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部作品候选茅盾文学奖 我们先选几匹“黑马”看看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万众瞩目之下，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正式拉开序幕。据中国作家网的公告目录显示：今年参评的作品一共有252部。这是茅盾文学奖自1982年设立以来，参选作品最多的一届。
在这252部作品中，有曾获过茅奖的“回头客”又带着新作“返场”，比如贾平凹的《古炉》《老生》，刘醒龙的《蟠虺》，王安忆的《天香》，刘心武的《飘窗》和韩少功《日夜书》。
还有不少非常抢眼的知名作家，也是呼声很高的选手，比如苏童的《黄雀记》，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和《妈阁是座城》等。还有一些出名很早的年轻作家，今年首次进军严肃文学，比如笛安的《南方有令秧》等。
大周末的读书君此次把目光聚焦到了藏在名单角落、默默无闻的“后起之秀”身上。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属于新鲜的面孔，但作品都强烈地彰显出作者的生活沉淀和文化素养，加上对世界独特的理解以及创新的写作手法，读来甚觉酣畅淋漓。
格非：《江南三部曲》
60后内心的宏大时代
谈到江南的文学和江南的当代作家，很多人会想起苏童，想起他的香椿树街。与苏童笔下的南方气质完全不同，江苏作家格非的笔下有一幅荡气回肠的景观，他的《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用三个故事串联起了近百年时代变迁中格局随之变迁的中国。
第一卷《人面桃花》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开头就说“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不禁让人想起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开篇有迷雾般的神秘感，整本读完后就如梦幻一样；《山河入梦》的时间设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春尽江南》则把故事时间延至当下。如此大的时间跨度，在读者以为时间将作为故事的线索时，作者却巧妙地打破了这种想象。
如果提到现今的作家余华、苏童、格非三人，格非似乎居于最后，60后的格非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一位低调冷静的学者，所以，他的作品也像是一位理智旁观者的述说记录，把所有的命题打开了空间，不去作价值判断或者道德判断，而是留下了一个含糊的臆想空间，就像一碗老汤，不温不火，一口饮完，慢慢回味，让人过口不忘。
徐则臣：《耶路撒冷》
70后的离乡和返还
“少年时代，初平阳和小伙伴们在运河边一座摇摇欲坠的教堂外，听见一个文盲老太太独自在里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初平阳一直以为是这个词的汉语发音足够动听和神秘，才让他多年来念念不忘。直到博士毕业前夕，在一个从以色列来的犹太教授的追问下，他才发现，自己对耶路撒冷的向往，不仅源于汉语发音的诱惑，更是内心里隐秘多年的忏悔和赎罪之结……”
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也是江苏人，他笔下的《耶路撒冷》相比之前的作品，更具有世界意识。故事和耶路撒冷本身并没有关系，它是一种象征，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耶路撒冷，是宁静的、最初的纯洁之地。整部小说其实是一本倒叙之书，讲述5个小伙伴的故事。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每个人都背负了罪孽和歉疚，他们想离开故乡去圆梦，却不想日夜魂牵梦萦，还是苦苦牵挂着家乡的这片故土。
故事的最后，“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这句漫不经心的话，最具寓意。
徐则臣很有野心，他想建构一个更广大壮阔的世界，当然不是单纯去写外面的世界，而是走出局限的视野，站在更高的地方，朝着远方的姿态，写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到世界去，也许是出走，也许是对故乡的重返。
颜歌：《我们家》
80后的四川方言写作
颜歌是四川郫县人，1984年出生，曾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并获奖。之后就藏在川大读书，不像其他从新概念走出的作家，她没有太多人关注，也可能觉得她的作品太年轻。
《我们家》于2012年10月在《收获》杂志发表，当时的名字是《段逸兴的一家》，我翻看过后，很觉惊喜：这个80后女孩长大了，心胸和笔墨都发生了变化。题材不局限于内心世界里的那点小九九。
麻辣的四川味道充满整本书，依稀能“闻”到豆瓣的香味。颜歌笔下的平乐古镇，就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是苏童的香椿树街一样，变成一个标签。她把我们熟悉的方言写进书里———“婆娘”“老子”“吹壳子”“耍朋友”，还有各种语气词“安”“哦”“嘛”“嗦”“咦”……绵长又多变。
颜歌笔下的家庭和中国的很多家庭有共通之处。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家事如兄弟之间的嫌隙、觊觎财产的分割，或者情事的小秘密。颜歌以夸张、闹腾、活色生香的手法，描述了这个本来沉重、荒诞的大家庭，读来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生猛过瘾。
金宇澄：《繁花》
炉火纯青的方言写作
既然已经说到颜歌的方言写作，不得不提和《我们家》在同一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的《繁花》。生于上海的金宇澄用本地方言写出的长篇《繁花》，横空出世后，当代文坛都为之一震。记得2012年发表后的那段时间，全国专门负责跑图书口的记者们都在争相翻阅。
方言与生活、与故乡有着一层秘密关系，作家用方言写作，是一种怀念和守望，也打开了全新的思路。金宇澄说：“方言的好处，是提醒我们最初是怎么讲话的，语言是怎么开始的。”
引用一段《繁花》的开场：“这天下午，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两个人坐进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离开。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了。陶陶不响。”
就这样突然被上海人的腔调带入弄堂里，又重走了一遍淮海路、南京路、苏州河沿岸和上海的老马路。
《繁花》的故事有两条主线，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在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男人身上展开，各有酸甜苦辣，一如书中沪生所说：“讲得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繁花》的结尾，是生命的凋落。
路内：《花街往事》
微缩的时代取景框
上海作协向茅奖评委会推荐了《繁花》，也推荐了路内的《花街往事》。《花街往事》刊于《人民文学》2012年7期。和徐则臣一样，路内也是70后中坚力量。 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用了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的视角，而《花街往事》中，故事的讲述人是一个歪头的孩子。他垂着脑袋，仿佛若有所思，不用正眼打量这个世界。小说记述的，就是他歪头斜视看到的世界。
这个世界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大潮变化着，因此，这部小说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史，也是对时代的记录。小说细腻而准确的描绘，让人仿佛可以闻到从那个年代街边飘来的宰鱼的腥气，仿佛可以看到那年夏日太阳照到青石板上刺眼的反光。
路内的花街，让我想起苏童的香椿树街。也许作家不喜欢被比较，但从《花街往事》中，我的确感受到了与十多年前的苏童相似的才华，感受到了相似的南方小城街道上呼啸的少年气息。
苏童笔下的香椿街是一个街区，花街则更像是一个取景框，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收入微缩的底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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