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笔记》里的“小人物”
《时间笔记》
□ 熊文佳
梁平是一位爱讲故事的抒情诗人，他的《时间笔记》虽只收录了近年的诗作，却凝聚了诗人多年来心中的情感与郁结，其引人入胜之处一是在于他所写的故事在取材于社会生活的同时还体现着社会发展变化；二是抒情与故事交叉，使得写人的抒情诗能够自然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叙述繁简得当，明晰了诗与非诗的界限。总的来看，《时间笔记》的作品分为写人与写景两类，写景写诗人所到之处，必有回响；写人写行旅中遇见的人，其中又分为现实中的相遇和想象中的相逢，前者多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小人物”，有旧识、有新知，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也有擦肩而过的人，后者多写“我”与历史人物在时空的交集下打了个照面，触景生情，二者连接了过去与现在，共同汇成了时间的长河。其中梁平以“小人物”为对象所描摹的众生百相，秉承了诗人一以贯之“诗歌要说人话”的抒情主张。
诗歌可以写人物，也可以不写人物，譬如梁平诗歌中写人的作品并不占多数，叙述性特征不算显著，但数量并不等同于分量，在梁平为数不多的以人物为对象的诗歌中，我们仍旧可以发现诗人对普通民众生存现状的关注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
以“普通人”称呼《时间笔记》中涉及到的各色人物是合适的。他们是以传统技艺谋生的人，如越西银匠、养蜂人，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是从古老中国传承下来的匠人精神，初心不改。时间流徙，他们是新一代的年轻人，是成都致民路上骑着摩拜单车擦肩而过的红衣女、吆喝的店家小二，是天府广场两个飒爽英姿的巡警、三个玩手机的少女和一个埋头工作的环卫工。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诗人在感受到进步的喜悦的同时也深表忧虑，忧虑现代科技的利刃在减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新时代的年轻人被各色的诱惑遮蔽了双眼，看不见“春熙路上的孙中山”。这种“盲”不仅是人不见物，更是人不见人，人们习惯戴着“生旦净末丑”的面具示人，看不清人的本来面貌。“一二三四，彼此彼此/我和我身边的凡夫俗子”（《反省》），“我”亦是普通人之一，“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只有“卸下面具，卸下身上的装扮”才能“突出四面埋伏的围困”（《卸下》）。
“我”和“我”生命中所遇见的小人物构成了梁平笔下的“花名册”，“东西南北的张三李四王五，上下左右的赵八钱七孙六”，都是人世间来回一趟，要说“他们姓甚名谁”，能够指名道姓的终究寥寥无几，只不过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
“我”常常作为次要人物穿插在《时间笔记》的人物打量之中，贴近生活，以“平民化视角”写发生在周遭的人与事，是诗人“诗要说人话”的艺术实践，也拉近了诗与人之间的距离。
梁平写人，除了“过客”之外，更直捣人心、引人深思的作品当属“邻居们”的故事。第一人称“我”的在场，如“我见过娟娟的哭”（《邻居娟娟》）、“我和他同届同门”（《刑警姜红》）、“屋檐下住了两个人，我是一个，另一个，从来不和我说话”（《屋檐下的陌生人》），既体现了诗人以生活入诗、关注现实的创作动机，又达到了以故事的真实可信引发读者兴趣和共鸣的阅读效果，既是作者的真情流露，又体现出独特的表达技巧。
时光流转，回忆往事，旧事重提，是《时光笔记》中与当下相对的另一走向，如梁平所说的“写作必须和时代发生关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关系，一定要找到一个精神依托，也就是要找到‘根’，要说人话”。
《屋檐下的陌生人》讲述十八岁时一个与“我”同屋三年的大爷、《队长婆的麻花鸡》记述了知青时代偷吃的趣事等等，在这些回忆的碎片中，作者十分注重细节描写，由此重现往事，并尽力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延续人情的朴实善美。再者，人是植根于故乡的，长期生活过的地方称之为故乡，重庆和成都都是梁平长期生活的地方，他写道：“重庆，成都，生活的储存与流放，/我身在其中”（《墓志铭》），双城的意义于诗人远不止故乡的地理所指，而是其写作的动力以及栖息的精神家园，除生活过的痕迹以外，那“未曾谋面的祖籍”——丰都亦是诗人心底的“根”，那里留存着“我”祖辈的故事，于是有了《剪纸》《老爷子》等满含深情的作品，留恋与遗憾并存，“我不在那里生长，那是我的归宿”（《丰都》）。
《时间笔记》中的小人物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大富大贵。诗人以小见大，从身边细微的人事变化中提炼出创作题材和主题，抒写普通人的生活。说人事，讲人话，于诚朴中求真味，于直接中求隐奥，既是诗人的初心，也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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