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益州府官的忘年之交
苏轼、张方平的影视形象。
清代《三苏全集》眉州刻本。据三苏祠博物馆
□夏钦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纵观苏东坡一生的成长经历，他之所以日后成为天纵之才，成为千百年来人人喜欢的历史人物，在于他是棋琴书画样样精通的全才型人才，在于他无论顺境逆境都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于他始终以人为本的悲悯情怀，在于他作为生活大师的触手可及……这种性格、气质和才华的养成，除了良好的家风、过人的禀赋之外，与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
复盘苏东坡66岁的人生历程，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终身受益的老师？他是如何知恩图报的？当他成为一代文坛宗师时，又是如何布道，带领一帮弟子，将文化的火种薪火相传的？
壹 启蒙教育种下独立思考种子
话题得从苏东坡的启蒙教育开始谈起。
一个人的儿时经历，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可以治愈一生。
在老家眉山，少年苏东坡先后接受了张易简和刘巨（字微之）的启蒙教育。
八岁时，苏东坡进入天庆观官办小学，师从道士张易简。张易简是不拘形式的好老师，而少年苏东坡是个非典型好学生，天资聪明但也贪玩好动，师生情谊合拍，对东坡后来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张道士不仅教给学生们诗文，偶尔也讲些道家故事来娱乐娱乐学生。这样宽严相济、严肃活泼的教育方式，学生自然听得入迷。那帮同学中，苏东坡和一个叫陈太初的最为优秀，他们的名字后来都留在了史册上。苏东坡自然是因为名满天下，而陈太初却是因为人到中年走火入魔，在一个新年到来时“升天”死去，被东坡晚年在《东坡志林》中记了一笔而留在史册上的。
话说某一天，张道士一个从京师归来的朋友，到苏东坡求学的学校与张道士高谈阔论，并拿出名士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与之分享——两人谈得起劲，什么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不绝于口，苏东坡听得好奇，不免要问老师，“诗里写的什么嘛，你们谈得那么开心？”张道士与友人谈兴正浓，被毛头小子打扰很不以为然，“去去去，老师谈事，你瞎掺和什么啊？”小小东坡一听就不高兴了，抗议道，“如是天人，则不敢知，假使他也是凡人的话，为何不可问？”你看，东坡年少时就是这样不惧权威，这种远高于同龄人的心气，让老师既吃惊又喜欢，便换了口气，认真给他讲：当今圣上尚文轻武，朝廷人才济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是当今天下的人杰，是大宋江山的栋梁……张道士和少年苏东坡也许都没有想到，这陌生而遥远的四个名字，多年后，除了范仲淹无法谋面以外，其余三个人，都与苏东坡的生命发生了重要的交集，有的甚至影响了他一生。
从张道士那里学习三年后，苏东坡退学回到家中，接受了一年母亲的教育，然后进入眉州城西寿昌院学堂，师从学者刘巨，相当于从小学念到了初中。刘巨爱教学生书写诗词，自己写了得意的句子，也不忘与学生们一起分享。
一天，刘老师作了一首咏唱鹭鸶（又称白鹭）的诗，最后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刘老师摇头晃脑地吟唱，等待着学生们热烈的巴巴掌。哪知少年苏东坡却站了起来向老师发难，他认为“逐风斜”改为“落蒹葭”要更好些，理由是老师的诗意境虽然好，却让鹭鸶找不到归宿，而“落蒹葭”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刘老师先是一愣，继而表现出十分欣赏豁达的表情说，“吾，非若师也！”就像当年的张易简道士，明确说：小哥哥，你太腻害了，本人没有资格再当你老师了。
实际上，“逐风斜”与“落蒹葭”究竟哪个更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比起老师对诗句优美意境的追求，苏东坡更关注鹭鸶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这和多年后苏东坡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具有对天下苍生怜悯的博爱情怀多么一脉相承啊。
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多年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席话，被人们奉为圭臬。千年前，偏居眉州一隅的张易简和刘巨，自然讲不出如此诗情画意的教育箴言，却用切身的教育行动，在一个叫苏东坡的少年心中种下了一颗独立思考的种子。贰 慧眼识才益州府官成伯乐
北宋政坛有一个良好的风气和传统，凡朝中大臣外放地方任职时，皆有替朝廷发掘贤能的责任。从后来苏东坡的成长历程来看，他仕途起步最关键的一步，恰恰是得益于这种机制，受益于时任益州（成都）府最高首长张方平的点拨。张方平有两点功不可没：一是指点了苏东坡求仕的最佳路径，放弃传统的解试路径，而是直接赴京应举；二是放弃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向主考官欧阳修推荐贤才。
张方平字安道，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和滁州（今属安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杭州、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长官。神宗朝，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在给神宗皇帝的奏折中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宋史》称“方平慷慨有气节”。
至和二年（1055年），张方平知益州（成都）府，苏洵虽然自己屡考不第，但在外游学多年，视野开阔，对两个儿子的学业前途还是相当重视的，对于成都新来的行政长官，他早就听闻其大名。苏洵在张方平上任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到益州府拜访了张方平，与他纵论时事，针砭时弊。一来二往，苏洵的雄才大略与满腹经纶，引起了张方平的兴趣，也才有了后来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到张府拜识，获得张方平赏识的后话。对东坡两兄弟，张方平在多次考量之后，惊为人中之龙，尤其是东坡，张方平认为是“人间骐骥”。
有意思的是，张方平对苏家的举荐，首先是与他纵论时事的苏洵。张方平先是给朝廷举荐苏洵为成都学官（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同时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封信，并附上苏洵的得意之作。尽管成都学官之事久未下文，但张方平的古道热肠和率真耿直，由此可见一斑。
苏洵向张方平汇报，想让苏轼兄弟先在蜀中应乡试，张方平却认为，这是“乘骐骥而驰闾巷”，大材小用，力劝苏洵让二子直接赴京应举。但想要赴京应举，没有人推荐是不行的。苏洵便想请张方平作为两兄弟的推荐人。张方平说：“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并不顾自己与欧阳修原有嫌隙，毅然写信向欧阳修推荐苏洵，并资助盘缠。叁 为国荐才
张方平欧阳修摒弃前嫌
张方平与欧阳修，都是名满一时的朝中大臣，但政见有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私交也就谈不上。张方平与欧阳修关系不睦，缘于在朝廷工作时的一件政事上，当王拱辰在“进奏院事件”中对苏舜钦等实施“一网打尽”时，张方平站在王拱辰一边，并进而打击范仲淹，欧张由此交恶。但当苏东坡的才华进入张方平的法眼时，本着为国推荐人才的目的，不顾个人政见的不同，向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写了推荐信。
事情的发展沿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进行，桥段是我们都知道的，高人与高人对人才的爱惜都是相同的。欧阳修不仅接纳了张方平的推荐信，还和张方平一样，用此后余生的精力提携三苏一家，三苏后来确实也不同凡响，尤其是苏东坡更不负众望，千年之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远在两位恩师之上。张方平与欧阳修两人，都从为国荐才的角度出发，摒弃前嫌，合力将“千里马”推上舞台中央。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步入仕途遭遇的第一大劫，此后他的人生沉浮，皆与此有关，当人人惟恐避之不及时，早已退休赋闲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张方平，却奋不顾身地上书朝廷营救苏轼。老人家给神宗皇帝写信，呼吁赦免苏轼。张方平托南京的地方政府递交此书，可是官员们不敢接受，张方平大怒，就叫儿子张恕直接去交给朝廷。张恕生性怯懦，在登闻鼓院门外徘徊了很久，终究没敢交出去。后来苏东坡被定罪后，张方平也因与苏轼的交往而受到牵连，罚红铜三十斤。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他们的忘年之交始终不渝。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无疑，张方平是三苏父子的伯乐。从至和二年（1055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与张方平相识，到元祐六年（1091年）张方平去世，双方维持了长达36年的友谊，正是这种知遇之恩和漫长时间的了解，使张方平与苏东坡兄弟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关系，他们不是门生之谊，却胜过万千门生之情。
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到京赴考，张方平还为他们提供了车马和资金支持。后来苏东坡兄弟到外地任官，只要能绕道到张方平处，往往兄弟俩一起去逗留就是两三个月。苏东坡在谈起与张方平的交往时这样写道，“我游门下，三十八年（虚岁），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张方平和苏洵年龄相差只有两岁，志趣相投，交往甚密。苏洵去世后，张方平和苏轼兄弟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苏轼兄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受政治排挤，张方平不怕牵连，屡屡伸出援手。对于苏轼兄弟，张方平十分信任和依赖，他临终前，将后事全权委托给他们办理，“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此外，张方平的女婿王巩与苏东坡兄弟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说两家为世交之谊，一点也不为过。
苏东坡一生只写了7篇墓志铭，其中就有给张方平的，洋洋洒洒五六千言，对张方平85岁的人生进行了系统而全面、深刻而生动的总结，言语之间，充满了温情和悲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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