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成都人饮水简史
百年前的成都，城外围绕着南河与府河，城内又有金河、御河穿过，还有纵横的沟渠，湖、塘、池、堰星罗棋布。在水边却喝不到干净的水，是以前成都人的烦恼。
从1909年傅崇矩编写的《成都通览》可以看到，当时成都人喝水有三个来源，第一是河水，但必须在城外的码头挑，因为城内的御河、金河已经成了淘菜、洗衣、扔垃圾的地方；其次是井水，成都地下水水质偏碱，味苦，当时就如今内环这么大点地方，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就在这么巴掌大的地方，重复污染是难免的，井水最多煮饭用一下，一般不直接喝或者泡茶；其三是堰塘的水，城外堰塘的水或许还可以喝，城内堰塘的水来自街巷阴沟，已经脏得洗衣服都不行了。
所以但凡家庭条件好点，喝的水都要是锦江和府河两条河里挑来的“河心水”，成都的饭馆、茶馆，也都要号称自己用的是河水。没钱的穷人，只有将就喝井水。当时净水的土办法就是先把井水烧开晾冷，然后除去杂质，再烧开又晾冷，再除杂质，“烧过两次，则井水回甘如清泉矣”。
后来成立的利民自来水公司，从南门万里桥下架起水筒车引水穿过城墙，通过专用管道输送至城内的蓄水池中，当时华兴街、盐道街、学府街、总府街等处都建有蓄水池，再用人力挑水或者板车拉水出售。
这个自来水和现在的自来水差别还是很大。再后来，社会动荡，管道脏了坏了也没法及时维修，自来水的口碑越来越差，1926年，成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终于宣布停业。停业后，有识之士一度发起成立“自来水委员会”，计划新修自来水厂，可惜谈到钱就没了音信，到1938年，成都市政府出面欲修自来水厂，也是因为财力有限而夭折。
到了1944年，重庆、贵阳、昆明都有自来水厂了，独独成都没有，这才终于把修自来水厂提上议程。新建的自来水厂就在今天的送仙桥旁边，以摸底河、清水河作为水源。
直到1946年自来水厂才开始供水。根据资料显示，建成的自来水厂日产水不过5000吨，以当时的成都市人口计算，能吃上自来水的只有2.64万人，大部分的成都人还是只有喝井水或者河水。
净化的自来水的确要比之前的河水和井水好喝，尽管当时仍然没有管道进户，必须到固定地点买水，买自来水的人还是非常踊跃，每天上午6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8点，售水点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春熙路的十个水龙头，一直放个不停。
自此，成都人的饮用水慢慢翻开新篇章。
难忘家门口那水井
记得原来我们居住的崇德里分为前里和后里，前临东大街，后临红石柱街，后来才打通。在这条僻静的小街里，两个小转弯处各有一眼水井，我们家就在前里水井旁的院坝头。
由于当时整个崇德里没通自来水，周围住户生活用水什么的全靠这个水井，在我记忆中，那时的井水清凉透彻，冬暖夏凉，平时洗衣，暑天冲凉，非常方便，周围的住户们都习惯来井边仔细淘菜淘米后再挑上一担清水回家。有时天放晴，那些人在井边洗衣的大木盆会将巷子拦断，好在那时的自行车少，小巷也不通车。
曾听别人讲，说是我们前里的井水没有后里的那眼井水甘甜，这使住在前里的好些人不服气，我们也不怕麻烦，专门到后里打了一桶水回来细细品尝，结论是差不多。
为了使井水能一直保持清洁卫生，这里的人每年都会自发凑钱请人淘井，这是一个纯体力活，在当时根本没有抽水机的情况下，只见几个精壮的汉子轮流上阵，用最快的速度将井水提干，然后马上派人下去将丢在井底的碎石杂物等一一捡出。大概半天多时间，井水又渐渐浸满恢复原状。有一次掏井，据说从井底捞出一块生锈的手表，来了几个失主认领，引起了不必要的争执，还惊动了派出所。
为了打捞不小心沉在井底的铁桶，我也曾自告奋勇下到过井里，抬头上望，只可见井口箩筐大的一片天，想到了落井下石、坐井观天等成语，突然感到一阵恐怖，慌忙爬上来。
后来，喝井水不卫生的观念慢慢影响着大家，认为煮饭喝水还应该用自来水，井水只能洗衣洗澡。于是小街上就有专门担水的人，自备大号木桶，两角钱一担水，帮你直接挑进屋倒也方便，而好些家庭的厨房也是常配两个水缸，一口装井水，一口装自来水。
我们慢慢长大了，常被大人支使着到崇德里红石柱街口的自来水桩去担水。记得负责管理水桩的是一个老太婆，像一尊石像样坐在那里，两眼无神，不言不语，只管放水，但记性却非常好，谁家挑水没付钱，谁家给了水牌还剩一担水没挑，一清二楚，逃不过她的眼睛。
由于贪玩，我们每次都是在大人的声声催促声中才很不乐意地去挑自来水，但有时小伙伴们玩高兴了偷懒不想去，便悄悄地担门口的井水再倒进家里的水缸，大人似乎也没有发现。
1965年，我们家斜对面的住户独家从红石柱街口接通了一根自来水管进到他们院坝，引起整个崇德里轰动，我们几个小伙伴有时路过那里，看到那家人龙头里哗啦啦的流水时，眼睛里面全部是羡慕的目光，我们院坝什么时候也能通上自来水呢？
现在随着建设发展，城市水位降低，这样的水井是再也找不到了，前不久路过崇德里，早就不见曾经的面貌，不禁有些伤感。
（漆巨林）
从“扯水”到喝自来水
老成都城里人用水先是井水，后来才是自来水。我就经历了这样的时期。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用水都是到邻家院子的井里打。用一根很长的竹竿，把竹竿粗的那头挖了一个小孔，打水时把水桶提把上的棕绳从竹竿小孔中穿过，套一个活结，这样就把水桶牢牢系在竹竿上了。然后用这根竹竿把水桶慢慢往又深又暗的井下送去，当听到清脆一声“扑通”，便是水桶触到了水面，这时用力把水桶往水深处按下去，然后猛然一提，就舀上了满满一桶水。再把竹竿一把一把往上提，不一会儿，一桶清澈的井水便提上了地面。
成都人把这个过程叫“扯水”。
我六七岁的时候便学会了“扯水”。每天都要和姐姐用一根扁担、一个小木桶来井边扯水抬回家，并要来回抬六、七趟才能把水缸装满。因为每天都要做扯水、抬水的重活，所以我们自然也就养成了节约用水的习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点点滴滴。比如就拿洗脸来说，早上两人共用一盆洗脸水，而晚上洗完脸的水再用来洗脚等等，尽量利用和发挥出水的最大价值与功能。
后来，自来水公司在我家院子大门不远处的街边引来了自来水，还专门浇铸了一个半人高、脸盆粗的圆柱形空心水泥桩罩住水阀。水泥桩一侧距水阀最近处留了一个方孔，手伸进去就可开关水阀。方孔上安了一扇小木门，平时都要上锁。水桩前侧则伸出弯了90度、开口朝地面的水管，将桶放在下面即可接水。
自来水由一位老婆婆负责定时开放水和收水费。经过净化、消毒的自来水，比井水更干净卫生，于是大家便不再喝井水而用自来水了。
水费按大桶1.5分（一担两桶3分）、小桶1分钱的标准收费。每天中午和傍晚来自来水桩担水的人都会排成长队，大家有说有笑，于是“扁担、水桶、龙门阵”的情景很是壮观。每天开放水时，家家户户青壮年的担水人都在这里汇集，这便成了旧时老街老巷的一道特有风景。有的担水姑娘和担水小伙还借排队担水之机谈起了恋爱，最终还结成了夫妻，成就了一段“担水佳话”。
随着我渐渐长大，便可以一个人用一根扁担挑两个大桶担水，每天担两趟，水缸就满了，母亲和姐姐们都很高兴——改变了我家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家中没有壮劳动力的情况。同时，因我的长大，家里用水也比原来宽裕得多了。
当我成为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后，我担水干脆不用扁担了，而是双手各执一个桶提水，有时还会像电影《少林寺》中和尚们下山取水那样——两手提起盛满水的桶，然后伸开双臂，昂首挺胸，快步如飞。这样，我便成了担水队伍中很奇特的一员，大家都以敬佩的眼光看我、夸我，有的小伙子还效仿我。我把这项劳动当成锻炼身体的必修课，家里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一口水缸，每天我都保证两个水缸满满的。
不久，我终于练得肌肉结实，臂力过人，个头长到1.8米以后，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为此，我的心中也充满了男子汉的自豪感。现在回想起来更加深切感受到青春就是力量，青春真美、真好，青春就是骄傲，真想青春再来一次！
18岁那年我便离开了成都，在外一晃就是几十年，当我满头白发后，却总是爱回忆和给晚辈们讲述这段从喝井水到喝自来水的旧时光。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日益强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环境和条件都极大的得到了改善，自来水走进家家户户已是非常平常的事了。我小时候扯水、抬水、担水那样的落后的生活状况，在今天美丽的成都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历史，并一去不复返了。
在新时代、新发展的今天，我们老年人用亲身经历来做新旧对比，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丰硕而伟大成果啊！（千里）
同一个“水系”
成都是个亲水的城市，但在四五十年前，家家户户用水是件麻烦事。我家邻居汪婆婆，家里几只碗也要用篮子提着到一两里外十二桥河里去洗，保留了河居的遗风。其实那个时候十二桥所跨的西郊河已经很脏了，河岸尚未渠化，我常踩着河边的烂泥打沙虫回来喂金鱼。
城市需要用自来水，街道设有供水站，居民们上供水站用木桶挑水，挑回家盛进水缸里用。供水站是个粗大的圆柱状水泥墩，水管从中穿出，水阀则嵌于柱内膛室，膛室设门，可以锁闭。居民们可以花钱充值，充值的凭据用生产手工纸盒的边角余料充当，形状是它们被从纸板上切下来的样子，硬币大小，只是上面多了一个印章。水牌每枚值一桶水，倒也携带方便。傍晚时分，居民们排队打水，湿亮的水迹从供水站铺向家家户户，蛛网一样地把一个生活共同体密实地串联起来。
供水站的掌管者是钟幺舅两口子，幺舅母个子很矮，脑壳很小，脸瘪、面黄。尽管她有如此显著的特点，但大家的关注点却聚焦于她满口的黄牙，人们普遍认为那是长年不刷牙所致。希哈努克亲王到访成都，邻居们利用这个严肃政治事件给幺舅母编了一个段子，在整个“水系”流传了几十年：钟幺婶作为成都人民的代表，迎上前去与亲王拥抱，还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把牙黄留在了亲王尊贵的脸上。
我一直到上高中也无法挑回一担水，可知挑水确实是家庭实力的一大指标。扁担随着脚步荡悠，桶里的水随着扁担晃荡，那分明是家有壮男丁的一种炫耀。我外婆家里有两个舅舅，大水缸里总是满满地，荡漾着一层宁静的哑光。
我爸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他请来一帮工友在我家院子里打井。那时大约是1975年，这口压水井在我们蜀华街、包家巷一带具有相当的领先性。首创则不免笨拙，方法十分原始：搭起十米多高的架子，人站在上面一锤一锤往下打。一时间万人仰视，观者如潮。成都平原一般打到五六米就可见水，但我们的家的压水井却打了12米！
压水井泽被四邻，遇到供水站停水的时候，还有更远处的居民挑担端盆为它而来，我们家的井台就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平台。贺小孃是个有名的舞蹈演员，跳《白毛女》的，年龄不小了还单身一人，跟她妈住。她压水时双脚直立，下腰很深，起伏间身姿婷婷、秀发飘飘，她算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
取水的问题解决了，可用过的脏水往哪儿去仍是问题。最初，本着共建共享的原则，从井口修了一条沟，通到一墙之隔的邻院，在那里挖了一个废水坑。但坑的容量实在太有限了，可能还有对污水的嫌恶始料未及的原因，这个方案很快就弃用了。大家只能通过压水井取水，而不能在那里用水，淘菜啊、盥洗啊，我们用过的脏水得端到院外的角落去泼掉，我常常怀疑那些泼在地上的脏水又被我们抽上来用了。
尽管井水的饮用价值取得了检验报告的认可，但成都的井水有一股咸涩的味道，历来为讲究人家炊饮之所不取，有条件的邻居饮用的仍是供水站挑回来的自来水，井水只用来淘洗。我爸当然有理由认为他对这口井拥有权属，以上水换下水的口头协议被撕毁了，压水的杠杆似乎被铁链子锁过一阵子，但再坚硬的日子也经不住滴水穿石的妥协，井台旁边始终是来来往往的熟悉身影。他很无奈。
只有一次，下乡返城的幺爸跟我们划地分家，一天晚上，兄弟俩大吵大闹。我躺在床上听见对话：
我爸：“……是老子打的井，你敢再压一下？！！”
嘎嘎嘎，疾速地压了几下。
幺爸：“我就压了，做啥子？！”
……
我觉得我爸挺窝囊的。（散花楼）
老虎灶
南打金街中段与东升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在2003年旧城改造前，路中间有家老虎灶。
老虎灶是一口上下两台的七星灶，灶壁上设有放开水的水龙头，瓮子内舀热水，老虎灶是除茶铺以外供应开水、热水的地方，不卖茶。上班的人早上从家里将温水瓶带到老虎灶，烧老虎灶的人就像现在商场寄包处一样，拿个号牌给你，温水瓶上再挂一个同样的号码，下班将号牌交给烧瓮子的人，他对一下收起号牌，你提走温水瓶。
不过大家搞熟了就免了这套手续，烧瓮子的人看温水瓶就晓得是哪个的，还拿啥子号牌。有家长中午回来不到给上学的娃娃弄饭的，就将弄熟的菜放在一边，米装在饭盒里提到老虎灶上要烧瓮子的人帮着蒸。烧瓮子的都会做的，时间差不多就在饭盒里淘淘米蒸上，熟了再把菜倒进去，放学的娃娃来端着都是热的。老虎灶还可代顾客熬药炖汤。老虎灶店铺深受市民喜爱，因而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常见到。（曾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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