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前 杜甫在浣花溪畔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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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南邻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一日，陇西同谷通往成都的古栈道上，西风烈烈，一匹瘦马驮着一位鬓发早白、面容清癯的男人踟蹰而行。他和沿途那些逃亡蜀中的穷苦北方农人并无二致，但他的名字注定是要照亮中国几千年诗歌史的。他的名字叫杜甫。
凄风苦雨、险象环生的南行路尽头，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成都，这里带给了诗人近四年的温暖和慰藉。他在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修了一所自己的房子——草堂。千年后的今天，成都人以“人日游草堂”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诗圣的铭记。杜甫草堂也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岿然立于天地之间。
草堂里挖出杜甫的碗？
2001年11月20日，对在杜甫草堂铺设地下管道的工人来说是特别的一天。一位工人无意间挖到了一些瓷器的残片，大家议论纷纷，一位工人开玩笑说：“这会不会是杜甫用过的碗呢？”消息迅速上报，随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闻讯赶来。一个令考古专家和杜甫研究学者欣喜的发现，在沉睡千年后，呈现在今人眼前。
杜甫研究专家王飞介绍，最初发掘出土的是七个完整的碗和一些陶瓷碎片，碗上的支钉和半釉是较为突出的唐代器皿的标志。随后又在遗址出土了大双耳罐、香粉盒子、荷叶釉碗等陶瓷制品，这些家庭生活中常见的器皿，残留着唐代生活在浣花溪畔人家的日常信息。
这让我们遥想唐人生活的某些侧影，甚至还可以更大胆一点，把曾在这里生活过的杜甫想象成这些器皿的主人。比如在公元760年的春天，他卷起衣袖手拿锯子，像一个老练的工匠那样卖力地干活，挥洒汗水，搭建茅屋，这几间简陋的茅屋落成后，他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写下了一首《堂成》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傍晚的饭桌上，这一个清釉莲口盘，装着自家新种的蔬菜，热气腾腾，老妻盛饭，稚子绕膝，浓稠的家的味道，瞬间模糊了老诗人的双眼……
唐代遗址增加了草堂文化含量
学术界对当年杜甫草堂的确切方位曾提出异议，但考古现场一方唐代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高僧塔铭碑的出土，也许可以平息争议。铭碑所云“益州正觉寺”，与杜甫刚到成都暂寓居的古寺，很有可能是同一座寺庙。王飞介绍，铭文内容有助于澄清历史上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杜甫草堂遗址”究竟在何处确论，充分证实了“古寺”的存在，再次为杜甫草堂原址就在浣花溪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关于这段短暂的寺院生活，杜甫有一首温情荡漾的诗加以记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嘘寒问暖之间，这位尝尽人间冷暖的老人，刚刚在成都落下脚，就迅速被成都人这种简单朴素的情感感动了。
杜甫草堂唐代生活遗址，是目前成都地区唐代遗址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处。它呈现了比较完整的唐代杜甫草堂的生活原貌和特征。人们可以通过整个遗址，想见唐代成都生活的质朴和温馨。2005年，面积1245平方米的杜甫草堂唐代遗址陈列馆落成，精选唐宋出土器物、陶瓷生活用具、建筑构件、文房四宝、玩具、乐器、唐僧铭文碑十种类别计100余件精美文物，对外陈列展示。
出土文物中最精美，也是唯一的一件邛窑唐三彩——唐代釉下三彩瓷净瓶，温润而柔和，这正像杜甫在成都的这段安宁时光，在他的暮年发出柔美的光亮。而诗人的内心，又像陶瓷进行焙烧时一般，燃烧着炽热的火焰，那是对这片土地，对天下苍生滚烫的眷恋与热爱。
一代代成都人为草堂添砖加瓦
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杜甫即将离开。
告别的时刻到来了，他回想起在成都的时光：有时跟儿子一起在菜圃里种菜，手上沾满了川西平原湿润的泥土；起风的夏日，他看着妻子在纸上画棋盘，小儿子敲针做成鱼钩，相亲相近，悠然自得；有时也坐在江边写诗，如果适逢好友造访，他就会叫儿子去打酒，大家一起醉酒狂歌，好不惬意……他疲惫的身心得到了放松，他修建的草堂已经很像一个家了……
诗人冯至在《杜甫传》中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杜甫离开成都时不曾预料，若干年以后，他的几间简陋茅屋，会成为蜀中的名胜，会成为全中国人膜拜的文化圣地。
对所有成都人来说，杜甫这位远道而来又匆匆离去的诗人，从来就没有从我们身边离开过。杜甫抵达成都时，成都人以自己包容的胸怀迎接他。邻里“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友善，温暖了他敏感而破碎的心。他告别之后，修缮、祭拜草堂成为成都人的文化传统。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草堂的保护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1955年成立了成都杜甫纪念馆（1985年更名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1961年，成都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成都杜甫草堂已是诗圣遗迹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知名度的一处。它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成都的象征之一。邓小平同志1986年春节期间第五次参观草堂时说：“到成都不来草堂，就等于没到成都”。
“人日游草堂”杜甫精神薪火相传
杜甫在成都一共留下诗作240多首，留给了成都一份珍贵的文化宝藏。他的诗篇里，有黄四娘家的花，有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有松柏森森的丞相祠堂，有在田垄上和他摆龙门阵的野老；更跳动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一颗赤子之心。茅屋中，月光下，他会坐在屋里写诗，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笔端春温，笔底波澜。
情系人民的诗人，也得到了人民的敬重。成都人以“人日游草堂”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诗圣的铭记。
据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教授考证，成都人年节习俗中重视“人日庆祷”由来很早。早在西汉时期已由京师传入蜀地。从盛唐起，成都人的人日节庆就很隆重。杜甫与高适之间的“人日唱和”诗，也正是成都人日雅会的一个佐证。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房锐研究，杜甫草堂所在的浣花溪畔，至少从宋代即是成都人春天踏青、游乐的重要地方。
自宋以来，每年文人墨客纷纷来到草堂祭拜诗圣杜甫，以人日祭拜为多，延续到明清，人日游草堂遂成为成都人每年的活动，文人则在这天雅集吟诗祭祀杜甫。将“人日”“崇杜”“踏青”几者结合起来推动成为正式民俗的功臣，是1854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他在果州（今南充）主考竣事后，返回成都途中拟就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第二天才是人日，为表达敬意，何绍基已经到达成都却并不进城，特宿于郊外龙泉驿。待第二天晨光破晓才亲送此联到草堂。此联一出，文人墨客竞相效仿，“人日游草堂”遂成为成都重要的雅民俗。
1992年起，成都杜甫草堂恢复“人日游草堂”的活动。2009年，该习俗成为成都市和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10年开始，“人日游草堂”活动扩展为成都诗圣文化节。每年人日谒杜吟诗，其乐融融，其雅宴宴。
本报记者 陈蕙茹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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