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病毒又来了! 《血疫》作者:面对病毒,最不该的是互相指责

成都商报 2020-06-06 02:07 大字

“不要因为很多人说此次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就以为这轮疫情过去后,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都不必再担心。接下来全球性的大流行会越来越频发。全世界人口正高速增长,并在大城市日益集中。2019年,全球共有45亿人次乘着飞机前往世界各地,这种规模和流动速度,足以在12小时内将来自地球某处的病毒带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

写下两本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书的理查德·普雷斯顿这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就在他说完此话两天后,6月2日,刚果(金)又暴发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这是自1976年以来该国第11次发生埃博拉疫情。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受疫情影响,1月20日至5月15日,《血疫》的销量是该书去年全年销量的两倍

忽然之间,今年66岁的美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成了“网红”——因为他的那本书《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以下简称《血疫》)。与加缪的《鼠疫》一样,在世界各地都成为了疫情期间的“超级畅销书”。

那是他26年前写的书。1992年,普雷斯顿关于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的长篇报道在《纽约客》杂志刊登之后,轰动一时。他由此决定将其扩写为一本书,为此他在1993年前往肯尼亚实地考察,深入病毒核心区域采访亲历者,第二年完成了此书。

自1994年以来,《血疫》在全球已累计卖出约250万本,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还改编为同名电视剧。1999年,《美国科学家》将这本书列入“100本重塑世界科学观”的榜单,一同入选的还有《寂静的春天》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如今因为新冠疫情,《血疫》的中译本自今年1月20日至5月15日,近4个月的时间里累计销售5.7万册,几乎是该书在2019年全年销量的两倍。

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普雷斯顿另一本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书《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下简称《血殇》)中译本推出,迅速登上当当社科新书榜第4名位置。

北京时间5月29日清晨6点过,红星新闻记者通过视频连线,采访了仍在居家隔离中的理查德·普雷斯顿。

■谈未来

全球性的疫情大流行会越来越频发,但我对未来仍充满信心

普雷斯顿毫不留情地警告世人:不要因为很多人说此次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就以为这轮疫情过去后,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都不必再担心。“他们完全错了,接下来全球性的大流行会越来越频发。全世界人口正高速增长,并在大城市日益集中。”

普雷斯顿在不同的采访中反复提到一个数字:45亿。“2019年,全球共有45亿人次乘着飞机前往世界各地,这种规模和流动速度,足以在12小时内将来自非洲某个洞穴的病毒带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

他也承认,人类对地球生态“做了很多可怕的事”,像这样的传染病爆发,就像是大自然的复仇,或大自然的自我调节。

当然,另一方面,他也毫不迟疑地站在人类这一边。“我不忍看到同类受苦,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现在,只要各国政府能够充分重视对公共医疗的投入和维护,重视医学常识教育的普及推广,以及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我对未来便仍有信心。”

■谈《血疫》

埃博拉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药打赢的,而是隔离

一如普雷斯顿在《血殇》中所写下的那段话:“埃博拉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药打赢的……为了战胜这个非人类的敌人,人们必须去除自身的人性。他们必须克制最深沉的情绪和本能,抛开爱与情感的羁绊,隔离自身或隔离他们挚爱的亲人。”

埃博拉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1976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的埃博拉河流域爆发,夺走了400多条生命。这条河流位于苏丹南部和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北部一带,埃博拉病毒由此得名。

最开始,当地几乎没有人相信“它”是病毒,都认为这是一种诅咒或别的什么。但当他们终于接受了这一事实并开始实施隔离之后,病毒便很快消失了。

然而它从未远离。1977年和1979年,埃博拉又在刚果(金)和苏丹再度爆发,只不过规模较小。198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小镇,某实验室从菲律宾进口的一批商用实验猴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好几只,科学家们很快在死猴的身上发现了埃博拉病毒。

由于雷斯顿距离首都华盛顿不远,此事迅速惊动了军方,他们与科研人员一起,全副武装进入猴舍大楼,扑杀了全部约500只猴子——染病的被解剖,健康的被安乐死。

尽管如此,仍有四名猴舍管理员感染了病毒,但无比幸运的是:他们感染的这一埃博拉病毒变种,只对猴子致命,却对人类无害。该变种后来被命名为“雷斯顿埃博拉”。

书中令人恐怖的描写

是为了追求临床的精确

1966年,12岁的普雷斯顿第一次来到非洲。那次是他跟父母一同去肯尼亚度假。“当时肯尼亚的基础建设还很不发达,到处是一片原始的面貌。”普雷斯顿说,“但我很喜欢非洲,喜欢它那种原始、充满力量的美。假如你小时候见识过非洲,它就会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

1993年,普雷斯顿第二次来到肯尼亚,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他来到埃尔贡山的奇塔姆洞穴——在《血疫》一书的开头,普雷斯顿所描写的第一个人物查尔斯·莫内,据调查便是在这个洞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普雷斯顿穿着生化防护服,全副武装进入了洞穴,踏过蝙蝠粪便覆盖的地面,触摸岩壁上象牙劈凿的印痕,一面想象着、猜测着莫内当年是如何在此处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你看不见病毒,闻不到病毒,摸不着病毒,只有在开始流血之后,你才会知道它的存在”。

1980年1月8日,查尔斯·莫内开始出现高烧、干呕的症状,随后在医生的建议下,乘飞机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求治。

病毒在他体内飞速繁殖,他的内脏逐步融化为血泥。他在飞机上时已经是半个死人了:消化道大量出血,让他呕吐出柏油般黑糊糊的血块,他的鼻子也在流血。他抵达内罗毕医院后不久便崩溃倒下,第二天凌晨去世。当医生解剖莫内的尸体时,发现他的肝脏已有部分液化,仿佛在他停止呼吸之前,身体已开始腐烂。他死前的一次呕吐喷到了医生脸上,那位医生也很快发病身亡。

有关莫内从发病到死去的这段描写,被公认为是《血疫》中最可怕的一段,令无数读者印象深刻。

普雷斯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查尔斯·莫内的真名叫做保罗·夏里耶。他说,假如重写这本书的话,他或许会把夏里耶在飞机上那段稍微“淡化”一下。“但当时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临床上的精确,而当你要把这种烈性传染病的临床症状表述得细致准确的话,呈现出来的画面通常都有些恐怖。”他说,“但事实上,正是那无数个精确的、有画面感的、人性化的细节,成就了这本书。”

■谈《血殇》

抗击病毒,无论是武汉的医生还是纽约的医生,都在前仆后继

1993年再次前往肯尼亚的时候,普雷斯顿发现:当地环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都内罗毕的道路从当年几乎没什么车走的泥泞小路,变成了沥青大道,车辆川流不息。

随着交通的极大发展,那些曾经深藏在荒野角落中的病毒,迅速地传向世界各地。因此,普雷斯顿的那句话也在这次疫情中被反复提起——“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在普雷斯顿的第二本书《血殇》中,两条时间线贯穿其中:1976年埃博拉在刚果(金)的爆发,以及2014年埃博拉在塞拉利昂的传播。但他描写的重点,是当地医护人员和专家所做的一切。

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与他在《血疫》出版后收到的一些反馈不无关联。“《血疫》被许多西方读者误解为:大量传染病都来自贫穷落后的非洲,西方人去非洲帮助他们时,承受了巨大危险与牺牲,仿佛他们是发达国家的健康威胁”。

这种居高临下的评论让普雷斯顿很不舒服。“那些认为非洲的医疗人员无法应对疫病传播、极度依赖发达国家医疗人员的想法,是非常荒唐和过度自负的。能够书写他们的故事,让我非常快乐。他们不是天使也不是英雄,是和我们一样,尽职尽责的普通人。就像上战场的士兵们,前仆后继,为国捐躯。不论是武汉的医生,还是纽约的医生。”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在西非有很多医生朋友,他们在看到《血殇》一书后极为欣慰。“他们对我说,如果不是这本书,可能绝大多数人永远也不知道:非洲的医护人员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他说,面对病毒,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互相指责。“所有这些病毒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全球的科学家们都在研制新冠病毒的疫苗,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对公共医疗资源的投入。从19世纪开始,医生就已经知道如何阻断瘟疫传播。”

方法就是隔离。普雷斯顿说,很多人对埃博拉病毒仍存误解:以为这种病毒因为发作太过猛烈,迅速导致病人死亡,这才不那么容易大范围传播。“我了解到的事实并非如此——爆发的结束,永远是因为行为模式的改变。当人们决定要结束这一切的时候,爆发就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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