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面,打酱油及其他……
“打酱油,调面啰,买盐巴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乡村商贩开始出门了。现在,一辆小皮卡,就可以装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走村串户,服务到家。商贩的车厢上,挂着一个充电的小喇叭,叫卖声录入小喇叭里,费电不费力。收款的二维码挂在小喇叭旁边,选好商品,手机一扫,在家门口轻松完成交易,既方便又快捷。
曾经,调面、打酱油、称盐巴,是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成都周边的农村人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时的东山五场之首——成都市青白江区廖家场整个场镇,没有超市商场。大大小小的加工厂和幺店子,星罗棋布,像繁星点点,散落在农村旮旮角角,成为乡下人调面、打酱油、称盐巴、买针线的主要场所。
大人们要在生产队干活儿挣工分,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调面和打酱油上。于是,娃娃们放学后,就成了家庭生活物资采购的主力军。我是千千万万“调面娃”中的一个。
“调面”四川话也叫“左面”,就是把家里的小麦、玉米拿到加工厂去换面条。“左”也是“调”和“换”的意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家里经常有面条可吃,是非常令人向往和惬意的事情。
根据小麦的干湿、饱满程度,一斤小麦可以调7到8两面条。而玉米就廉价了许多,一斤最多只能调4到5两。
在廖家场出场口,往洪安火车站方向,有一个名叫“双滴水”的水磨坊最为有名。磨坊大气恢弘,扎实稳当得很。双滴水水磨坊横跨一条坡度约为45°的河流建造,不仅能做细面、宽面、咸面、白水面、蔬菜面、鸡蛋面、二叶刀等五花八门的各种面条,还能磨粉、打米、榨菜油。有磨盘直径达2米多的牛拉大磨,也有直径不到一米的小磨。大磨由两头被蒙住双眼的粗壮的水牛一起发力;小磨则由磨坊下面的流水为动力转动。
“牛拉磨,为什么要把眼睛蒙住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使牛的人说,蒙住免得思想开小差。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牛在工作的时候,眼睛被蒙住,是为了长时间围着一个打磨盘出力转圈不头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拉磨的牛听着脚下激流声,黑暗的工作环境就是它们的整个世界。
大磨磨重,双牛发力一起才拉得动、转得快,磨出的粉又白又细。做面选精粉,必出大磨。所以,每次呼哧呼哧把面条往嘴里送的时候,那两头牛的身影老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那时,电在成都农村尚未普及。挂面做出来后,要靠自然晾晒。夏天天气好,背上半背篼小麦,很快就可以把面调回家。遇到梅雨天气,很多时候白跑一趟。磨坊里的储备面条在一天天减少,调面吃面的人一直有那么多。储备的面条完了,那就只好等刚做出来的面条晾干。
记得1979年冬天,为了调到面条,年幼的我受全家之托,背着沉沉玉米去调面。连续一周,跑了六七家加工厂水磨坊,都无功而返。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母亲就开始烧水了。她说,这次我把水烧起等你,也许水烧开了,你就回来了。我确实在母亲刚刚把锅里的水烧开就回到了家里。但是,我背回来的,还是玉米。母亲一气之下,从粉缸里抓起两把玉米粉,洒进翻滚的开水里。熬了一锅可当镜子照人影的清粥。
家里有面条,通常会留着晚上吃。在全家人眼里,面条是一日三餐中,最美味的食品,必须留在时间最充裕、全家最放松的晚上慢慢享用。同时也是对一天辛苦劳动的犒劳。
母亲是个美食家,做的米酒花白香甜,灌的香肠香飘山川河谷。而在做面条佐料时,更为讲究。摘些青辣椒,剁成细末,把菜油煎熟,趁热淋入青椒内,加上葱葱蒜苗,加上酱油少许醋,不用味精香料,那面条好吃得从脚底舒服到头顶。
我说的打酱油和称盐巴,是在瓶装酱油和袋装盐出现之前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在乡下酱油不分等级,没有好孬之说。带上自家的空瓶子,到幺店子打个半斤1斤酱油,价格在1毛到2毛钱。再打上一斤醋,8分钱。盐巴1毛5一斤,全家可以吃上一两个月。平时家里的下饭菜,以地里采摘的豇豆、大蒜、红萝卜、半红海椒做的泡菜居多。酱油主要用于吃面条的佐料,这就更凸显了酱油在物资匮乏年代的尊贵地位。
曾经,年幼的我背着玉米小麦去调面,打着两毛钱一斤的酱油,称着一毛五一斤的盐巴。如今走村串户的商贩,虽然仍用“调面”和“打酱油”的说法,过去的单一交易方式,却已被多样化服务所取代。过去和现在都是“调面”和“打酱油”,叫法一样,内涵却完全不同。它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留住的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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