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微观世界与社会空间 读《显微镜下的成都》
□林颐
在历史学传统的学科分工里，以分析空间为主要工作的是历史地理学。不过，新史学扬弃了这个观点，空间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范畴，也应成为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分析对象。
王笛的史学研究始终围绕故乡成都及长江上游区域来描述、分析社会空间，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小生意、日常文化和公共政治，1900—1950》和《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和秩序》等。
这部《显微镜下的成都》包括四个部分，即：街头，进入城市内部；茶馆，打开微观世界；袍哥：解谜秘密社会；麻将：跨世纪的困惑。该书前三部分大致上就是王笛若干旧作的简明摘要版，第四部分是新增补的近期研究，分析思路与茶馆研究接近，可视为茶馆的延续和变体。如果没有读过王笛作品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这本书当作入门，快速了解。
与汉学家更关注的京沪广等大都市相比，近代成都和其他中国城市在自然形态和社会组织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偏居西南且是省会的成都又有着独具特色的地理区位、历史条件和人情风物。
从1995年着手写作《街头文化》一书起，王笛便竭力发掘关于成都地方文化的细节资料。他谈到自己集中考察和回答的一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
王笛在处理茶馆时，不只关注其内部运作、茶馆与客人的关系，而且侧重探讨信息交流、经济交易、社会纠纷、行话规则、文化表演、政治谋划等活动如何在茶馆这个小世界里有条不紊地进行，并且还讨论了现代民族国家对茶馆的改造及其结果。没有哪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拥有如此多的茶馆，没有哪座城市的茶馆像成都那样具有如此多的功能。成都的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吧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作为社会公共场所是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如果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刻。
王笛早在讲述茶馆时就提出了“显微镜”的比喻，他在“显微镜”下对成都这个“肌体”不断进行全面考察和细致描述。在茶馆的人群构成里，“袍哥”是一个有着民间话语权力的特殊群体。在雷明远为中心的《袍哥》里，王笛进一步分析了在《茶馆》里就注意到的袍哥“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以及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政治、经济等共同运转所构建的一个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独特气质的中国近代民间社会。
王笛还一直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并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本书的多处场景，比如，1900年1月1日，成都的茶客们是安逸的，他们对于遥远的华北平原正在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就算有些风声，也不过是几声唏嘘。比如，雷明远亲手处死与裁缝偷情的继女的沉河场景。人物的情态、心理活动、对话，亲人的焦虑、悲痛，周围人们的目瞪口呆与雷明远本人的反应等描写都有着栩栩如生的画面感，类似史景迁《王氏之死》的笔触。历史学家G·斯皮瓦克有句名言：“底层人能说话吗？”我们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考察他们的思想行为。
王笛的研究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实践。不过，“微观史”所表明的规模与其对存在的局限性的承认，实际上也意味着研究对象资料可能的枯竭和研究方法与内容的重复，另外，还要注意，修辞化叙述对于历史研究可靠性的干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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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