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冲突 更需法做“解药”

□李迎春 成都

几个月前，郫县安靖镇一小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40多岁的女子倒车时突发意外，坐在副驾驶位的3岁孙儿跌出车外，被车轮碾压致死。这一出悲剧发生后，这家人又面临另一个伦理窘境：按照现行《保险法》的规定，儿子儿媳只有起诉母亲，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万般无奈之下，儿子儿媳将父母和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请求赔偿各项损失50万余元。日前，这起案件在郫县犀浦法庭以调解结案，保险公司同意给予赔偿。

一家人刚刚经过丧子的伤痛，又要经历一场互为原被告官司的撕扯。从人性的角度讲，这的确是情何以堪。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场官司似乎又必不可免，其中的情与法冲突成为这起事件中最受关注的部分。有人主张放下人情包袱，有人主张修改不近人情的法律，还有人主张保险公司变通一下，不用太苛刻于赔付的前提条件……其实，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不难，难的是当事人能够不纠结地接受和放下。

这起案子虽是个案，但反映了不少人内在的传统观念和意识状态。一方面，人们愿意躲在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中，获得安全感和享受，不愿亲人对簿公堂，哪怕是只在法庭上走个形式。另一方面，传统上中国人都非常忌讳当被告，甚至也轻易不愿做原告，认为“法庭上见”是不光彩的事；如果起诉自己的父母，那就更加大逆不道了。这些观念都是建立在传统人情社会的伦理基础上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保险公司这类现代企业，其建立的基础正是清晰明确的法律制度，其运作思维和规则也必然是法制化的，事事都得按规矩来、按程序办，否则定会乱套。

实际上，这种人情与法律之间产生不适与冲突，是很正常的，不存在孰是孰非，也没有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更没有非要强迫谁改变的问题。结局正如报道所载，一家人在异常难过中走完了整个法律程序，保险公司也做了赔偿。一家人在难过中，保留了人情的真实感受，保险公司则在法律程序中，获得了规则的认可保证。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情与法律冲突的事情经常发生，纠结常在。有人说，这事如果发生在一个法治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子女和父母都不会背负对簿公堂的思想包袱，因为他们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早已认同和接受，人情已是非常次要的影响因素了。但这是由不同国情所决定的。

其实，我们也用不着纠结，反而可以将法庭作为一个了却人情债的场所。奶奶无意中压死了孙子，内心一定愧疚难过，子女的原谅也许都很难让其摆脱自责。在法庭上，通过一种正义的裁决，获得评判、补偿、救赎与惩罚，反而有助于心理上的释然。当然，这起案子是为了获取保险赔付而走的程序，即便不是如此，法庭的正义之光也可以作为一种化解人情纠结的良方。不过，前提是，法庭确实能确保真正的正义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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