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幽州的“十二时辰”
因《长安十二时辰》热播,令盛唐时期的长安风貌为观众所熟悉。
其实,在唐代名城中,长安未必是最宜居的。《资治通鉴》中便说:“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即扬州,“益”即益州(今成都),“口碑榜”前两名并无长安。
一方面,可能是长安在唐代中后期屡经战乱,已不入宋人法眼。
另一方面,长安属传统城市,采取严格的坊墙制,而扬州的罗城(即工商区)已推倒坊墙,成为近代街市型城市。
古代城市平均每0.5平方公里为一社区,以坊墙包围,开有四门,夜则关闭。这种城中城的坊墙结构有利于治安,且可挡鼠,作为当时的超大城市,长安极少发生鼠疫。但坊墙限制了城市发展。长安共108座坊,重心在城北,人口最多的坊每平方公里超3.5万人,而城南人口最少的坊,每平方公里仅201人,很多坊中开了菜地。
轻重失当,守城惟艰,终唐之世,长安6次被攻陷,是历代失陷次数最多的首都。
唐代长安还面临缺粮问题。每年至少有两个月,全城老少上山采榛橡代粮,皇帝则带文武百官“就食”东都洛阳,曾因出行仓促,致随从半路饿死。相比之下,那时老北京(当时称为幽州)的情况要好得多。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背景设定在天宝十三年(754年),而此前两年,大诗人李白曾到幽州一游,此行目的,至今仍是个谜。
幽州是唐朝边防支撑点
武德元年(618年),控制幽州的隋将罗艺(即《说唐传》中罗成的父亲)投唐,此时中原尚存14个以上的割据政权。可见,幽州是唐王朝起家的重要基础。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征高句丽,第二年四月,在幽州誓师。同年十一月,太宗退兵幽州,为悼念阵亡将士,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
唐代幽州呈长方形,北墙在今宣武门大街,南墙在白纸坊西街,东墙在烂漫胡同沿线,西墙在甘石桥沿线。与金中都遗址基本重合。(有学者认为,唐中期有扩建,具体情况未详。)
据《太平寰宇记》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慕容儁铸铜为马,因名铜马门(原称蓟门)。”
唐代的里约等于今360米,故当时幽州总面积为8.16平方公里,不足长安的1/10(唐代长安面积为84平方公里),城市西南的1/4是子城,即军队驻扎地。据记载,幽州驻经略军(即边防军)3万人,马5400匹。
幽州是唐朝对东北方向边防的支撑点。
其一,隋代大运河通幽州,此为获取粮草、兵源等补充的最北站。唐太宗说:“幽州以北,(至)辽水二千余里,无州县,军行资粮无所取给。”
其二,东北方面多半耕半牧部落,实力更强。唐代几次想将防线北移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但武则天时,契丹叛唐,唐军只好撤出营州。开元五年(717年),唐军一度收复营州,可3年后,又被契丹夺走,幽州成了堵住契丹南犯的第一线。
李白诗句称幽州为虎穴
752年,李白莫名其妙来到幽州。
李白来得不是时候,此时离安史之乱(755年12月16日爆发)只差3年,据史书中称,安禄山已为此做了多年准备。
这年3月,安禄山发20万兵击契丹,未能成功,引起朝中要员们的猜疑。《新唐书·杨国忠传》载:“安禄山方有宠,总重兵于边,偃蹇不奉法,帝护之,下莫敢言。国忠知终不出己下,又恃内援,独暴发反状,帝疑以位相媢(音如帽,意为嫉妒),不之信。”
对于这场战争,李白在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似有影射,如:“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
在诗的后半部,李白写下:“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这被认为是最早揭出安禄山野心的诗句。
在去幽州前,李白曾给朋友写了一首《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与前诗对读,显得意味深长,其最后几句是:“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
可见,李白事先已将幽州视为“虎穴”。有学者推测,李白此行可能带有特殊任务。此时他已51岁,被“赐金还山”9年,长期寓居金陵。派他去幽州刺探消息,不会引起安禄山的猜疑。此外,李白名满天下,安禄山亦有意延揽,正可将计就计。
该解释虽无实证,但除此之外,很难解释李白在幽州期间的创作中,为何屡屡暗示安禄山将反。
李白因何到幽州悬念重重
李白来幽州,曾被认为是应好友何昌浩之邀(称何于751年秋访李白于河南省叶县石门山,邀其入幕),并称何昌浩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奉安禄山之命,劝李白入幽州幕。
2005年5月,何昌浩墓碑在河南被发现。根据碑文,何昌浩一生只入过一次幕府,且幕主是宣歙采访使宋若思。宋若思的父亲宋之悌与李白有深交,李白晚年入狱,在宋若思全力营救下得免,此后一度在宋幕中,因此结识了何昌浩。何也曾隐居,与李白志趣相投,李先后给何昌浩写过两首诗。但他们认识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
可见,李白去幽州,与何昌浩无关,也未得安禄山邀请,这就让李白此行更增加了悬念。
当时安禄山一边暗暗扩张军事实力,一边亦重用文人,所谓“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对“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的李白有一定吸引力。
几乎可以肯定,李白是从南门进幽州的,因当时南墙外就是通济渠,从江南乘船,可直接到达。通济渠宽度在100米至290米之间,水量少,目前考古发现的船只遗骸,多是载重十几吨的小船。幽州是当时东北物流的中心,杜甫曾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后因大运河改道,通济渠遂废。
唐代气温较高,北方亦产水稻,幽州粮食主要由密云、延庆和河北怀来供给,人称“据居庸关,绝其粮道路,幽州自困矣”。
幽州十二时辰绝不寒酸
李白在幽州究竟待了多久,至今仍是一个谜,从诗中看,他多在河北一带游玩,几乎没提幽州城内状况。
据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者路振的《乘轺录》中说:“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
罽宾在今南阿富汗一带,亚历山大东征后,此地长期被希腊人后裔占据。在幽州,罽宾商人和移民竟多至专有一坊；肃慎是东北古老民族,与后来的女真有一定关系；卢龙本是边塞,后代称各民族聚居……唐王朝还将归顺的突厥人、奚人、室韦人、契丹人,内迁到幽州的归顺州(即今顺义区),当时幽州多元文化交相辉映。
多元文化给幽州带来巨大财富。据记载,幽州“城北有市,百物山偫(音如至,意为储备)”。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
在北京房山,保留了大量唐代刻石经,其中不少是商业行会赞助的,从中可见幽州纺织业极发达。在唐代,纺织品常被用作货币。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廷下令:“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以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违者科罪。”
天宝初期,全国“米斗之价钱十三”,可“青、齐间,斗才三钱”,因大运河可送来南方粮食,幽州亦享其利,被称为“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
可见,李白的“幽州十二时辰”不会比张小敬的“长安十二时辰”寒酸。
谁在背后支使李白
既然李白看出安禄山必反,为何唐王朝却未提前准备?很大的可能是:派他去幽州的,不是唐玄宗。
唐玄宗称李白“此人固穷相”“非廊庙器”,对其藐视王侯、喜作秀的风格不满,不会委托他去调查重臣。杨国忠虽排挤安禄山,但与李白亦不睦。唐廷高官均不太相信李白,但哥舒翰可能是例外。
哥舒翰是突骑施(西突厥别部)人,李白出生地碎叶后来落入突厥之手,二人语言、习俗相近。据学者陈磊研究,李白的“白”在突厥语中意为“白马”,而哥舒翰的“翰”亦是“白马”之意。
天宝十二年(753年),李白离开幽州后,直接到了长安,投奔哥舒翰幕府,还写了《上哥舒大夫》,称:“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哥舒翰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战屡败,被安禄山活捉,靠下跪磕头才活命,杜甫挖苦说“请嘱防关将,慎莫学哥舒”,李白却称他比卫青、白起强,未免肉麻。
哥舒翰与安禄山长期不和,天宝十一年(752年),唐玄宗将二人叫到长安劝和。
二人把酒言欢,安禄山说:“我爹是胡人,娘是突厥人,你爹是突厥人,娘是胡人,咱们应搞好关系。”哥舒翰也说:“野狐狸向窝嚎叫是不吉的,因为它忘本了,我不会这样。”
可安禄山没听懂,以为哥舒翰骂他忘本,两人几乎殴斗。
哥舒翰说安禄山要反,唐玄宗肯定不信。
幽州最终替代了长安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说:“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所谓“地气”,相当于现代人常说的“政治经济重心”。
唐王朝初期的重心本在长安,但长安以西乏险可守,为确保安全,只能不断向西用兵,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只能靠在陇右屯田自养,可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屯田发展空间受限。
史念海先生曾说,唐代呈两翼结构,一翼是关中,一翼是河北,都是国家财税重地。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割据,半壁财税尽失,幸有江南迅速发展,递补上来。
汉唐两代定都长安,因面向中原,有函谷关等天然屏障,且关中平原富饶,足以养民。可随着大量民众迁入关中,加上人口增值,关中粮食已不足食,又缺乏新的发展空间,只能从南方运粮。从江南到长安,漕粮需过汴河,汴梁因此崛起,但这也成为王朝软肋,一旦此处被切断,唐王朝便灭亡了。
在区域博弈中,幽州的优势与长安的短板,日渐凸显。
有趣的是,最早意识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诗人。据统计,《全唐诗》中以幽州为题材的诗歌竟达219首,其中仅有10位幽州本土诗人,且无名气。反而是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外来诗人佳作频传,幽州成为几代诗人文学想象的焦点,这为“地气”转换提供了可能。
唐代以后,幽州长期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替代了长安。
(文/蔡辉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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