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成都商业规模巨大 交子应运而生
宋代的交子
□李殿元\文马千笑\手绘
华尔街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一条大街道的名字，全长仅三分之一英里，宽仅为11米。虽然华尔街的街道狭窄而短，却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美国摩根财阀、洛克菲勒石油大王和杜邦财团等开设的银行、保险、航运、铁路等公司的经理处集中于此。宋代的成都，就是当时世界的“华尔街”。
宋代成都商业有很多新尝试
北宋时期，成都经济异常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北宋有开封可以和成都相比，而南宋，则有杭州可以和成都相提并论，但是贯穿两宋繁华的，却是成都所独有。长期稳定和繁荣，终于催生出中国古代最璀璨的城市：成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代的成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成都有不少尝试，这是成都经济长期繁荣的一个自然结果。宋代的成都，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前些年在彭州，人们发现了一个地窖，里面藏有大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华。
成都在宋代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游玩文化。在彭州，人们甚至开发了不少牡丹新品种，送给宋徽宗。彭州的繁华，是大成都都市圈在宋代达到顶峰的标志。
随着北宋灭亡，中原精英再次南迁，一部分精英和皇帝一起跑到了杭州，而另外一部分精英，又追随唐代先贤的脚步跑到了成都。成都再次吸纳了中原的精英，像陆游这样的诗人，后来常常在梦中回到客居成都的美好生活。
成都从战国时期起，就是全国著名的大都会；在北宋，成都的商业更加繁荣。宋代的成都是西南西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和蜀锦、绢帛、麻布、茶叶、药材、纸张、书籍、粮食贸易的最大集散地，而且交通发达，具有发展商业的深厚的物质基础。
宋代全国的巨商大贾云集成都
蜀中和全国各地的巨商大贾都集中于成都，大批采购这些商品，运销全国各地。正是适应这种商业贸易发达的需要，成都在宋代才成为世界上纸币的发源地。在宋代城市普遍发展的行列中，它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熙宁十年，成都府的商税额达17万贯，仅略低于杭州的商税额，占全国第二位。
宋代成都已是万井云错，层楼复阁，高车大马，络绎不绝，奇物异产，百货汇集，珍奇间错，布列街市；弦索夜声，入耳笙歌，十分繁华的西南大都会。象征唐代商业繁荣的季节性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蚕市、七宝寺、扇市、药市，在宋代的成都，无论规模上、内容上、时间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的范围和水平。
那时的成都，出现了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花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等按月令季节售物的物资交流集市。此外，还有城南麻市和万里桥边的鱼市。其中最著名和规模最大的是药市和蚕市。药市每年二月八日、三月九日、九月九日重阳节都要举办。市上的药材不仅来自四川内部，而且有来自海外和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药材。而蚕市交易的物品已不限于蚕农之市，成为灵药花木工商珍奇并备各行各业的物资交流集市。
不仅如此，宋代的成都还把唐末五代兴起的游乐之风发展成为游乐兼商业贸易的定期集会。据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所列的宴游聚会统计，一年之中多达25次，有的宴游聚会还常常延续几天之久。“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士女栉比，车马轻裘，扶老携幼，阗道娼爵”，十分热闹。招揽了一大批承办官物的商人和小商小贩前来从事商业贸易，游宴收的榷酤之利就达成千上万贯之多。
由于成都的引领，宋代四川的州城，已不单纯是封建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绝大部分州城都设立了商税务，征收商税。这证明新的商业性城市大批崛起。
货币交子是宋代成都商业繁盛象征
交子在古代成都俚语中，是票据、凭证的意思，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宋代出现在成都。
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作为当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的益州，经济发达，商贸活动很频繁，需要大量的现金。但是，铁钱廉价，又很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益州的主要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作为铸币的符号的交子必须靠信用来维持，然而信用的维持并不容易，一般人没有能力长期保证这一信用的存在。所以，民间发行的“私交”就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转运使薛田和张若谷的建议下，朝廷设立了“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自次年即天圣二年二月发行了“官交子”，交子的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朝廷的手中。
官交子是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1256340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益州境内，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在早期封建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是比较谨慎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也说明政府对纸币依赖信用的特性和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是有充分认识的，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介绍了我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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