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来的圆悟”遇上“聪明的一休”成都高僧墨迹成日本国宝
《与虎丘绍隆印可状》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圆悟克勤
唐林
圆悟克勤是四川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但因其佛教地位,以前的各种中国、四川的史书对他的书法是过于忽略,书为禅名所掩。圆悟克勤的书法作品均留存于日本,其中《与虎丘绍隆印可状》在1951年,由日本国家文化财审议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圆悟克勤的书法在日本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又与一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日本高僧一休大师有关。
禅门巨匠 僧书名迹
宋代高僧圆悟克勤(1063—1135年)俗姓骆,字无着。崇宁县(北宋末年属彭州,今成都郫都区唐昌镇)人,法名克勤。他先后弘法于四川、湖北等地,晚年住持成都昭觉寺。由于声名卓著,皇帝多次召其问法,并赐紫衣和“佛果禅师”之号,后又赐号“圆悟”,去世后谥号“真觉禅师”。他是北宋晚期的禅林领袖人物,被誉为“僧中管仲”。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圆悟克勤是禅风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文字禅的代表人物。他所著的《碧岩录》被誉为“禅门第一书”,推动了文字禅的发展,日本禅僧奉为必读圣典。
《与虎丘绍隆印可状》(以下简称《印可状》),又叫《圆悟克勤墨迹印可状》,残简,纸本,行书,纵43.9厘米,横52.4厘米。书于北宋末的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十二月,为圆悟禅师62岁时住在天宁寺时期所写。现存部分为整幅的前半部19行,后半部分37行约350字今己散佚。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印可状》现存文字内容大致如下:圆悟论述了自天竺释迦、达摩乃至传到震旦后,单传六代以及五宗分派以来七百余年的禅宗心要(禅由印度传入中国并至宋代分为各派的经过),告诫及勉励嗣法弟子绍隆能继往开来,使正法久住,法轮常转。
北宋末年禅僧绍隆是虎丘派之祖,和州(安徽)含山人。九岁入佛慧院,参访诸师,后赴夹山(湖南),随侍圆悟克勤,并嗣其法,在圆悟左右长达20年。此后因服侍年老的父母而回到家乡。建炎四年(1130年),迁居平江(苏州)虎丘山云岩禅寺,他发挥圆悟禅法,四方学人投奔其门下,遂成一派,即虎丘派,故后世称他为“虎丘绍隆”。印可状是指禅宗认可修行者的参悟并允其嗣法的证明。《印可状》就是绍隆离开时,圆悟写给他的印可法语。
圆悟《印可状》书体以楷入行,乍看章法整齐,富于条理,细看则烂漫随意,写得轻松自如,清冷枯淡,用笔温文尔雅,风神超迈。笔势重心偏向右下,厚重中显灵动。结构茂密而雄强,字之大小随意布置,一任自然。行距之间疏密得宜,跌宕有致且气脉相连,富有抒情性的韵律感。深得初唐虞世南、褚遂良两家遗韵,也兼得同时代米芾行书之雅致,堪称宋代高僧中一件风格高峻、出类拔群的名迹。
圆悟克勤善书,其书不属于宋代正宗书法体系,但因广泛吸取了六朝以来,特别是唐代写经文字的营养,体现了浓郁的僧书之风。圆悟另外还有几件书法作品,如《与密印禅师法语》《圜悟墨迹》等,在日本也享有崇高地位。
茶禅一味 一休珍藏
那么,这样一件禅宗墨宝怎么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呢?相传,此件墨宝在桐木盒中随海浪漂到了日本九州南端鹿儿岛县的坊之津海岸,被人发现。由于圆悟在宗门享有的崇高威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因此他的墨迹历来为茶家所重,在高僧墨迹中视为第一品。这件墨迹漂洋过海,最终辗转到了一休宗纯(即在中国鼎鼎大名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的原型)的手中。因此,这幅墨迹在日本茶道界被称为“漂来的圆悟”。在日本,禅僧的书法被称之为“墨迹”,素有被世人尊重的风习。但笔者认为这可能完全是传说,最大的可能性仍然是当年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将其带回东瀛。
据日本茶书《山上宗二记》记述:日本茶道开山祖师村田珠光,随京都大德寺的一休宗纯参禅,大悟之后,一休将圆悟的墨迹作为印可的信物传授,村田珠光将之悬挂在茶席中瞻礼。这一墨迹成为后来茶与禅结合的最初标志,成为日本茶道界最高的宝物。村田珠光的茶道,为武野绍鸥(日本茶道创始人之一)的门人千利休所继承,并得以发扬光大。
这件作品后辗转于大德寺大仙院、祥云寺、云州松平家等,最后由云州松平直亮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云州(现日本岛根县东部)松平氏是15世纪以来日本的一个显赫家族,江户幕府的开山大将军德川家康就出自松平氏家族。在江户幕府时代,松平氏家族有许多人受封诸侯。这样的家族收藏有珍贵的中国唐宋文物文献,是非常正常的事。而在日本,显赫家族的后人捐赠家藏珍宝给国家也是一种传统。譬如,曾收藏苏轼《枯木怪石图》的日本大阪阿部房次家族,1943年就将其收藏的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包括唐代王维绘《伏生授经图》等,共160余件,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名“阿部藏品”,成为该馆早期的支柱馆藏。
禅僧书法之首
在日本,“国宝”的评定由日本国家文化财审议委员会负责,而指定与解除工作直接由文部大臣来决定。标准大致如下:美术工艺品中绘画、雕刻、工艺品、典籍、古文本、考古资料、历史资料等,重要者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富;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具有很高价值、无可替代的国民珍宝可以指定为国宝。
日本国宝有多少,查无具体的数量,不过以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例,可知数量不多。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大的博物馆,在超过10万件收藏品中,只有191件日本国宝(也有一说是87件)。但是在一些古老的寺庙,日本国宝却堪称众多,如著名的日本奈良县法隆寺,寺中珍藏的宝物中,共有国宝170件。
《印可状》是圆悟克勤最重要的遗墨之一,在日本被称为“禅僧书法之首”,它有“四个之最”:最古老的禅僧书迹、最高品位的禅僧墨迹、茶道界最高的宝物、现存临济宗杨岐派系统最古老的墨迹(杨岐派为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七宗之一,是宋代以后最为流行的禅派,后传入日本,此派在日本禅宗中势力最大),因此,无论从书法的角度出发,还是站在禅宗历史文献的立场而言,都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特别是它对日本茶道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它被日本评定为“国宝”是实至名归。
书为心画 功夫在字外
圆悟克勤对后世的书法颇有影响。出自他的法嗣及再传法嗣人物中,有多位在书画艺术上有较高造诣。比如大慧宗杲,再传佛照德光,三代法嗣四川人北磵居简、密庵咸杰,四代法嗣四川人痴绝道冲,均有书迹传世。尤其是大慧宗杲(字昙晦,号妙喜,约1089—约1163年),作为圆悟克勤之法嗣,无论在禅学还是书学上,都后出转精。隆兴元年(1163年)八月,御制赞颂赐释宗杲。宗杲的传世墨迹,为日本国公私所藏者就至少有8种之多,其中行书墨迹《与无相居士札》也被评定为日本国宝。
需要说明的是,禅宗高僧的字,其精熟要超出书家,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禅宗高僧的字外功夫,即精神修炼所洋溢的清奇出俗、没有束缚的风采,恐怕也非文人士大夫所能涉足的境界。日本中世(1192—1603年)以来,受宋元禅宗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他们眼中,象圆悟、大慧、无准、虚堂等著名禅师的墨迹,绝非任何一个书法家能在同一层次上与之相提并论。他们的墨迹是神圣的,并不是其书法技巧本身,而是其人的操行和道德,使日本人俯首仰慕。“书为心画”,也许对当今的书法家是一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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