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手馈赠以词语包裹的礼物结集送达至今天” 诗人陶春生前参与主编诗刊纪念文集出版
诗人陶春生前参与主编诗刊纪念文集出版 《存在》诗刊。
纪念文集内页。
诗人已逝,作品流芳。11月16日诗人陶春因突发病症逝世,得年49岁,引发诗歌圈震惊和缅怀。12月22日,封面新闻记者从刘泽球和陶春夫人陈雪那里获悉,由陶春、刘泽球、谢银恩主编的《存在诗刊创刊25周年纪念文集》经过长达两年的编辑和审校,终于由成都时代出版社正式出版。
痛惜陶春离去《存在》仍坚持诗歌的信仰
看到新书出版,陶春的好友、与陶春一起创办《存在》诗刊的核心人物、诗人刘泽球很感慨,“2020年是《存在》诗刊25周年,我们要办一个纪念专辑,一共两本书,是陶春、谢银恩和我一起主编的。陶春非常看重这本书。这本书需要整理过去25年的稿子,工作量很大,花费了两年时间。虽然这本书是我们一起编辑的,但陶春的工作要稍微多一些 ,比如他去联系出版社 ,盯印刷厂等。就在陶春去世前几天,他刚刚跟出版社签字,表示同意付印。尽管陶春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存在’仍将继续对诗歌和信仰的坚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存在诗刊创刊25周年纪念文集》分上下两卷、总页码达792页,“天上的炉火”诗歌卷分为“存在之核”、“存在烽焰”、“存在境遇”三个部分,共收录144位诗人的作品;“楔入岩石的灯盏”文论卷分为“时光镌刻的骨骼”、“批评与争鸣”两个部分和附录《存在》简史及大事记,共收录54篇文论和随笔。其中包括邱华栋、张清华、吴思敬、霍俊明、陶春、王学东、何光顺、向以鲜、张卫东等人的文论、随笔。
《存在》诗刊创刊于1994年12月,正式出刊于1995年1月。2020年,《存在》已经坚持办刊了1/4世纪。该刊物主要发起人为陶春、刘泽球、谢银恩、吴新川、梁珩和索瓦。截至目前,已出刊13辑。2006年由陶春、刘泽球主编的《存在十年诗文选》由远方出版社出版,2010年《存在诗刊》第九辑推出“新世纪十年川渝诗歌大展专号”,是四川、重庆行政区划调整后两地当代诗人创作首次集体展示,2016年《存在》第十辑推出“向新诗百年致敬组诗专号”。
深度梳理诗歌观念陶春留下后记《以词为证携火前行》
陶春生前在后记《以词为证 携火前行》中,深度梳理《存在》诗刊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他的诗歌观念,“仿佛昨日,时间之手馈赠以词语包裹的礼物结集送达至今天,已整整耗去了二十五年光阴。年岁之加减,留下的残酷运算结果,除去几枚单调、枯燥、抽象的数字或数字组合,相对于历史长河之一滴,在这些数字内,所包含的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以活生生呼吸的血肉面对生、死,及其遭遇相关苦难与喜悦的诸多不可言说的体验;对世界内在奥秘及其生存真相所引发的持续不断的谜一般的深思、书写与仰望——构成了其间最为惊心动魄的价值与意义内核。”
他还表达了对四川诗歌的看法,“在这片神性依然十足的盆地内,又聚集起一批更年轻的,要去为心灵与生命梦想尊严而战的诗歌斗士。在充分承接与吸收朦胧诗及‘第三代’诗歌留下的语言经验及精神矿脉的遗产的同时,他们开始更深浸淫进本土更远时间形成的古典诗歌传统,及西方外域诗学的哲思,开始有意识地逐步做出自己内省的价值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
他也再次重申了《存在》办刊的宗旨“在于强调它的民间性、深入性,及精神与文本的开放性。其次,它强调个体创作自由的至上原则与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存在’一词作为整个欧洲之思的动力核心(从巴门尼德的‘一·始基’到海德格尔的‘去蔽·澄明’),它古老的、活的源泉及故乡,根植于古希腊哲学最朴素的开端,即对人本身之在穷竭的追问和不懈努力的争取与命名。在东方,它的同义词则被称为‘道’。亲体躬察、倾听,并通过对自身广阔无垠的内在空间(天、地、人、神及万物并存)所具持久恒常之物的无声领会与忠实应答,人性之诗意生存根基的深度因此被奠定”。
陶春与刘泽球共同书写《存在》双城记
诗评家、诗人胡亮为该书作的序文中,对《存在》诗刊对诗歌发展的贡献,给予深入细致的剖析。他说:“《存在》创刊于内江和德阳,时在1994年12月,主要发起人为刘泽球、陶春、谢银恩、吴新川、梁珩和索瓦。刘泽球居德阳,或为《存在》之祭酒;陶春居内江,实是《存在》之掌门,两者共同书写了一部诗与友谊的双城记。”
在胡亮看来,“陶春是《存在》的灵魂。此君生于1971年,祖籍重庆合川。所著短诗集《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长诗集《尖锐之所在》、文论随笔集《品饮一滴词语之蜜倾泻的辉光》均为蜀中诗界所惜重。其三重身份——诗者、论者和编者——分不清轩轾,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的一个诗歌独在。”
对于陶春的文论,胡亮也给予高度评价,“笔者很早就曾注意到陶春的文论。作为理论家,或作为批评家,陶春在社交与求真意志、感性与性感、激情与判断力、现场与历史感、文学刻度与哲学刻度、地域性与全球化视野之间履险如夷,并能自成一种具有较高辨识度的诗化文论。他的献祭般的写作,如同雄鹿以血养角,自有风骨与襟怀,让笔者不敢轻易诊定其在西学上的偏头疼,更不敢贸然向他描绘汉语和古典对于批评文体学建设的可能前景。”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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