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到金沙： 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 10件珍宝的遥相呼应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出土的诸多器物，其造型都令人似曾相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金沙极有可能是三星堆之后古蜀人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建立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两者之间同根同脉，前后相继（其中某个阶段可能还同时），共同构架出古蜀文明最灿烂的篇章。众多文物极强的相似性，也再次证明三星堆和金沙同根同源，是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古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把聚光灯的光环缩小，来仔细看看十件分别出土自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物，看看它们之间跨越时空的连接。为此，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金沙遗址博物馆遗产保护与研究部副主任郑漫丽和三星堆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部长吴维羲，两位专家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青铜立人与当时蜀人的祭祀行为密切相关
文物介绍
金沙遗址：商周铜立人
此展品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立人身躯矮小精干，立于一插件上，充分表现了古蜀青铜铸造工艺技术的逐渐成熟与发展。
此外，金沙铜立人头上戴着的涡形帽圈，造型与“太阳神鸟”金箔中的太阳图案极为相似，应当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头罩太阳光环，手持献祭之物的铜立人，俨如太阳神的使者，正在主持着神圣的祭祀活动，反映出金沙人对太阳神的崇拜。
三星堆遗址：青铜大立人
在三星堆众多青铜雕像群中，大立人无论从服饰、形象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都堪称青铜像中的“领袖”人物。就全世界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双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
专家解析
那么，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区别是什么呢？郑漫丽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从造型与人物形象看，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与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铜立人像非常相似，均被塑造成具有三维空间感的高高站立的人物，脸形也类似，耳垂均有穿孔，都有着相同的手势，手中都应当持握着从双手间穿插而过的器物。
不同的是三星堆大铜立人体态高大，身躯稍显瘦长，发型为笄发，脑后无辫子，头戴复杂的兽面冠，衣着华丽的多层长服（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祭服），腰不束带。“金沙青铜立人体态矮小，发型为辫发，脑后拖着三股一体的长辫子，头戴简单的圆涡形冠，衣服也是比较简易的单层中长服，腰系带，腰带上还多出了一柄短杖”。
当然，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对于该立人像所表现的人物身份，都有大巫师、蜀王、或大巫师兼蜀王等多种说法。郑漫丽表示，无论哪一种说法，立人像所代表的都不会是当时的普通民众，都应当是职掌了宗教权力或行政权力的上层贵族。“不可否认，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的青铜立人均出自于祭祀区，与当时蜀人的祭祀行为密切相关，说明两地都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类似的仪式规范。”
吴维羲也表示：从体量上看，虽然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和金沙铜立人的大小悬殊，但从图像特征、重要象征符号的运用上，却是一脉相承，显示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可以说，两尊造像都是古代蜀国社会地位隆崇的神巫形象。
吴维羲认为，就造像本身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和金沙铜立人都应是反映某种祭祀情境。“我个人认为，两尊造像内涵大体一致，都当与‘日祭’仪式有关。二者体量之所以差别甚大，可能与相应时期财力、铜矿石原料获得的难易度有关。”
金面具不是用来人戴的，而是贴附于铜器或其他材质上使用的
文物介绍
金沙遗址：商周大金面具
这张金面具整体呈立体脸谱，眼眶较大，双眼镂空，鼻梁高直，嘴巴镂空呈微张之态，略呈笑意。耳朵外展，上半部分凹入，耳垂穿孔。嘴巴微张，呈狭长方形，下颌平直。整个脸部丰满，表情威严，具有一定写实风格。
三星堆遗址：半张金面具
此次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件体量更大的黄金面具，虽然是残件，只有半张，但已足够令人惊喜。
这件黄金面具出土于新发现的5号坑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目前所发现的半张面具推测，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这半张面具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非常厚实，无需任何支撑就可以独自立起。经检测，其含金量约为85%，银含量在13%到14%，还有其他杂质。目前，这件文物还在进一步修复中。
专家解析
“加上最新公布的这件，三星堆遗址已经发现了8件金面具，与金沙遗址发现的2件金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均具有一致性。”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种近似，代表着三星堆与金沙的近亲关系。此外，王方认为，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金面具，与中国其他区域文明相比，从年代上来看最早，并主要用于祭祀活动中，属于与神沟通的重要道具。
此前通过对金沙遗址的两件金面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两件器物都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含金量均超过80%，制作工艺采用了剪切、打磨、雕刻、镂空、抛光等多种手法，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证明了该器物对古蜀先民的重要性。
经过考古学家仔细观察，金面具表面虽打磨得十分光亮，但内壁却较为粗糙，且两件面具大小不一，因此很可能不是用于活人佩戴。吴维羲提到，就目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金面具的总体情况看，金面具有大有小，既有适应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比例的，也有“微缩版”的如金沙小金面具，还有超出正常人脸比例的三星堆、金沙的大金面具，因此肯定不是用来直接戴在人脸上的。
郑漫丽也认为，根据对三星堆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分析，粘贴金面罩用的是生漆加黏土调和而成的黏合剂，而金沙金面具虽然表面光滑，内壁却较为粗糙，因此，很可能和三星堆金面罩一样，都是贴附于铜器或其他材质上使用，以其贵金属的稀有，来表现宗教与权力的高贵地位。
玉琮的出现，表明当时蜀地和长江中下游有了很深入的文化交流
文物介绍
金沙遗址：良渚文化十节青玉琮
该玉琮为长方柱体，高22.2厘米，外方内圆，中间贯穿一孔。全器分为节，每节雕刻有简化人面纹。
从雕刻工艺上看，金沙十节玉琮上的人形纹饰和良渚文化玉琮上的人形纹饰的琢刻技法几乎完全相同，具有十分浓厚的良渚文化风格，是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
三星堆遗址：玉琮
三星堆遗址的这件玉琮比金沙遗址的十节青玉琮要小很多，高约7.3厘米，黄绿色、半透明。器身外方内圆，中空呈短筒形。
专家解析
玉琮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其基本形制呈方柱体，当中是上下相通的圆筒状，有着“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玉琮中间上下相通的圆孔，有“贯通天地”的深刻含义。金沙的这件玉琮上还刻有一个人形符号，该人形很可能是当时祭祀场面的再现，而这个人的身份或是氏族的祖先神，或是带领氏族成员祈福或驱邪的大巫师。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此前曾在解析这件玉琮的文章中提到：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古蜀文化的代表三星堆遗址与河南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良渚玉器可能是跟随良渚人从二里头来到了三星堆。而十节玉琮可能是随着部族迁徙，又从三星堆流传到了金沙，即使对于当时的古蜀人来说，那也已经是一件古代珍宝了。
吴维羲也认为，玉琮作为良渚文化的代表文物之一，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均有出土，这表明当时蜀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了多层次、多形式、多维度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可能是器物的辗转流传，也可能是制器技术和观念的间接传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交流并未因三星堆文化的式微而中断。”吴维羲说，继三星堆文化后兴起的十二桥文化时期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玉琮。
商周时期四川已有老虎出没
文物介绍
金沙遗址：商周石虎
该虎形石雕材质为蛇纹岩。虎呈卧姿，昂首，嘴巴大开，威猛而狞厉，自然而拙朴，在静态之中蕴藏着动感，是商周时期不可多得的石刻圆雕艺术精品。
三星堆遗址：嵌绿松石铜虎
这件器物残长约43厘米，宽约13厘米。铜虎巨头立耳，张口露齿，昂首怒目，虎尾下曳，尾尖翘卷。铜虎前后腿部拱面有半环纽，应是用以套穿绳线或铜丝，以便悬挂。造型气韵生动，不仅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也表明虎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专家解析
郑漫丽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均出土了许多有老虎形象的器物，“这些器物中老虎的形象相对写实，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老虎已有一定认知并怀有崇敬心态。” 郑漫丽说。
在三星堆二号坑和金沙遗址祭祀坑中曾发现虎牙，金沙还发现老虎下颌骨，结合古环境学分析，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森林密布植被茂盛，且水源充足，满足了老虎、大象、犀牛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需求。可以确定，当时的巴蜀地区常有老虎出没，这种大型猛兽无疑令当时的先民感到畏惧，因此将其作为崇拜的自然形象之一。
吴维羲也表示，古代西南地区多虎，《山海经》亦谓蜀地“百兽出没”，自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金虎形箔饰、铜虎形器及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虎观之，足知先民对虎已有十分细致的观察。虎的图像，既具装饰功用，亦具族徽及宗教巫术意义。
金杖很可能是古蜀国的“王者之器”，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文物介绍
三星堆遗址：金杖
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该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而成。
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雕刻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靠近杖内部的两组图案大致相同，上方是两只鸟头部相对，下方是两条鱼背部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
金沙遗址：金王冠带
金冠带的表面刻有4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分别由头像、箭、鸟、鱼组成。
鸟纹位于箭羽与鱼之间的箭杆后方，鸟头与鱼头都朝向箭羽方向。圆圈纹位于每组图案之间，外轮廓由两道旋纹构成，中间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圈，每个小圆圈的上下各装饰了一条横道，组成类似人面的图案。
专家解析
这两组惊人相似的图案，都出现了鱼、鸟和箭的元素，究竟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呢？目前学术界认为表现的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两个部族联盟而形成了鱼凫王朝；图案中鱼和鸟的图案便是鱼凫王朝的徽号、标志。一种说法则认为，金杖上的鱼鸟图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对这件法器性质则有“王杖说”“法杖说”“祭杖说”等。
来自金沙和三星堆的两位专家都倾向于金杖很可能是古蜀国的“王者之器”，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原王朝以鼎簋制建立起国家的等级制度，而三星堆以杖象征权力，显示出浓厚的神权色彩和地域特色。”郑漫丽说，“至于图案这块，我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至少反映出从三星堆到金沙，当时政权的统治者在族属上应该具有同一性或连续性。”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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