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处古蜀文明遗址开口“说话” 古蜀文明从哪来，到哪去？
四川古蜀文明遗址分布图古蜀先民从岷山迁往成都平原，这些遗迹越靠近龙门山区，则年代越早，越靠近成都平原腹心地区，年代越晚。制图 司婉靖
制图 李潇雪
【编者按】
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迹日。
这个周末，让我们关注离我们最近的文明遗迹——古蜀文明遗迹。
在战国时期，秦灭巴蜀以前，蜀地于中原地区是一块相对陌生的区域，不同语言，也不同习俗，甚至连怎么从汉中到成都都不甚明了，只能通过计谋，让蜀王派人开道，在崇山峻岭中修建出一条能通兵马的道路，连接蜀地和中原。
截至现在，成都平原已发现的大大小小近百处古蜀文明遗址中，最知名的莫过于三星堆和金沙，但在三星堆和金沙以外，更早的成都平原上文明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呢？它到底经过了哪些神奇的融合与变迁？它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风俗呢？请看华西都市报《宽窄巷》今起推出的“古蜀文明遗迹”系列报道。
关于古蜀国，尽管无确切文字资料来解读其历史文化演进，但还是留下不少传说故事，在《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后人的文献中提及，比如杜宇称帝，又因鳖灵治水有功，把王位禅让给鳖灵，更有杜宇“魂化杜鹃”的传说，被无数文人提及、化用。
然而，要讲述一段文明的存在，仅靠传说是不够的。传说或许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想象，但是不能详细介绍当时这个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方式。所幸，我们还有遗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暴露而发掘的遗迹给了学者研究这段历史、那个社会的资料。这些文明的遗址在用它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那个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到底是怎么样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介绍，“巴蜀文化”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很早，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被提出来。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卫聚贤先生。卫聚贤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的学生，有学者认为，卫聚贤是中国早期田野考古的开拓者，也是继李济后最早在大学教授考古的学者之一。
卫聚贤提出“巴蜀文化”是在1941年，他在《巴蜀文化》一文中，根据成都白马寺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和其他一些考古发掘资料，认为巴蜀文化不仅古老，而且和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并且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虽然白马寺这些青铜器后来被证实是战国时期的，但是这个概念被保留了下来”。江章华说。
再说三星堆，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巨大的青铜人像、神树造型与中原地区的青铜造型有着很大的区别，三星堆遗址也成为不少人到四川后会选择的一个必访地，试图从中一窥远古蜀人的神秘面貌。江章华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其实也很早，是上世纪20年代，当地农民淘春沟时偶然发现的，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两个祭祀坑以前，三星堆并不受重视，当时的研究资料很少。1986年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之后，因为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还有黄金制品，这些面世的东西都跟中原地区发掘的遗址出土的东西很不一样，超出了以往的研究范围，还引起了不少争论。
后来，成都地区发掘了十二桥遗址，代表性的遗址就是金沙遗址。研究发现，十二桥遗址的时间比三星堆要晚，那么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三星堆遗址代表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有怎样的渊源？第二，它之后是怎样发展与变化的？
根据已经发掘的遗址，江章华给我们梳理了一个成都平原远古文明变迁的进程和迁徙图。大致根据成都平原蜀文化的发展，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从距今4500年前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蜀国被秦国所灭。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四川盆地的文化一直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
"三大文明"的前世今生
【宝墩文化】
全国第三大史前古城时间：距今4500年-3700年前
目前成都平原能追溯到的时间最古老的考古学文化，学术界统一把它们称为“宝墩文化”。这个时期延续近千年。
1995年，考古工作人员在新津县龙门乡宝墩村探明了一座古城遗址，城墙东西长600米，南北长1000米，被叫做第一期城墙，到2010年，又探明了总长6.2千米的城墙，也就是第二期城墙。
考古发现，城墙围出来的古城面积先为60万平方米，后来扩建为276万平方米。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大小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城，为全国第三大的史前古城。
这座古城在成都平原上并不孤独，江章华介绍：“从1995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成都平原上发现了新津宝墩、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高山等8座史前时代的古城址，并发现了一大批同时代的古遗址，它们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其中以宝墩古城遗址发掘最早、遗址面积最大、最具有典型性，考古学界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 3700年左右，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它在三星堆之前。
宝墩文化是新石器的文化遗产。“宝墩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陶器分泥质陶器和夹砂陶。从颜色上来说，夹砂陶有灰色、褐色、外褐内灰等，泥质陶分灰白、灰黄、褐灰等，还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陶器纹饰丰富，夹砂陶的纹饰以绳纹为主，泥质陶的纹饰种类繁多，以划纹中的水波纹和平行线纹为特色。
从器形上来说，主要是平底和圈足尊。”在宝墩文化延续的数百年中，考古学者们将其分为四期，发现的8座史前古城址中，大邑盐店、高山、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属宝墩文化一二期，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桑和古城属于宝墩文化三四期。
在这些文化遗存中，学者们还发现，宝墩时期的人们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也种植粟，就是小米，可能也食用一些野生的豆类，如野豌豆、野赤豆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渔猎活动，作为食物来源的补充。
【三星堆文化】
代表一个典型的神权政治国家时间：距今3700年—商代末年
宝墩之后，四川盆地内兴起了三星堆文化。而且根据资料显示，三星堆文化的影响范围不只是成都平原这么一点点。从分布上来看，三星堆文化分布不止在三星堆遗址一处，江章华说：“目前的考古材料显示，三星堆文化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击扇和重庆峡江地区，早期阶段，三星堆文化的东边到达了鄂西地区。”而广汉三星堆遗址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风格与宝墩文化有着明显不同，江章华介绍。“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相对较少。陶色以褐陶和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橙黄陶和红褐陶。陶器多是素面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凹弦纹，还会附加一些堆纹、网格纹、圆圈纹等。”江章华补充说，三星堆时期，比较流行的陶器是施陶衣，以黑色陶衣为主，也有白色的。这一时期还盛行在陶器上加各种附件：有纽、耳、扳手、器柄等，装饰性强，还有很高的艺术性。“像器盖纽，就有鸟、鹰、虎、羊、花朵等各种多样的造型。”在器形上，小平底器是突出特点。
而三星堆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则是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特殊性质的器物坑中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它们造型奇特、纹饰精美、个体硕大，有人头像、人面具、立人像、神树等等，“这些器具大都是祭祀用的神器和礼器。在此之外，还出土了金杖、金面罩、金虎、金箔‘鱼形器\’等精美的金器。而且，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玉器。”
三星堆的青铜器铸造、黄金和玉器加工都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这些造型巨大的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青铜人像的制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一切都表明，这些青铜器、玉器的使用者身份和使用场合都不简单。当时的蜀人还会制作各类精美的玉器和黄金制器，比如将黄金加工成薄片，装饰在青铜人头的面部和器物的表面。
江章华介绍，三星堆时期的人们崇拜太阳神，统治阶层创立了整套神话体系，并相信他们的祖先与太阳神有关，太阳神是他们民族的保护神。三星堆的人们相信，必须经常保持与太阳神和祖先沟通，才能得到它们的庇佑。而统治阶级掌握了这种与神沟通的知识和能力，沟通的手段就是举行各种虔诚的祭祀活动，他们会给神灵献上丰厚的祭品，这些大型而精美的艺术品则用来增强祭祀活动的震撼力。
【十二桥文化】
金沙遗址是十二桥文化核心区时间：商代晚期—西周早期
三星堆文化发展到后期，形成了“十二桥文化”。
十二桥文化的年代大约从商代晚期延续至西周，与三星堆文化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还是以陶器为例，在十二桥文化的初期阶段，还保留有部分三星堆文化陶器，而十二桥文化陶器的基本特征是，以夹砂陶为主，纹饰少见，代表性的陶器性是尖底器和环底器。在十二桥文化中，还发现有大量的卜甲，在三星堆文化中，是见不到卜甲的。
从分布上来讲，整个成都平原都有十二桥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新津、双流、什邡、广汉等。江章华介绍，“在十二桥文化聚落中，目前发现聚落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时期是十二桥文化偏早的阶段，相当于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这个时期之间。这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环境优良、人口较多，国力强盛。而且从分布上来讲，蜀文化的对外扩张也最广：向南达到大渡河中游的汉源地区，北边达到陕南地区。在四川盆地的东部，活跃的是巴人，但是与成都平原属于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金沙遗址是十二桥文化时期遗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二桥文化的核心区。在金沙遗址中，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的祭祀区、大型建筑区、一般居址区和墓地等。在祭祀的区域内，出土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等等。这里面，许多宗教礼仪用器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相一致，说明古蜀人仍然沿袭了三星堆旧时的信仰、以及三星堆时期那套神权政治和社会管理模式。江章华补充说，有证据表明，世俗王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增强，但是神权政治和社会管理模式一直在被沿用。也就是说，统治阶层还是会通过定期举行一些仪式活动，并把这作为统治社会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华西都市报记者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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