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收藏美好回忆
国庆，这个盛大的节日即将来临，每个从小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在这个时刻，过往的回忆被唤醒。这个日子，对这个国家而言固然是一个重要时刻，而对普通人而言，也已经在慢慢流逝的岁月里，放进了很多故事。
有的人选择在这个日子和最爱的人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有的人选择在这个日子约多年未见的同学、老友相聚，有的人选择在这个日子与亲友相约旅行……我们把自己很多重要时刻放在国庆，这些记忆，也成为这个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与这个国家一起收获难忘的记忆。
1
上世纪70年代一个国庆节，我在外头耍了回来，进院坝吓一跳：天井头停满了载着铺盖卷的鸡公车，瞟一眼有20多辆！全是乡下的亲戚们，来城头看烟火架。饭后一会儿暮色上来，我带着亲戚们去人民南路看烟火架。
我要求坐鸡公车去，一家人都在骂，哪个把鸡公车推到人民南路去嘛。我不管，非要坐，家人无法，只得要表哥用鸡公车推我去。我坐的鸡公车在前头带队，身后跟了一串串人，算得上一个小队伍了。
那时每年国庆都有两个烟火燃放点，锦江大礼堂门口和红照壁那边。我们选在红照壁那边看。
2
天色渐渐黑了，烟花开始，一颗颗烟花弹“嗖嗖”地窜上高空爆开，牡丹、菊花、瀑布、麦穗图案一个接一个。亲戚们每当看到麦穗图案的烟花时都要爆吼，可能他们没想到城里人还会把谷物形状制成烟火架，这让他们骄傲又兴奋。
烟火架要结束时，天空中爆响连连，五彩缤纷，浓浓白烟，透亮星空，看得人震撼激动。直到最后一颗烟花弹升空爆开好久，我们才依依不舍离开。
3
那晚，母亲在院坝头借了好多床席子才将地板铺完，亲戚们纷纷打开自己的铺盖卷睡下。我也在地铺上与亲戚们一起睡，娃娃家觉得这样新鲜又闹热，安逸得很。 （曾智成）
因为热爱 我们为她流泪 为她骄傲
国庆前夕，在国内或海外的不少城市，流行一种“快闪活动”，很多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在网上相约，在某一个时间一起来到某一个地点，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唱完之后迅速离开。唱歌的人或许本来只是为了好玩，但很多时候，唱着唱着，眼泪却忍不住流下来。
国庆，对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同于春节、中秋这样的节日，这些传统的节日，主题总是与家族、家人相关。而国庆则不同，这个节日把个体和这个伟大的国家联系起来，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平凡，过往那些寻常的事情，好像也觉得有点小小骄傲。
每个人的一生，有悲伤、有欢喜，有低沉、有倔强，而一个国家，也同样有苦难、有辉煌，有曲折，有美好。她的苦难，是由我们的悲伤堆积，她的美好，也是由我们的欢喜汇聚。生活在这片土地，就无法剥离与这个国家的情感，所以我们在国庆的日子里会感动，会骄傲，会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情感如此炽热。
大周末这次邀请了很多人，从读书的少年，到退休的老年，记录、回忆一段段故事，每个人的成就有大有小，每个人的经历曲折不同，但每个人都在这个大时代的宏伟画卷上留下一笔。他们的故事表明，热爱这个国家，不见得一定要惊天动地，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表达：生而平凡，让家人更美好；小有所成，让团队更美好；身居要职，让社会更美好。
回家
我望着那轮明月
飞往家的方向
2001年10月1日，国庆和中秋恰逢同一天。那年我刚上大三，暑假因为打工没有回家。开学后不久，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说，有点儿想家了，可是国庆7天坐火车往返北京和成都，时间又太赶。爱女心切的老爸于是说：“那你买张机票飞回来吧，爸给你出机票钱。回北京你再坐火车。”
我一听，顿时心潮澎湃。在那之前，我只坐过一次飞机，就是高考后妈妈带我去昆明玩，从成都飞到昆明。所以那将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坐飞机。
买了9月29日周六傍晚的机票，我早早地坐大巴车到了机场。秋天本来就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气更是晴朗美丽。我换好了登机牌后，又转身来到候机大厅外，入迷地看着一架架飞机在明净的暮色中起起落落，竟然看得忘记了时间……
待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离起飞时间已经只剩半小时了！还没有安检啊！惬意的心情瞬间变得惊慌失措，我奔进大厅冲向安检口，排队的时候绝望地看了下电子显示屏：哇！太“幸运”了，我那趟航班显示要晚点半小时！
从从容容过了安检，走向登机口，小坐片刻就登机了，时间刚刚好，我不断地感谢着自己误打误撞的好运气。
我的座位刚好就挨着窗口，从舷窗望出去，蓝宝石般的夜色正在笼罩整个天空，而一轮明月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机翼附近的位置，那么皎洁，那么明亮。我满怀喜悦，飞向家的方向。
（杜小西）
登山
在“中尼友谊峰”下
开启了我的登山梦
2005年，我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小体育记者。一天，领导突然找我，以一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架势，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中国登山队的随队文字记者，跟他们去西藏登一座山。
当时正值中国和尼泊尔建交50周年，所以这也是一次外交活动，由中国登山队和尼泊尔登山队组成一支联合登山队，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8201米）附近的一座海拔6000多米的未登峰（位于两国的国境线上），登顶后将会把这座山峰命名为“中尼友谊峰”，以此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
2005年9月底，我兴奋不已又稀里糊涂地跟着中国登山队踏上了飞往拉萨的航班。那时我甚至还从未去过高原。
从拉萨出发，在车上颠簸了一整个白天后，我第一次看见了珠穆朗玛峰——居然没有很震撼，就像一个认识很久的好朋友：哇，原来你在这里啊。
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笑着对我说：“怎么样，跟我们在西藏登一次山，你绝对会喜欢上登山的。”
在老定日县城，我们和尼泊尔登山队的队员会合，一起前往海拔4900米的卓奥友峰登山大本营。当然，我不用真的跟着登山队去登山，我的任务是在大本营接收前方传回的信息，写稿发回报社。
现在的珠峰大本营，手机信号全覆盖，还有强劲的wifi，但在十几年前的珠峰地区可不是这样的。发稿极为困难——先把稿子手写在笔记本上，司机再开车把我送到一个有微弱手机信号的地方，我再把稿子用短信发给北京的同事。
10月1日中午12点左右，通过对讲机，我们收到了来自峰顶的好消息：双方队员成功登顶了那座未登峰，正式将其命名为“中尼友谊峰”。
这次采访经历，真的为我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大门。我从此深深爱上了登山，甚至在离开了媒体行业后，也都持续关注着这个领域。我开始尝试自己去登雪山，去高海地区拔徒步。希望能有朝一日能登上一座7000米级别的雪山，也不枉曾有幸与国家登山队同行。 （比利亚）
救援
他趴在我的背上问
你们为什么来帮我？
2008年10月，西藏当雄县发生了一场6.6级的地震，当时我作为救灾队伍的一员，到达了震中。
虽然震级并不高，但是这个地方老百姓的房子都是石头垒起来的，抗震能力不行，好多房子都出现了裂缝，也有房屋倒塌。
没有公路，依靠人力行走救灾效率很低，很难把救灾物资送进去，而且大部分偏远村庄都没有几个人，不如把他们接出来到安全的地方暂时统一安置。我们的任务就是带队搜索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村子。
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负重都已超标，好在有本地牧民提供牦牛驼运物资，尽管如此，行进得也异常艰辛。
遭受地震破坏的小道通行条件很差，10月的西藏也已经非常冷了，风沙被凛冽的寒风裹挟着，往脸上打、往脖子里钻，4500米的海拔让每个人都苦不堪言。
终于到达村子里，虽然所有房子都不同程度遭到了破坏，居然奇迹般地没有一间屋子倒塌，也没有人受伤，就是倒了一些羊圈、牛圈，死了一些牲畜。村民们本来不愿意出山来安置，因为放心不下牛羊，一同进山的乡干部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带着活着的牲畜一起出来。
当时有个藏族小男孩，大概八九岁的样子，他跟着我们走了一段路后走不动了，我就把装备放到牦牛背上，自己背着他走。孩子趴在我背上，用藏语问了我一句话，身边乡里的干部帮我翻译过来，说孩子在问我：“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啊？”
我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祝宇）
探亲
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
就差不多到了
那年国庆前夕，爱人告诉我，因为交接事多，没空回家，让我带女儿去部队团聚。我简单收拾一下行李，先坐公交车到盐市口，然后步行到大业路转车去双流汽车站。
下了长途汽车，询问双流汽车站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我爱人所在的部队处于一个偏僻而且不通公交的地方。我只好叫了辆三轮车。道路坑坑洼洼，一路颠簸，女儿哇哇直哭。我三番五次地问三轮车师傅：“还有好远？”师傅回答我：“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就差不多到了。”
半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营地，营房四周遍插小红旗，和营地正中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一派喜气洋洋。
这时候女儿也忘了路途上的辛苦，兴奋得直拍手。我爱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我们了，一把抱起女儿，亲亲抱抱举高高，逗得女儿咯咯直笑，不停地叫着“爸爸，爸爸，放我下来……”
第二天清早，天刚麻麻亮，窗外就传来列队的脚步声和细小的交谈声。我轻轻掀起窗帘的一角，看到两排营房正中的操场旗杆下，已经站着三四十位武警战士，个个军装整齐，表情严肃。、
在国歌声中，三名戴着雪白手套的战士把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了旗杆的最高处。不久，第一缕阳光穿透天边的朝霞，照射在五星红旗上。（刘雪燕）
理发
给一个学生理完发
其余学生全跑了
“让你感到我的爱”是那年我带的班级国庆活动的主题，活动要求大家心怀一颗爱心，在国庆期间为他人做件好事。作为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我当然要以身作则。
做啥好事呢？想来想去，最后想到给同学们免费理发。翻箱倒柜，找到我十几年前买的一把理发推子，又准备了剪刀、梳子、围布和一面小镜子。
国庆前一天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我拿出理发工具对同学们说，我要为同学们免费理发。同学们诧异地望着我，几秒钟后，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没有人怀疑我的理发手艺，我也很自信，认为理发是件很容易的事。
“谁先来？”我问道。
好几个男同学举起了手。“那就曾勇同学先来吧。要理发的同学留下来，其他同学可以回家了。同学们别忘了国庆期间给你爸爸妈妈或左邻右舍做件好事……”
理完发，我把镜子递给曾勇，问他：“满意吗？”曾勇看着镜子，表情十分尴尬，教室里响起笑声，“理得好瓜哟！”有个同学说。
“瓜啥子瓜！”我板起脸训斥道。“下一个——”没有下一个了，原想理发的同学们一哄而散，逃之夭夭。国庆后，曾勇来上学时戴了顶帽子。“我的头发被老师理得怪头怪脑的，但我还是感到了老师对我们的爱。”他后来在作文里这样写道。 （孔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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