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锦西，并置十景
读书杂感
－－读《走马锦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
□谢天开《走马锦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是一本关于成都的历史文化随笔集，该书在叙事方式上有三个突出特征：文学现地性、文献并置性与地方性知识。
这里的文学现地性，是指这本历史文化随笔所凸现的现地性与文学性。因为本书的作者黄勇本身是资深的新闻人，凡有所为，必有所用。因此，在文本中，始终是将叙事作为一种交流，即将过去的历史，始终与现在当下进行交流。所以他的笔触下有明显的现地性色彩，有自己的感受介入。
如此的叙事方式，将读者带进文化现场，而且呈现出一种成都文化传统的说书人摆龙门阵式的通俗性。然而，这种通俗性又富于浓厚的文学气息，金句迭出。如“岁月静好，诗和远方，莫过于此”。这样的融叙述与抒情的句子，让人在阅读时非常舒适而心生想象。
第二个特征：文献并置性。引述的文献具有考证与并置的特色。关于自唐代以来十景之一“市桥官柳”的“市桥”的考证，这本是杜甫成都诗中的一桩疑难，因在“晚唐修筑罗城时，郫江改道，江上的五座桥包括市桥在内，均被弃置”。为考证“市桥”位置具体所在，该书中既引证东晋《华阳国志·蜀志》，亦引南朝梁朝《益州记》，再至南宋《方舆胜览》，又举例今人历史学家蒙文通与冯汉骥的考证；亦引证今人所编著《成都城坊古迹考》；还运用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出土文物作为证据，最终清晰地确定了“市桥”位置所在。
该书在文献处理上还采取类似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并置”，成为此书最有光芒的亮点。在“明朝后期，蜀王不能随意出城游玩”一节记述：“明孝宗对蜀藩明显‘违制’行为给予了明确指示：‘今后各王出城，仍照例先期以闻。’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今后必须按规矩来。”
如此“藩禁，使得各地宗藩成为朝廷圈养在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第一任蜀藩王朱椿的“以诗乐治西川”的策略下的种，到两百年后第九任蜀藩王朱让栩的西川成为“宗藩首善”开出的花，其间经历了明朝“藩乱”与“藩禁”的风风雨雨。
序章“并置”了第一任蜀王、第六任蜀王、第七任蜀王、第九任蜀王的叙述，“并置”的功效超出了文本，让读者的阅读有了生长，有了会意，对“以诗乐治西川”针对的对象有了各自的理解与看法。
第三个特征：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与时空相关并具特定的历史情境性。在叙述唐宋时期，成都人好喜好游乐一节时，列举了一个成都人的口头禅“安逸”。“安逸”出自《庄子·至乐》：“所苦者，身不得安逸。”也见于《孟子·尽心》：“四肢之于安佚者，性也。”佚，通“逸”。“安逸”是一个典型的成都方言，然而，当随笔记述了这个方言词汇与古代经典发生的关联后，便成为一个“地方性知识”，凸现了成都自古民物殷阜，人民多溺于逸乐的集体无意识。
这样的地方性知识，亦可视为一本明代蜀藩王的秘史：从第九任蜀藩王朱让栩的《市桥官柳》“拾翠佳人停绣幰，踏青公子驻花骢”诗句，引出其父亲蜀昭王朱宾瀚与母亲刘氏的爱情佳话。如此关于蜀藩王们的城市生活，在随笔中不时记述，从而反映明代成都上层的生活风情与风尚，以及对成都社会生活文化的影响。
当然，作为一本历史文化随笔集，在对于明代蜀藩王们笔下的“成都十景”，作者在后记有一个具体的评价，这是该书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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