”，是蜀人时期的特殊称谓语。范仲淹的《让观察使第一表》写过：“臣自到边上，其熟户蕃部皆呼臣为龙图老子，至于贼界，亦传而呼之。”陆游《思蜀》中有“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这里的老子是指陆游自己。
还有一个词很有意思。陆游的诗《醉书》中有“投老未除游侠气，平生不做俗人缘。一樽酌罢玻璃酒，高枕窗边听雨眠。”诗下有小注：“偶余眉州酒一樽，独酌遂醉。”那么，“玻璃酒”是什么酒？原来四川方音把r-念成l-，“玻璃酒”是佛家的“波惹酒”，又写成“般若酒”。傅大士《还原诗》有“般若酒澄清。能治烦恼病，自饮劝众生”，《拾得诗》有“般若酒泠泠，饮多人易醒”，这是因音误而写成的蜀语词。
“从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质是包容，这种包容性是移民带来的。”在汪启明看来，关于古蜀文化的各种不同观点和分歧，正是包容性的具体体现，也正是对古蜀语研究最大的意义所在。经历汉代初年关中、中原大饥，高祖令民“就食蜀汉”，魏晋南北朝侨置郡县、僚人入蜀，李特流民起义，尤其明末张献忠起义和湖广填四川等重大事件，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方言，但底层还是古代的蜀语。
历时12年“考论”
编纂工程浩大
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曾多次空缺，宁缺毋滥的评选原则，使王力语言学奖在业界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甚高。能拿到该项殊荣，该项目牵头人汪启明直言实属意外惊喜。在汪启明看来，原因在于《考论》并非就语言研究语言，而是通过语言手段解决了重大命题，即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问题。
汪启明介绍，一直以来，断代方言研究是汉语研究最薄弱的环节。因为时代绵远，文献不足征，可资佐证的资料缺乏。中上古蜀语的研究就存在“三多三少”问题，即“资料搜集多，对蜀语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和探讨少；静态的描写多，动态的分析少；对近代与现代四川方言研究多，对中上古蜀语研究少”。
此前，明显属于中上古蜀语词的材料只有几十条，在权威的工具书中，都未收录“蜀语”的词目。扬雄是四川郫县人（现郫都区），他的《方言》是我国传统方言学第一部专著，但其中涉及到的方言材料只有十余条。
虽然文献无征，但汪启明想，那些都认为不好做的研究，可能才会真正做出成果。此前，在赵振铎先生的指导下，汪启明的博士论文曾做过先秦两汉齐语的研究，这让他对古蜀语的研究具备信心。
2006年，汪启明申报并获得“中上古蜀语考论”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018年，《考论》出版，历时12年之久。因为涉及大量繁杂的材料，该书的编纂也工程浩大。中华书局的责编秦淑华说，“我不知道这本书写了多久，我只知道编也编了四年。”
《中上古蜀语考论》作者简介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
■赵振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所著《<集韵>校本》荣获第15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伍宗文，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教研室教授。曾参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审订，并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赵静，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李昊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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