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亲历的统筹城乡改革一编者按成都统筹城乡改革
——一个农民亲历的统筹城乡改革（一）
[编者按]
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实践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对于城市和乡村的传统印象。
过去十年间，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使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我们可以从梳理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大事件中找到答案，而身处这场改革中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无疑可以让这个答案增加“体温”。于是，我们走进成都一个普通的乡村——郫县唐昌镇战旗村，一个普通的家庭——王勇一家，看看他们怎样被这个城市改变，又是怎样改变这个城市的。
即日起，本报连续推出《一个农民亲历的统筹城乡改革》系列报道。
时 间：2003年到2004年
关键语：从城市回到农村
大背景：成都启动统筹城乡改革
□本报记者 胡彦殊 董世梅
[现场]
初夏的阳光刚刚爬上枝头，战旗村就醒来了。
清晨7点，村中心的十字路口热闹起来。王勇70多岁的父亲王清述早早地在这里等我们。以这里为起点，我们开始了关于战旗村昨天、今天、明天的时光之旅。
向北，是过去。王勇二哥的家就在村委会对面，村委会没变，但对面的房屋都荡然无存，变成一大片临时停车场。王清述一边走一边骄傲地告诉我们，村里每天收的停车费上万元。穿过村口的一条公路，继续向前走500米，王清述指着远处说，他原来的家就在那几棵大树下，现在全部复耕，种上了花木。
向南，是现在和未来。从十字路口出发，向前走不远，就是战旗村集中居住小区。灰顶白墙的小洋楼错落有致，门前种上了树木和花草，早起的人们在自家庭院里忙碌着。王清述告诉我们，再晚一会儿，家家户户的老年人都要送孙儿孙女上幼儿园了。再往前走，就是战旗村的未来。今天正赶上村上的薰衣草节开幕，成千上万的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和其他村民一样，王清述总会情不自禁充当起义务导游。
对王清述而言，战旗村的变化更多体现在空间上。“这里全变了，原来是一片水田；这座桥没变，原来进城赶场，常在这里歇脚。”王清述有些絮叨的话语中，除了感叹外，更多的是惊喜。
对王勇而言，战旗村的变化更多体现在时间上。在村口，我们遇见了正在疏导交通的王勇。作为村里的协警，他好几次都不经意地提醒我们注意他那套标准、精神的协警制服。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套衣服，而是对过去的告别，对传统农村生活和农民身份的告别。
对记者而言，这次短暂的时光之旅带给我们太多的好奇。于是，我们又回到那个村中心的十字路口，把时光的指针回拨到2003年，寻找答案。
抽出拉杆，箱子倾斜——王勇熟练操作着从沃尔玛超市买的蓝色条纹旅行箱。百余米长的街道，他拖着箱子足足走了十分钟。街道的尽头是一条小河，一座桥跨河而过，前面是一条田间小道。这里是战旗村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王勇停下脚步，把箱子立起来。河对面一望无际的稻田提醒他，回家了——
2003年，在深圳务工7年后，王勇重新站在家乡的十字路口。当时的他没有想到，此后十年间，以他脚下的这个十字路口为起点，战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也成为一段波澜壮阔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速
务工7年后，王勇回到家乡
光亮得可以照出人影的地板，潇洒帅气的工作服，举止礼貌优雅的同事，1996年，初到深圳的王勇进了深圳一家酒店做服务生，这是城市带给他直观的印象。战旗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村里到处都是鸡屎、牛粪，下脚的地方都没得”、“人们说话嗓门大，出口成脏”……城乡的“二元”差异，在王勇这里有切肤的诠释。
当然，乡村也有美好。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王勇回忆道：17岁那年夏天，村里搞文艺活动，拖拉机是舞台，金灿灿的稻谷是背景，他唱响了“青苹果乐园”。后来，王勇和他的 “粉丝”（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在稻田边牵了手。婚后，王勇与妻子到深圳打拼，几年后，两人分手。无数从农村前往城市打工的传统家庭，遭遇解体的悲剧，也在王勇的身上上演。这是城市带给他的伤心记忆。
2002年，中国城镇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进。越来越多怀揣着同样城市梦的农村青年还在急不可耐地奔向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一代、第二代进城打工者或沮丧而回，或衣锦荣归。王勇考虑良久，决定回乡。一方面是城市的生活几乎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但另一方面，对于回乡的前景，他也丝毫没有把握。此时，对王勇而言，城市和农村都同样令人沮丧。
王勇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接下来的数年间，回乡的王勇们成为这项战略成果的分享者，进而成为这项战略深入实施的推动者。
城乡一体化实践序幕拉开
村里老人有疑问，“农民不种地，能干什么？”
2003年夏天，王勇回到战旗村。
与土地已经十年没打交道，也不再打算重新熟悉，王勇选择在二哥王洪开的一家豆瓣厂上班。土地给王勇的感觉有些奇妙，王勇说，在外打工时，觉得离开土地有些轻飘飘的，但真正回到土地上，又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能干些什么。与土地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比王勇更年轻的一代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更加充分。这种关系也正是一系列关于土地的改革最重要的前提。
刚开始兴致还很高，每天按时8点半上班，打打电话，有时还帮着工人装袋，后来就打不起精神了。王勇觉得，那是最郁闷的一段时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感觉找不到用武之地。
迷茫的还有王勇的舅舅高德敏，他刚上任村主任不久，“那时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去看，找发展路子”。2003年3月，成都市在龙泉驿、都江堰、双流、郫县、大邑开展试点，拉开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序幕。
“啥子是统筹城乡？不晓得！”高德敏搞来几张介绍当时华西村发展的光碟，每个组轮流播，就指着画面告诉村民，城乡统筹就是要把村子建成这个样儿。王勇回忆，当时看得很起劲，感觉热情被点燃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站起来说，建成这样好是好，但从哪里找钱呢？农民不种地，能干什么？有人举例反驳，邻镇安德要建川菜产业园了，红砂村搞起了旅游。
推进城乡一体化“六句话”
村主任高德敏说，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整个社会的命根子
2003年10月以后，“三个集中”逐渐成为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热词”。按照市上统一规划，要从“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破题。
战旗村选择的是从 “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破题。高德敏坦言，当时认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似乎是“三个集中”中推进起来最容易的。这“第一仗”并不成功。战旗村4组组长金小伟回忆，当时土地集中的方案是每家每户退三分地，交给村上统一经营，取得的收益集体留一部分，剩余再分配给各家各户。“村民都不理解，凭什么我的地收益要分给集体。”金小伟说，后来只有5组和7组勉强完成了集中的任务。
王勇家就在5组。这个组土地集中的情况比预期要好。不少家庭不仅愿意拿出三分地，还愿意拿出更多，甚至全部土地交给集体。“全家没有任何人有意见”，王勇的轻描淡写与金小伟描述的沉重有巨大反差。村民的选择千差万别，对改革的方向、诉求居然有如此大的分歧，高德敏这才意识到依靠整齐划一的命令，“三个集中”将举步维艰。
2004年2月，成都出台第一个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的指导性文件《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4月，推进城乡一体化“六句话”要求出炉。就在整个成都统筹城乡开始全面发力之时，战旗村的步伐反而放慢了。“必须回到土地上找到共识”。当时的村两委决定干两件与土地有关的基础工作。
一是对全村土地进行摸底。村两委干部拿起皮尺，挨家挨户测量土地。他们或许当时并不清楚，这个行动正在为此后不久将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埋下伏笔。
二是改变农民的土地观念。那时，高德敏拿起大喇叭，声嘶力竭给村民讲：土地的确是农民的命根子，但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整个社会的命根子。如果只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就只能守在土地上，顶多多种点蔬菜粮食。如果是整个社会的命根子，就能把它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赚更多的钱。
2004年8月，成都启动“大部门制”改革，从规划入手，将过去城乡“分而治之”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进行整合。自下而上的基层智慧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悄然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改革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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